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要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
胡殷红
人都有虚荣心，年纪多大都会有点残存。我曾在我的名片上印制了三组字样：记者、编辑、作家。过后每当与人交换名片时，总想方设法解释解释。没几次，我实在觉得累，便让那些名不符实、叫我心虚的名片下岗了。
８０年代，我从完全与记者、编辑、作家无关的行业跑到一家报社应聘。按规定当场写篇“一分钟短小说”。我在会议室改扮的考场里左顾右盼，看应试者个个长得都很深沉，都长着写小说的脸，都一脸小说似的。就我好像五官错位使用，鼻孔看人，眼睛出气。考场的这种气氛使我完全失去了自信。为了对得起推荐我的人事干部，我决定在允许离开的时间离开这个不属于我的地方。我学过美术，但没毅力，没出息，一度放弃绘画。那天人家招的是文编，我索性破罐破摔，在发给我的稿纸上画满了线条裸体女和我从小酷爱画的芭蕾舞鞋。２０分钟后，我丢下那些乱画的纸，便逃之夭夭了。
不幸的是，那些应聘者的“小说”大概一篇没审过；有幸的是，考官们说，这人好像学过美术，作美编画题图尾花一准是把好手。可是我没在试卷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如果不是当晚我如实向推荐人汇报了我的恶劣行径，恐怕这美编的“肥缺”也不会属于我。
进了报社，当了美编，终日为美化标题、按编辑们的要求画点题图、插花、报屁股，终日等候排出版来补白，终日等待机会给一些图片配几句酸词，写几行不叫诗的配图诗。记得，当年还在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的陈建功在一次会上见到我说，你们杂志封底上的配图诗，还准备写下去啊？停了得了，你不是写诗的料，别丢人啦。我正准备罢手，铅字排版统一改成了电脑照排，只有画版、填空才有用的美编被责令改记者了。
第一次受挫，是我学写新闻消息。那时，我连新闻五要素都不知道。到现场没去找资料，也没记录出席人名单和会议内容。回到家写不出半个字，爬上楼找到早我些日子调到另一家报社工作的前同事帮忙，让她一顿奚落。她无奈地帮我框出了新闻消息的格式，但因我会议不出现场情况，那一次没能给报社发出消息。我遭到了可以想象的白眼。
我接受的第二个任务是到唐山采访震后福利院的建设。去了好几天，先采访市长，又跑遍了唐山的福利院和幸存者聊天，记不清谈了多少人，记录了两大本材料。回京后却不知从哪下笔，找来朋友商量，在他口提面命之下，终于“哭”出３０００字。自己所在的报纸、杂志狠狠删改之后算凑和用了。不管咋地，白纸黑字发出来了，虚荣心又涌动起来，送给《北京晚报》当时还是编辑部副主任的高立林，希望他也发一下。一个小时后电话打过来：你会说不会写是啊?电话里你说的那些事都挺好，怎么落到纸上尽是些虚头巴脑的文学词。你得知道，新闻通讯除了事实，别的虚词都是配饰。
这是第二次遭扁。我的脸红了多久，我自己知道。我是个可以激励的人，我自己也知道。三天后，我把改过的文章又送到北晚，三审一路绿灯。发表后我接到不少报社转来的信，从此我就上了弦。
至于第三次和更多次的搓火糗事，连我自己也记不住了，反正从美编到记者的转型，知识结构的再调正，我整整下了十几年的功夫。
走上职业记者道路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我对自己没有特别的苛求。只知道自己最大的弱点是“散漫”。这个从幼儿园就不离不弃跟随我的的评价，像顽疾在我身上几十年，想去病如抽丝一样难。
散漫归散漫，但我是一头习惯于被鞭打的“快驴”，爱听好听的，一句表扬话能让我忙活好一阵子。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永远分不出场合地嘻嘻哈哈，但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嘻哈归嘻哈，我受不了一点委屈，也见不得别人受点委屈，爱憎分明到令人常常下不了台。就凭我这不男女的生硬性格，没啥不敢说不敢写的，见到不平事就想拔刀相助，也不想自己那刀好不好使。但是我的努力是有收获的，许多家报刊的约稿不断。很长一段时间读者以为我是个高产的男性记者。
作为记者经过多年磨砺尚能应付。半路出家能干到我当年那份上，自己又不知天高地厚起来。１９９３年下半年第一次为写报告文学进入准备状。采访，我是强项，结构大题材我没有那能力。我求教于《当代》杂志的老报告文学编辑郭宝臣。他为了让我这没有一点技术准备的人弄懂一些文学写作的基本技法，说不明白的时候，就“肢解”作品，把书分线索撕开，分别剪贴装订，写好注解，一点点帮我分析。在我写作前制订框架结构，定好每一章节的基本内容，我写一章他看一章。１９９３年的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整整１０天，我交出５万字，１９９４年《当代》第一期报告文学栏目头条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让生命更美好》。发表后，资深的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打电话对我说：“作为题记的那几句诗不错。”我听出了话外音，就一点不隐讳地告诉他，那是我的恩师、我的责编郭宝臣在编辑时加的。
不久，我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涉及到的一个人物刑满释放，找到我。没等他开口指责，我就开始承认错误。我只凭文字材料而没有采访这位当事人，却跟真的似地“文学”了他的心理活动。我的真诚和我的歉意使我们那次谈话后相安无事。从此我得出结论：作家与记者的区别就在于，记者靠事实，作家靠灵感；记者说客观存在，作家说人性开掘；报告文学作家是用文学表达思想，但必须绝对尊重客观事实。而我，思想准备、技术准备都不足。我不是作家的料。
那些年我发表了二百来万字的文章，1999年到2004年，几乎平均每周都有一篇重要报道在我们报上发表，在其他几个报刊上也开了专栏，写写心里闹腾的那些鸡零狗碎啥的。90年代末，我加入了中国作协会员的队伍。接触的作家多了，读到的优秀文学作品多了，采写的文学类报道多了，自己想写的人和事也多了，出门把我介绍成作家的机率更高了。记者的工作使我养成了敏锐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和分析事件的基本思想方法，使我完全可以超越个人好恶以及文学观点去客观评说人和事、作家和作品。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几近成为我唯一的乐趣。
我知道，有些记者确实写出了不少作品。每当我读这些作品时就想，这是一个勤奋的记者的心血之作，但如果用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俺可就不敢恭维啦。文学创作对综合素质的要求很高，需要思想、艺术，人品、文品，道德、情操的多重修炼。我不行，我也只能是个在记者里离文学较近，在文学队伍中离作家较近的记者而已。现如今“强扭鸭子硬上架”，又干起了行政工作，那也不过是在行政干部里和文学沾点边，却又属“极不着调”万金油而已。
领导们总是批评我转不过弯儿来。我嘴上不服，心里却想：怪不得你们能行，还真明察秋毫，看出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江山都改了，我的秉性却难移。面对无边无际的日常工作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心里总想：
什么时候刮风下雨咱不知道，吃几碗干饭咱自己清楚。
把复杂的变简单，把阳奉阴违拿到光天化日之下。索性就这么活人，管它三七二十一还是二十八呢。
这种活法，得益于记者的职业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