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竞争激烈造成了学生负担加重吗？
本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记者董洪亮、陈星星写的报道：《这一次，“减负”能否成真》之后我贴出了《这一次，教育“减负”能走多远？》我看到了一些回帖，以及和我朋友的讨论证实我的看法，减负的问题绝不会一蹴而就，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家长老师以及学生并没有一致的认识，如果社会不能形成共识，减负的最终结果一定是越减负担越重。
强国论坛的一位网友说：“绩效考核对学校，对教师都是头等大事。给学生减负？学校教师的绩效从哪里来？ 教育部不废绩效主义，学生不可能减负！”
价值中国的一位网友说：“长期以来，‘减负’始终是一个梦。几乎人人都知道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很多人都在喊着‘减负’，但是离梦想成真似乎永远有一段遥远的距离。家长不想‘减负’吗？教师不想‘减负’吗？学校不想‘减负’吗？学生不想‘减负’吗？都想，但减不下来，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竞争激烈反映在学校里，教师要考核绩效，这是教师的头等大事，因此长沙的一位老师说：“一方面鼓励盲目竞争，一方面高喊减负，自相矛盾。”
社会就业竞争激烈，势必要让学校学生负担加重，这是颠倒的教育理念。杜威说：“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他还说：“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就是陶行知所说的“生活教育”的来源。由于竞争就要舍弃“生活教育”，减负就永远不会有结果，因为所有的教育都在为孩子的未来做准备，都在参与竞争，哪里还有“生活教育”？
教育以人为本，首先回归教育是民生的属性，家长的教育花费是一种消费，而不是投资，如果把对孩子的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的话，这种教育也许对于某一个体在经济利益上的到了回报，并得到满足，但对于整个教育而言是极其有害的。
杨元元之死引起社会震动，评论认为：“在全国，每2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是什么原因让众多的人如此轻生？是压力，是重压下的崩溃。”因此有评论认为贫困、社会不公以及心理压力造成自杀频发。《新闻晚报》有一篇评论的标题就是：《评贫困女研究生自杀：什么比贫困更致命》；还有一些评论认为：“知识改变命运”今天还可信吗？认为：“上海贫困女硕士宿舍内自杀，用生命证明‘知识改变命运’是个美丽的谎言。”人民网重庆视窗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杨元元生前照片曝光自杀前感叹“知识难改变命运”》。
问题还是出在教育上，“知识改变命运”是不能够被误读的。关于“知识改变命运”，李嘉诚在2003年9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时候说到这个问题。2004年4月1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有一篇：《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这是作者和许振超交谈的感受，也是说了同样的问题。
“知识改变命运”不是单纯靠考试考出来的，更多是要靠社会经验的积累、磨砺，踏踏实实的做事情做出来的。仅仅有考试选拔的精英教育未必都能踏踏实实做事，并把服务社会，奉献社会作为终身的追求。
中国教育之问，“钱学森之问”的核心问题剑指中国这种精英教育的弊端。
从中国的社会制度上看完全不应当出现这个问题，社会就业竞争激烈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不是中国社会转轨的目标，但这却成为中国的社会的严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要集中在初次分配的严重不公上。但是经济学家却不买涨，他们认为初次分配要首先解决效益，要增加社会积累，贫富的差距是应当由二次分配来解决。这就是这些经济学家“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真相。
分配差距的悬殊必然反映在社会就业的竞争上，这种竞争必然导致社会在选拔人才方面过于重视学历，社会必然会出现唯学历的倾向，如果都在争取高学历，通过这个途径获得高收入，必然会培养了一批高分低能，眼高手低的人才。
辛辛苦苦考出个美好前程的这一代有一部分是得到了这种实惠，但除了这种实惠之外，他们有多少社会经验去为社会做大事？学历和能力是有相关的关系，但这种相关关系与实践和能力的相关关系差的很远。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必然会说我和他们这一代存有代沟。如果这是代沟的话，谁在沟里呢？这就更值得思考了。
教育部始终申明政府从来没有主张教育产业化，但绝不能低估了教育产业化的后果。那位网友不是说“教师不想‘减负’吗？”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就有一些教师不能坚持育人为本，把应试的“本领”作为从孩子身上赚取金钱的资本，这种师德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为学生“减负”不能当梦做，这个问题的由来与发展是整个社会转型期间各种利益冲突、博弈的反映。因此我一直说：“一个很古老的命题，教育不能直接去改变社会弊端，但教育却对社会良性发展的促进将是直接的，有力的，教育也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
客观的说，社会转型中的初次分配的差距不断缩小，社会腐败得到有效遏制，到这个时候为学生“减负”才有可能迈出实实在在的一步。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