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一直处在焦灼中，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在无形中压迫着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在电影剧本的创作上独立作战，没有依傍，只能苦思冥想，冲破一道重围，让曙光渐次乍现。我知道于我，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不仅仅是一次想象力的检验，亦是对剧本技巧与主题表达的锤炼与检视。
我是一个不愿甘居于人后的人，一如2000之后我之所以写起小说不仅仅是出自少年时的梦想兑现，还是出自对自尊的一种捍卫──在八十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所谓“先锋批评家”时，我常挥舞着带刺的大棒“指点江山“，一天一位作家开带着嘲弄的口吻开玩笑说，“你们批评家只会说别人，有本事自己写出篇小说来试试？”我记得当时我很不服气，心想有朝一日我非写出一部长篇来让你刮目相看，我就不信我对别人作品的批评仅会停留在纸上谈兵。
当我在本世纪写完第四部长篇时，我知道我可以告慰自己了，我没有辜负自己内心的期许，我践约了我的誓言，而且我的作品定然会留给未来。
现在是电影剧本创作。在这一方面我亦曾多次指责别人的剧本，尤其是我当剧本策划时更是如此，以致给人的印象成了一从不动笔的编剧。我不想与任何争辩，这毫无意义，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再次践约，创作一部电影作品，导演拍得如何我管不了，但我的剧本要掷地有声。但前提是，这一剧本必须给我以绝对的创作自由，而不能受制于人。
《霍元甲》不算，毕竟那是人家现成的故事，我只是将原来的剧本掏空了重写了一遍而已。而这一次，是我要严肃对待的创作了，没有人真正帮着上我，我只能独自行走。
我如何重现那个我想象中的世界？我如何让一个历史人物穿越时空的隧道来与我重逢？我甚至如何能让这个故事在今天的现实之下找到当代的回响？
在剧本的之初我是一点数都没有的，只有忐忑和惶惑，所以礼平说“你过于的焦虑了”。
我焦虑吗？准确一点说我是在焦灼，剧本创作真的不像小说一样让人不至于那么得沉重，小说只事关我一人，写不好，或不想写我可以“放下”──一如佛家的惮语所说，剧本不行，一旦合同签署之后就等于给自己套上了枷锁，我只能带“刑”上路了。
直到大前天礼平还在说，你为什么那么焦虑？都谈了那么戏了，连我都充满了信心，你焦虑什么？
其实我何尝不知礼平仍在一种玩的心态上，他真是散漫惯了，凡事超然，这故然是一种人生之境界，但于做事是有问题的，人有时须担当，而且合同一如承诺，一旦应允就必须全力以赴，诚信亦是一个人须承担的道义的责任，尽管我知道如今在中国这个追逐名利与浮华的时代，诚信一钱不信。其实我更知礼平不知剧本创作的轻重，他认定我能跨越障碍，无往而不胜。
我只能强迫自己往前走，也拽着礼平与我一道同行。
今天礼平又晚到了，近十一点才敲响了我的门。我们在午饭前回顾了一下前面谈过的戏，我自己觉得还是好的。
午饭后，我告诉礼平，我们现在进入最重要的一场戏，它一旦被攻克，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一往直前进入悲壮的尾声，可这场戏却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可很快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但我当时不知它是否就是我要的，我不慌不忙地先说出来，一边说一边完善它的情节结构，没想到居然一口气我将它说完了。
礼平开始反对，他的理由是没有在这场戏中反映出古代人的礼制与形制，以及上下尊卑，认为这是考验作者的见识与古代知识的时候，我们该露一手。我本想与他力辩，一如我过去的作风，将对方强势性地压倒。可我克制住了，我知道我不能再像我的过去，不顾别人的情绪与自尊而一意孤行。每个人的意见都是值得尊重的，尽管可能你并不喜欢或认同，要让人心悦诚服而非慑于你的强势。
“你说得是常识，我懂，”我温和地说，“但戏必须具体，因为这是电影而非小说。电影是要具备的可呈现的细节的，它的属性决定了它的每一个动作与细节都是要能在影像中得以表达的，我们不能光谈概念。免除概念，直接谈戏，具备的戏，这是我的要求。”
他沉吟了一会，激动不已地侃起他想起的戏。我认真听着，听到一半时我就耐不住想去打断他───一如我的过去，根本不想听人说完就打断，因为我知道他最终要表达什么，而我又知道那不是好的想法，甚至根本就是在腾云驾雾───但我没有打断，我想也锻炼一下自己的耐性与心性。我该成熟了，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少年意气，我心想。
我终于听完了，我耐心地告诉礼平：“这是电视剧的情节，而且司空见惯，我为喜欢毫无想象力的东西，电影不是这样拖泥带水的，不能浅陋得直奔主题，电影的情节乃至细节要干脆，要新鲜，甚至要在一场中一箭双雕乃至三雕。”我又说，“好了，我们不用再争辩了，听我的，我将我想的这场大戏一一描述出来，你记录，我会说得很详细，不要遗漏了，因为我很讲究戏中的微妙层次。”
我说完了，抽了一支烟。礼平抬起了头。其实我注意到了我在谈到其中的高潮处时他的目光遽地射向了我，闪烁了一下，我知道我基本说服他了。可我没问，人有时在一种特定的情绪下是不能追问的。
我告诉礼平，“一般人在编织一个情节时，会忽略一个拟想中的观众群体，但这是一个成熟的编剧要时刻提醒自己的，也就是说，你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情节或细节时，要先在心里寻问一下观众看了这一情节与细节会反何反应？编剧要将这一拟想中的观众反应事先纳入到情节的编织中，由此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电影中需要出现的，什么是不需要的。比如人类最早的一部电影《火车进站》，一个长镜头的火车进站，而且无声，就把观众吓得抱头鼠窜，惊恐得大叫，为什么？因为没见过在一个若大的屏幕上中出现这样一种骇人的情景。现不可能再出现这种滑稽的场面了，因为随后的电影培养了观众的视野与欣赏能力，就是你再出现3D场面亦不会让观众吓得魂飞魄散，于是，现在的电影不要求再面面俱到的过程了，一个简单的镜头，观众立刻明白与领悟了你究竟要干什么，他的思维与眼光被无数个电影洗涮过了，有些意思点到即止，电影要求的是想象力的创新，同时，要求简捷明快地传达信息，该重点的要浓墨重彩，过程戏则一笔带过。你看，你想的许多戏都是人们在大量的电视剧里见过的，这是你无形中受到拙劣电视剧的影响所致，这是其一，二是没完没了的交代观众早以明白的过程，这也是好电影的大忌。”
我还说，“其实我在向你说戏时，为什么会那么的详尽无遗？为什么我要将镜头的感觉都一一告知？是为了让你尽快地进入电影的思维模式中，让你知道何谓电影，它是和小说思维大相径庭的，我希望你能尽快地进入这一思维模式，否则想出的戏都是大路货而且不对，再有，就是好的电影貌似在情节中流转，其实背后是被主题牵拉制约着的， 这才能让电影充满了一种思想的力度，不至于东游西荡，没有了魂魄，要击中优势力量攻其一点，当然，还有就是对人物有穿透力的把握与理悟，这都需要你把主题吃透了才能然于心，所谓的人文精神也是由此而生发出的。”
我很满意我对这次争论的解决方式，这说明我与人交流的方式在进步，我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就像礼平曾经警告我的那样，而是用事实说话，礼平一开始就没能听清楚我论述的情节，当我整理了思路后再详细地复述完，他才有所感悟。
“不错，很不错，”他说。
我说“礼平，所谓的古代礼制与形制有时不适合在电影中表现，或者根本没有可能表现，在这方面你还是缺乏经验，那么怎么办呢？我的确是迷恋仪式的一人，这就要求我们用想象力来予以制造，创造出一种仪式感，就像我刚才说的戏，所谓仪式感，就是让戏剧性有张力，有章法，有大开大合的层次和表现力。”
礼平仰脸看着我，坐在沙发上没吱声。我又说，“你说我是在用电影思考，你再静心想一想，从头至尾我是仅仅在用电影形式来思考吗？不，那样的思考只会让一部电影显得空洞，徒有其表，这是我一向所反对的，只有利用电影语言来进行文学性的表达才是纯正的电影，你看我谈得戏什么时候离开了文学的张力？以及对人性的捕捉与思考？我会在设计的一场戏中让当下的情景呈现出超越当下的情节张力，这才是电影的魅力以及它要追寻的文学性。”
随后，我们接着往下聊，没想到居然将一部电影彻底地编完了，只是我仍觉得结尾编得有些糙，但情节线条和方向是正确的，做为一部戏的故事大纲，它显然是成立的。好极，按照合同约定，我们如期完成了任务，剩下的是让礼平整理成文字了。
礼平还在坚持那场大戏还缺点东西，我问他是什么？他说还不知道。可我知道他仍处在一种莫名的情绪中。我说，你要相信我，可能它仍未尽如人意，但目下是最好的设计了。“是很好，也精彩，”礼平说，“我没说你这东西设计得不好，只是觉得还可以更好。”我告诉他：“这是对的，精益求精，永不满足， 我们可以再讨论，我也想想还有没有更好的设计，但想法一定要具体，形而上我们最初就已讨论过了，现在要的是务实。”
他说，“你最初的一些设想并没有进入故事，现在看来也进不去了，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
“是的，“我说，电影是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只有二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表达一个主题，这就决定了它在这一时间长度上可能只能说一句话，比如《活着》电影，其实就说了一句话，即“活着”，多了就会头绪繁多造成混乱，，而且说不清，在设定故事主题时，不妨可以想得多一些，丰富一些，但进入到了具体的情节中时它就会在自身暴发出一种牵动力，让人不自由主地跟着这走，这时该舍弃的就必须舍弃。”
我说， “我原来担心的是爱情的主题可能完成不了，因为难度太大，又是纯粹虚构没有资料可以依凭，我担心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怕古人的爱情感觉我捕捉不住，其实这是避重就轻，可我居然攻克了，这才是真正要表达的主题内容呢，既然如此，其它的人物关系已然不再重要───它本来就没有现实的内容重要。”
礼平说，“我同意这个意见。”我很高兴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虽然我的原初设计确实有些好想法没法再装进现有的故事框架中了，但关键的人物关系却意想不到地得到了充实与发展，于我，这是令人欣悦的。
礼平五点来钟走了，我一人坐着吸着烟，心情似乎平静得让人起疑，按说我该快乐才是，毕竟一个大故事被拿下了，心里搁着的一块大石头亦该放下了，为什么我竟如此平静？
不知道，只是感到了很累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