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1日，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按照欧盟模式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明确表示了希望把东亚共同体建设成亚洲版的欧盟，并先后在联合国大会演说、就职演说以及其他场合多次谈及东亚共同体。从此东亚共同体这个课题成为了东亚各国的主旋律。
怎样理解东亚共同体？谁将最终主导东亚共同体？它是一个政治体还是经济体？
东亚共同体不是国际关系概念，东亚共同体初级阶段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所以首先要与日、韩两国在产业上形成对等关系。一个是市场大国、制造业欠发达，一个是制造业发达市场狭小，如何做到这一点而不被当成傻大个？
首先，这就要求中国也要建立自己的财团体制，在产业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中获得话语权与升级能力，形成与日韩财团的竞争、合作，最终与日韩财团形成利益共同体。
其次，在目前无法获得日韩技术的前提下，要采用财团企业或主权基金式投行的资金获得日韩财团企业的股权，形成与他的持股关系，而不仅仅是被持股的关系（注：现在大多数与日韩的合资企业其实全是被持股关系）。
中国需要主导东亚共同体，首先要建立财团体制，首先把自己的产业链整合起来，形成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而不是仅仅附庸日韩财团，才能实现平等的竞争与合作，才能进入产业链的高端。另一方面，这种财团可以保护国内的市场，保护了市场也就持有了市场，才可谈所谓的市场换技术。如果没有财团体制就进入东亚共同体，就必然被始终压制在产业链分工最终端，受控于日韩财团。
东亚共同体的启蒙
东亚共同体是拟按照二战后欧共体建立的一种亚洲地区的类似合作组织，最初由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1972年10月14日~11月12日，以原东京银行（现三菱东京UFJ银行）总经理崛江薰雄为团长的财界、政府人士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调查团”对欧洲14个国家进行了访问。调查团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各国政府、经济界人士进行了60多次会谈，这是日本第一次对共同体经济的考察和认识，可以说算是对东亚共同体的启蒙。
1990 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东亚经济集团”，倡议建立“东盟+中、日、韩”贸易集团，应对欧洲和北美集团化的挑战。
但“东亚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则是在2002年举行的“10+3”领导人会议上。日本前执政党自民党曾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但因得不到中国的支持最终只能不了了之。2004年5月18日，日本成立了由财界、政府、研究机构组成的战略研究机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 CEAC，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担任该会会长，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滕宪一任议长。该机构旨在为改变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方面的落后局面出谋划策，以期重新确立和强化日本的“主导”地位。2005年8月，推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的政策建议报告，提出的鸿篇政策报告格外引人注目。
CEAC是迄今为止战后日本出现的阵容最为强大的“产、官、学”一体化的战略研究体制。其成员包括：（1）13家主要财界代表。丰田、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松下电器、住友商事、新日铁、电通、欧姆龙等均榜上有名，经济团体联合会名誉会长、新日铁会长今井敬、三井物产前会长上岛重二、住友商事会长岗素之、丰田汽车会长张富士夫等财界头面人物都在其中。（2）外务省、财务省等政府9省厅代表。（3）11家日本最主要的研究机构代表。即日本国际论坛、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和平研究所、安全保障贸易情报中心、国际经济交流财团、日本国际交流中心、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国际货币研究所、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情报中心、综合研究开发机构。（4）约40名各界代表。包括原外相柿泽弘治、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吉富胜等。
在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井、三菱、住友这几家老牌财团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也显示出财团团体在日本的作用。
财团经济主导下的日韩
“东亚共同体”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石，通过FTA、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关系状态。但我们要清晰地看到日本与韩国都是财团经济体制的国家，日韩的产业、商业、金融是由日韩的财团在主导，而尚处散兵游勇、各自为战阶段的中国企业，是否能经受得住日韩财团企业的冲击呢？
日本官方文件对日本六大财团有这样的表述：日本只有三菱、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这六大企业集团，其他以企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企业组织只能称其为大企业系列。
日本的六大财团不仅是主导日本经济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构筑日本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是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组织方式以及东方文化的集中体现。日本财团通常是以横向联合的方式并由主力银行、综合商社、大型制造企业这三个核心部分组成。
按《世界大通史》一书所记，在日本左右经济命脉的是六大企业财团。到1988年, 这六家财团所属的直系企业共163家, 资产总额和营业总额分别占全国的13.29％和14.68％。如果加上他们的子公司及相关企业，则共11998家，占26.95％和25.20％。并且他们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还通过“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经济团体联盟”、“工商会议所”等财界组织影响着日本的政治。
英国人Carla Rappoport在其《Why Japan keeps on winning》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财团在许多市场存在，包括资本市场、初级市场和零部件市场。财团实际上是日本政府支持下的一种卡特尔组织即垄断组织形式之一，这些财团力求在日本经济中的相关主要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每个财团的营业收入达到了万亿美元。按绝对数字算，财团只占全日本公司的万分之一，但是他们却占有东京股票交易所中令人震惊的78%的股票市场价值，占据了日本商业资本的1/3，并大约占了日本1/4的销售额。这些可以有效地阻止外国供应商进入日本市场。日本的财团代表了一类特殊的合作战略，财团是一种行业内部的联盟或企业群，用一个观察家的话讲，“集合成了一个斗争团体，其中的各个商业家族联合起来竞争市场份额”。仅以三菱财团为例，90年代的三菱财团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产业。
在东亚，除日本外韩国也有自己的大型财团。韩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江汉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兴的样板”，英国《金融时报》称韩国站在了富国的门槛上，并指出其成功过度依赖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型财团。事实确实如此，一个在上世纪60年代人均收入还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不相上下的经济体，如今已经紧随英国与法国之后，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其大企业财团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中发挥了堪称中流砥柱的作用。
韩国从上个世纪开始学习和仿效日本的财团经济模式。韩国人在经济高速成长期效仿日本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建立了诸如“三星物产”为代表的一批综合商社，以此为核心组建的韩国财团企业成为日本人头疼的竞争对手。韩国是私人资本和政府权力结合形成产业、贸易、金融一体的财团，一类是以三星、前大宇为代表，以贸易起步，后向产业发展形成的贸易产业财团；二是如现代、SK，以产业起步，后向贸易发展形成的产业贸易财团。
韩国经济同样是以财团为主体的经济，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有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的比喻。韩国财团企业同日本的财团企业一样以交叉持股形成参与控制或合作的关系，成为利益共同体。在韩国企业排行榜中，榜上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大财团地位突出，以三星、现代、LG、SK、前大宇集团等为代表的综合性大财团，在多个行业都有实力雄厚的财团企业。在上榜的75家企业中，来自这5大财团的总共有30家。韩国的电子业、重化工业等几乎全被几大财团控制或拥有，实行了垄断型的市场经济。在2009年13家有望进入“净利润1万亿韩元俱乐部”的韩国企业中，全部来自韩国前十位的财团，韩国交易所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国内资产总额前十位的大企业财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已达472万5889亿韩元，市价总值同比去年年末（300万4724亿韩元）增长了57.3%。有韩国学者指出：抛开财团就难以理解韩国经济，可谓一语道破。
财团经济将主导东亚共同体
2005年，新华网曾刊载了一篇“大企业撑起欧洲一片天”的文章，文章指出欧盟百强企业的优异表现，让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老欧洲”国家看到了经济复苏的希望。并通过一些大型项目的推出和跨国收购案的完成展示了欧盟大企业的实力。而比欧盟大企业经济更具有“侵略性”的是日韩的财团经济模式。日本、韩国通过在国内建立了排外的财团体制，让外资在其国内很难有大的作为，还抚育了如三井、三菱、三星、现代这样的财团企业。而通过丰田汽车、NEC、三菱重工、日立、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现代重工、LG等近几百家实力雄厚的财团企业的联合，在助力本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在世界不断处于优势地位的同时，也暗中把持着微观经济的命脉，从“细节”上来控制整个世界！
自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一直是日本财团经济的国策。然而，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与欧美频繁的贸易战之后，“重返亚洲”成为日本各大财团的经济方针，东亚地区日益成为日本建立经济强国地位的强有力支柱，成为日本财团企业最大的海外商品销售市场。
在日本“回归亚洲”的过程中，日本财团企业通过雁行模式对亚洲国家的产业进行着主导。雁行模式是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产业分工体系，即将东亚地区看作是一组雁群，其中日本是领头雁，做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起着领导作用，然后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分包到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东盟及中国为雁尾。我也将雁行模式看作一种产业布局，是日本的寄生式产业战略，就像“吸星大法”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其产业布局整合进来的每一个角落吸取能量和资源。通过这一模式，日本实现了其经济大国的目标，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雁尾也有代价地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形成了日本同亚洲“四小龙”和雁尾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实际上，此时东亚经济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共同体。
而日本的雁行排列是因为有雁行体制，能够通过综合商社、产业公司以毛细血管的方式渗透到亚洲国家的产业中去，另外它也是神经系统，布局在亚洲经济体内产业细胞中，从细节上随时掌握市场的变化，包括各种供需情报等。同时它也是一个血液循环系统，通过产业体制形成产业商业金融配合的体制，来保证雁行模式的实施，它并非像美国模式用技术标准和资本进行控制，它通过财团模式形成更复杂的控制体系。从而始终根据各国的国情、资源、劳动力条件进行从高到低秩序的分工。
当然，目前日本的雁行模式已经没有以前明显，而在此基础上，东亚经济体新的分工格局“后雁行模式”却在形成之中。
所谓“后雁行模式”，首先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其次，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逐渐增强；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东亚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所以我们要看到，财团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利益共同体，将亚洲的商业、产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而这个利益方最大受益者就是财团经济下的日韩财团，所以他们要积极推动东亚共同体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