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倒计时[5]:书虫伉俪


藏书票是我非常喜欢的门类,最吸引我的,是书和人的紧密连结。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书是那么地不可得,因此读书、好书、藏书,成了证明自己够时尚、够文化、够富有、够地位的重要标签,藏书票也就这样应运而生,甚至,当藏书太过不易以至于偷书蔚然成风的年代,藏书票还成了讨伐偷书贼的战场,好玩儿极了。
在藏书票上寻找“夫妻”主题,是件更好玩儿的事。这次孩子们征集到了12组拍品,每个都很有故事。
先看这两组:
 
 
从名字可以看出,它们是为同一对夫妇定制的,戴蒙夫妇(Jack Edouard Diamond和Elizabeth Watson Diamond)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拥有自己的私人藏书馆和出版社,为他们二人制作书票的版画名家不计其数。因与英国著名插图家约翰·奥斯汀私交甚密,戴蒙拥有奥斯汀的一些插图著作权,一些自用书票均取材于奥斯汀的插图设计。奥斯汀的插图风格深受前辈比亚兹莱影响,其1922年为《哈姆莱特》所设计的插图赢得了一致好评,也是奥斯汀从颓废主义向新艺术风格转变的开始。
上头这两枚藏书票分别由戴蒙夫妇私人出版社旗下的两个子印刷社The Diapure Press和The Hyacinth Press印制,出版社不仅出版图书,而且也自行印制藏书票、明信片、贺卡等。
下头这对则出自瓦伦廷·勒·冈匹昂(Valentin Le Campion,1903-1952)之手,木口木刻。勒·冈匹昂曾为美国书票藏家戴蒙夫妇制作过多枚书票,这对的创作年代在1930年前后。夫人伊利莎白的书票中,矗立着荷兰最高的钟塔——乌特勒支市著名的歌特式主教塔,高约112米。夜色中的乌市伴着星辰,显得格外寂静,唯有塔顶传出悠扬的钟声。音符滑过夜空,犹如回到了中古世纪。丈夫杰克的书票源于荷兰传统的城市街景,楼宇交错,拱桥架在河道之上,曲形绸带上刻着票主的名字,将书票分割成上下两部分,经典装饰,几何构图。绸带上是荷兰沿海田间的风车扁舟。
美国人的书票为何钟情于荷兰市景?答案很简单:美国是个世界移民国家,戴蒙夫妇的老家克利夫兰是美国几个荷兰后裔的聚集地之一。最早出现在美国的荷兰移民是17世纪中叶荷兰西印度公司在纽约一带的殖民后裔。克利夫兰的荷兰移民一部分是“老殖民者”,另一部份是之后从荷兰渡洋来到美国的“新移民”。戴蒙家族也许就是他们的后代。
 
再贴一个藏书票大师:塞维林(Mark Severin,1906-1987)。他最擅长的其实是人体和情色主题,身前死后,藏书票都颇受追捧。董桥散文小品中曾多次提及的“西弗琳”或“泽韦林”正是此人。这张票是塞维林的早期作品,也是为数不多的非情色人体主题。趁着屋内的灯光,依稀可见夫妇二人围坐在桌前,各捧一本书,在夜色下安逸地阅读,散发出淡淡的、静静的幸福。
 
另一枚杰拉德·高登(Gerard Gaudaen,1927-2003)是塞维林的得意门生。这张夫妇婚礼藏书票,揭示了当年西方藏书票玩家的一个传统:自己结婚、生子之时,都要制作藏书票用以纪念。票主Peter Martens 先生和Linda Dick女士身着婚礼服饰,相互依偎在木桥上。
 
从接触藏书票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被提醒:它们是个性化且私密化的。赏玩藏书票的乐趣,在于每一张背后其实都有一份精心的设计,从定制的初衷,到整体风格的选择,再到画面每一个细部,都不是平白无故的。可惜的是,由于文化和时空限制,国内想查到详实的藏书票资料十分困难,这应该也是制约了藏书票收藏和赏玩在国内发展的原因。
 
再来看一幅有趣的,这对老书虫:
 
一个天蝎座,一个金牛座,老两口各自捧着自己的书,在烛光下安逸地阅读着。不知道头像是专门照着他们自己的样子画出来的,还是标准化生产。但至少,这样的选择说明了他俩不仅爱书,而且爱玩儿星座,而且还很诙谐幽默。
 
另一张是孩子们极力说好的,我问为什么,答:“漂亮呀!”
 
奥利地名家图博尔(Friedrich Teubel,1884-1965)的大作,图博尔为票主斯托休斯家共制作过27张藏书票,其中大部分都是为斯托休斯夫妇(Dr. Karl 和 Margarete Stosius)订制的。票面中古老的挂钟,指针将要指向零时,新年的钟声就要响起。环绕在钟周围的两句德语,划出永久不变的运行轨道。最下方的一句大意是“祝1949年圣诞新年快乐”,上方另一句大意是“新年钟声敲响之时请尽情起舞,享受这快乐的时光”。书票整幅画面精致细腻,各种细微物件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挂钟顶部跳舞的男女,以及底部举杯庆祝的小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