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竞争激烈造成了学生负担加重吗?


就业竞争激烈造成了学生负担加重吗?
 
强国论坛的一位网友说:“绩效考核对学校,对教师都是头等大事。给学生减负?学校教师的绩效从哪里来? 教育部不废绩效主义,学生不可能减负!”
价值中国的一位网友说:“长期以来,‘减负’始终是一个梦。几乎人人都知道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很多人都在喊着‘减负’,但是离梦想成真似乎永远有一段遥远的距离。家长不想‘减负’吗?教师不想‘减负’吗?学校不想‘减负’吗?学生不想‘减负’吗?都想,但减不下来,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竞争激烈反映在学校里,教师要考核绩效,这是教师的头等大事,因此长沙的一位老师说:“一方面鼓励盲目竞争,一方面高喊减负,自相矛盾。”
社会就业竞争激烈,势必要让学校学生负担加重,这是颠倒的教育理念。杜威说:“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他还说:“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就是陶行知所说的“生活教育”的来源。由于竞争就要舍弃“生活教育”,减负就永远不会有结果,因为所有的教育都在为孩子的未来做准备,都在参与竞争,哪里还有“生活教育”?
教育以人为本,首先回归教育是民生的属性,家长的教育花费是一种消费,而不是投资,如果把对孩子的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的话,这种教育也许对于某一个体在经济利益上的到了回报,并得到满足,但对于整个教育而言是极其有害的。
杨元元之死引起社会震动,评论认为:“在全国,每2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是什么原因让众多的人如此轻生?是压力,是重压下的崩溃。”因此有评论认为贫困、社会不公以及心理压力造成自杀频发。《新闻晚报》有一篇评论的标题就是:《评贫困女研究生自杀:什么比贫困更致命》;还有一些评论认为:“知识改变命运”今天还可信吗?认为:“上海贫困女硕士宿舍内自杀,用生命证明‘知识改变命运’是个美丽的谎言。”人民网重庆视窗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杨元元生前照片曝光自杀前感叹“知识难改变命运”》。
问题还是出在教育上,“知识改变命运”是不能够被误读的。关于“知识改变命运”,李嘉诚在2003年9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时候说到这个问题。2004年4月1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有一篇:《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这是作者和许振超交谈的感受,也是说了同样的问题。
“知识改变命运”不是单纯靠考试考出来的,更多是要靠社会经验的积累、磨砺,踏踏实实的做事情做出来的。仅仅有考试选拔的精英教育未必都能踏踏实实做事,并把服务社会,奉献社会作为终身的追求。
中国教育之问,“钱学森之问”的核心问题剑指中国这种精英教育的弊端。
从中国的社会制度上看完全不应当出现这个问题,社会就业竞争激烈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不是中国社会转轨的目标,但这却成为中国的社会的严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要集中在初次分配的严重不公上。但是经济学家却不买涨,他们认为初次分配要首先解决效益,要增加社会积累,贫富的差距是应当由二次分配来解决。这就是这些经济学家“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真相。
分配差距的悬殊必然反映在社会就业的竞争上,这种竞争必然导致社会在选拔人才方面过于重视学历,社会必然会出现唯学历的倾向,如果都在争取高学历,通过这个途径获得高收入,必然会培养了一批高分低能,眼高手低的人才。
辛辛苦苦考出个美好前程的这一代有一部分是得到了这种实惠,但除了这种实惠之外,他们有多少社会经验去为社会做大事?学历和能力是有相关的关系,但这种相关关系与实践和能力的相关关系差的很远。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必然会说我和他们这一代存有代沟。如果这是代沟的话,谁在沟里呢?这就更值得思考了。
教育部始终申明政府从来没有主张教育产业化,但绝不能低估了教育产业化的后果。那位网友不是说“教师不想‘减负’吗?”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就有一些教师不能坚持育人为本,把应试的“本领”作为从孩子身上赚取金钱的资本,这种师德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为学生“减负”不能当梦做,这个问题的由来与发展是整个社会转型期间各种利益冲突、博弈的反映。因此我一直说:“一个很古老的命题,教育不能直接去改变社会弊端,但教育却对社会良性发展的促进将是直接的,有力的,教育也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
客观的说,社会转型中的初次分配的差距不断缩小,社会腐败得到有效遏制,到这个时候为学生“减负”才有可能迈出实实在在的一步。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