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中庸 第五讲:君子中庸,孰能知味
第二章(知人)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第三章(正心)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第四章(正心)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第五章(修身)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
君子与小人的分野
前面我们用了三讲来学习第一章“纲领”,有了这个基础,再学习下面的篇章,就要容易得多了。我们接下来讲第二章“知人”,这一章和前面的纲领,前后的衔接很紧密、也很准确。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在儒家学说里,一般会将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君子,另一类就是小人。那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是什么呢?
首先有两个标准:一是有自律的能耐,即自己能够管住自己的喜怒哀乐,管住自己的情绪,不轻易释放自己的情绪;另一个就是利人。小人的标准则相反,一是没有自律能力,管不住自己的喜怒哀乐忧恐惊,管不住自己的贪嗔痴慢疑;二就是利己。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但是这个分野并没有完全严格的界限,君子也会犯错误,也会有利己的时候,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但是君子知道反省,小人则是不懂得反省。
在古代,特别是在春秋时期,士大夫未必就是君子;诸侯、国君同样也未必是君子。孔子都说过“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即使是学修圣贤之道的人,也未必就一定是君子,他同样也有可能成为小人。
远的不说,我们看近代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确实集中了当时全国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人才,可是,也同样避免不了害群之马的出现。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党派,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这样一种状态。但是作为个人来讲,就应该要求自己成为君子。成为君子的最重要的内控力量就是“中庸”,因此孔子才会说“君子,中庸。”
一个君子,他在行住坐卧上、在起心动念上、在对己对人上,肯定都会以中庸之道来要求自己。不仅仅是要求,更是要在生活上、精神上不经意地、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中庸的行为。如果是这样,就真可谓之圣人了!因为此时的中庸之道已经和他融为一体了。如果是分开的,还不能融为一体,那说明他还处在学修的阶段,就要以中庸作为目标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这时自己就是君子。
小人则不是如此,而是反中庸。小人也未必是反对中庸,他也知道自己惹不起中庸,只不过在意识形态里面,在生活习惯、精神习惯上,总小人是和中庸格格不入。小人在圣贤、君子面前,总是和中庸唱反调,但真要让他去反,他还没有这个本事去反,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庸的真正含义。一个人只要驾驭不住自己的喜怒哀乐,天天都在想如何才能损人利己,随时随地都在是是非非之中,这样的人,也只能落入小人行径了。
每临大事有静气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要时时守住“现在”这个时间段。用佛教禅宗的说法,就是时时时刻都要放下。守住“现在”这个时间段,并不是说要守住时间,那样就犯错误了。其真正的本意,是每时每刻都要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就是自己的注意力不散乱。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严格来说就表现在个人注意力的连续性上。如果一个人的注意力能够保持十分钟,那么他就能解决一定的问题,如果能保持一小时、一天、一月、一年、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就真是了不得!
时中,是将注意力锁定一个目标,用佛教语言来讲,就叫“得定”。玄奘大师对“定”做了这样的翻译:心一境性。也就是说,心和我们的心的对象不离的这么一种性能,就如同电筒总是锁定住一个目标而不随便移动。
当我们在使用照像机时,会由于外界环境光线的强弱,从而调整相机的曝光时间,快门速度。光线越弱,曝光时间就越长,快门速度就越慢。最近看到过一篇关于使用哈勃望远镜对外空拍照的报道,说是要对仙女座星云进行红外线成像,结果前后用了十八个小时才完成,就是因为距离太远了。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有些问题隐藏得很深,似乎和我们的距离很远,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精力投入,那就不可能清楚地了解里面的因果关系、来龙去脉,更不可能把这些问题料理清楚、认识清楚。
时中,就是佛教所说的“得定”。对于“定”,我这里不想把它说得很复杂,很神秘;不想让大家以为自己和这个“定”有很远的距离,以为必须每天像和尚一样在蒲团上打坐才能入定。专门打坐习定,似乎有些浪费时间,当然对于有时间、有爱好,且有追求的人,需要借助这样的方式用功。对此我不会反对,而且还要鼓励。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宗教熏陶,没有经过专门的宗教实践训练,要让他们也如是这般,可能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因此,让我们换一种思维,换一种解释。定,就是时中,就是注意力。只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个注意力少得非常可怜,突然一个念头过来,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打到一边或转移了。如果当我们面对一个目标时,能够让它在我们的精神之中长时间锁定,不移不易,这本身就是定。
曾国藩常说“每临大事有静气”,这个静气就是定力的基础,有静气自然就容易产生定力。当我们与别人交往时,如果面对的这个人有静气,那感觉就会很舒服。反之,如果遇到的这个人成天毛焦火燎的,没有静气,处处都透露着贪欲、损人利己之心,其眼神、言语之间充满了狡黠、嘲弄、讥讽,那给人的感觉就特别不舒服。所以,一个人要时时处在安宁祥和之中,有静气,有深度,那么无形之中就会让人心生敬意。这是我们生活的基本功,应该要时常加以锻炼。
君子只有时中(平声),才能时中(入声)。我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只有这样才能达得到目标,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时中(平声)作为我们的主观因素,应该要好好料理。那么时中(入声),就是得和,即“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那么在工作中、生活中,我们的效率就会得到大大的提高。
正是这样的差别,所以孔夫子才说“君子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对于小人,怎么可能去和他谈中庸呢?他根本就不懂中庸的道理。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是因为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肆无忌惮。也许在执法部门面前,在顶头上司面前,他还会有所收敛,不敢轻易放肆,但那是口服心不服,心里面照样是肆无忌惮。只要执法部门、顶头上司一转身,他就又控不住自己了,什么怪话、脏话、坏的行为,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对于这一段,我们一定要结合前面的第一章所讲一起来看,才能知道为什么君子就是中庸,而反中庸就是小人。这是个人价值观念和个人修为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是人的自然分野。我们总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君子,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受尊重的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小人。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通过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小人,都是自己很反感的人,自己肯定也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
圣人也有毁约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第三章:“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的确是天下、人间最为崇高的美德,但是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却很少有人能持之以恒地去实践。
这是当年孔子对现实状况的这么一种感叹!孔子门下当时号称有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懂中庸的学生应该不少。另外,跟孔子同时代的人中,还有不少相当优秀的人,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鲁国的柳下惠,等等。孔子对他们还是非常赞叹的。孟子就曾说过“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柳下惠为后人所知的,主要是美女坐怀而不乱。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德操高洁才能享有孟子所给予的“圣之和者”的称赞。不过,鲁迅先生也曾借孟子这句“孔子,圣之时者也”,调侃孔子乃时髦圣人、摩登圣人。
那什么是“圣之时”呢?就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为时代做表率、能够对社会起教化作用的,才能称之为“圣之时”。也就是应时而生,应运而生的意思。但就是这样,孔子都还是要叹息“民鲜能久矣!”那么现在呢?现在能够把握中庸的人又有多少呢?
现在能够把中庸作为个人品质,并且身体力行地表现出来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啊!虽然很少,但并不等于说我们自身就不具备这种素质、能耐和潜能。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时地都会处于一种中庸的状态而不自知。有客人来了,主人家很礼貌、很和气地尽地主之谊;面对左邻右舍时,做事情考虑得周全一些,为人谦让、谦和一些等等,这些行为都具备了中庸的一些素质。
我们经常都在强调仁义礼智信,只要我们在仁义礼智信上予以自律,予以自我要求,并且在社会关系之中将其施展开来,这就合乎于中庸之道。如果仁义礼智信离开了中庸,那不论再如何按照这几点去释放、去施展,也始终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更谈不上什么中庸了。中庸之所以是心法,它高于仁义礼智信,就是因为中庸是内涵,仁义礼智信是其外在的表现。
刚才课间休息时,有位朋友递了个条子,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说儒释道作为传统文化,作为最高的思想理念在中国这么多年,为什么现在国内的习俗只有义气而没有诚信?我们现在说到诚信,看上去似乎更像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要看到,西方作为契约社会,很多地方表现出来的似乎就是诚信,但这是外在的。所谓契约,无非就是外在的相互制约,而且需要严格有法律来强制性维护。当这种外在的相互制约运行久了,大家养成了习惯去遵守,就进入内在的诚信了。但是,如果失去了法律的支撑,失去了这种相互制约的契约,那种外在的诚信又能维持多久呢?
中国自古以来,对契约并不太讲究。《史记·孔子世家》中就记载孔子曾遇到过这么一起契约官司。鲁定公十三年,孔子离开鲁国后到了卫国,卫灵公先对他还比较礼遇,后来听信了谗言,派人监视孔子。孔子于是又离开卫国去陈国。在经过匡地,今河南长垣县境时,孔子被误认为是曾侵犯匡地的阳货,结果被当地人围困。解围后在经过蒲地时,又碰上卫国的公叔氏在蒲地叛乱。公叔氏将孔子扣留,并要求他不得回到卫国帮助卫灵公。孔子迫于无奈,答应了公叔氏的要求,并举行了盟誓。但离开蒲地后,孔子就即刻返回了卫国。当时子贡就问了:“盟可负邪?”孔子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就是说强迫订立的盟约,鬼神是不会维护的。
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
诚信、义气,从严格上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真正有义气的人并不多,诚信的人也不多。当然也可能不少,毕竟中国有十三亿人口,绝对量上也少不到哪里去。另外,有些人的诚信、义气是要看对象的,对某些人要讲诚信,要讲义气,但是对其他人则不讲诚信,也不讲义气。所以对这样的问题不能笼而统之的来看,那样就容易流于片面。
以前我在讲知行关系时,有的说是知先行后,有的说是行先知后,也有的说是知行合一。其实这些都对,但前提是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事情是知先行后,比如有些人要先学习文化才实践;有些事情是行先知后,经常会有些人先稀里糊涂地把事情办了再说,先摸着石头过河,完了再来找理论上的根据;而有些事情是知行合一,比如有些人做事的时候自己心头是有数的,这也就是知行合一。要想绝对地说知行关系只能是知先行后,或者是行先知后,甚或是知行合一,那都是片面的,也是根本说不清楚的。
因此,在我们中国的世俗道德中,诚信、仁义是存在的;不诚信、不仁义也同样是存在的,只不过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觉得它乱七八糟,那它确实是乱七八糟,但如果你看到它有序的一面,你就会又觉得它是有序的。关键在于你把自己注意力投放在社会的什么地方?放在阴暗面,那社会就是阴暗的;放在光明面,那社会就是光明的。你觉得现代人诚信,那你肯定能够找到很多讲诚信的人;你觉得现代人不诚信,同样也能够找到很多不诚信的人。
所以在这件事情和诸如此类的很多事情上,不要简单地和西方进行比较。毕竟东方和西方在习俗上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要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比。
西方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幸好有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国家政治形态的大国——苏联,于是西方借鉴了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念和纲领。蒋介石当年离开大陆到台湾后,首先就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台湾搞土改,甚至还搞得相当彻底。他知道自己以前政治上的不足,知道自己以前失败的原因,所以才能对症下药,但是,台湾经济的崛起也与他在离开大陆前几乎席卷了中国绝大部分的财富不无关系,否则共产党有了这笔财富,那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可能将会如鱼得水。
因此,我们要看到西方是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才逐渐走上了现在这种以法律为支撑的、相互制约的、外在的诚信化道路。但即便是如此,西方国家也同样不能避免很多阴暗面,避免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我们要看到他们光明的一面,确实很光明,而且也很了不起,但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也有阴暗面的存在,而且也是非常严重的。
历史的裁判权
大约十年前,一位来自德国的学者,也是位汉学家,他和我就中国的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他就说欧洲才多大,虽有几十个国家,但相互之间却能共存,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同意西藏、台湾的独立呢?
我对他说,问题不能这样看。对于台湾,太远的且不说,至少从郑成功时代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呢,从元朝起一直就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如果要照他所说,中国放弃对西藏、台湾的主权,那么让欧洲人从北美洲、拉丁美洲退出来,从澳大利亚退出来,将主权还给原住民啊!那这样可不可以呢?结果他一下就哑口无言了。想想当年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入侵北美洲、拉丁美洲的时候,所采用的手段非常残酷,几乎造成了当地的人种灭绝。这是有史记载的,那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因此,对于现在西方社会的诚信,我们要从大历史上来看,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对此,我相信我们中国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发展后,肯定会更好。目前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在重新认识和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不少人也愿意中华民族能够重新恢复礼仪之邦的形象。
我们不要总是将眼光都放在别人那里,更重要的,是要多看看自己,要经常审视自己在礼仪上、在诚信上究竟做得怎么样。不少人总是看到别人如何如何,就是不肯看看自己。我觉得还是应该先将自己的诚信搞好,经常审视自己有没有做到诚信,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宣传诚信这样的价值观念,而不要总是对别人斤斤计较。只有以身作则去做了,而且做好了,才有真正的发言权!
另外再强调一点,这在前面也讲过,对于好还是不好,对还是不对,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裁判权,即使如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同样没有。只有历史才有这样的裁判权。也许只有过了数百年,数千年甚至数万年以后,才能对现在中国究竟又没有诚信这件事给予最终的评价,而想现在就予以评价就太早了点。从“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以来,到了现在似乎又说当年不应该打倒。文化大革命时期先是搞批林,后来又批孔,把孔夫子揪出来批斗,结果现在又说那是“四人帮”搞的鬼。
总之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当年觉得正确的事情,现在就觉得不正确了,对此这究竟又该如何评判?我们对评判的尺度、标准和背景都是莫名其妙的,哪里还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呢?
孔子有时也郁闷
我们来看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孔子在内心还是比较苦闷的。他奉行周公之道、尧舜之道,并希望以此表率于天下,教化于天下,但运气确实不好。首先在鲁国,他就不为当时的国君所看重,虽说在鲁国为官五年,并使鲁国大治,但当他升至大司寇时,齐国恐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更加强盛,便对鲁国国君使用了美人计,于是孔子才做了三个月的大司寇,就不得不黯然离去了。
之后,孔子开始周游列国。然而不管是到了卫国、蔡国,还是宋国、楚国,都无法为当政者所赏识,经常受各国权臣小人的迫害而无法一展抱负,很少得到尊敬,更不要谈聘请他为官了,最多不过请几顿饭而已,其生计可能更多的都是靠他的学生供养。由此可见,孔子的运气实在不怎么样,没有一个诸侯愿意接受孔子的理念,即使一时接受了,但也不能长期实施下去,往往半途而废。当时周天子的日子并不好过啊,但也没有说请孔夫子来协助治理。从春秋初年周平王即位后,就迫于形势将都城东迁至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然而政治上的失势,经济上的窘迫,虽然名义上仍被奉为天下的共主,然而不少诸侯国都不愿意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从此时开始,周天子便经常受到诸侯的欺负。
到了周桓王时,郑国日渐强大,郑庄公慢慢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时常不去朝拜,后来竟发展到和周室互换人质!这可是自有周朝代以来,头一回有太子到诸侯“家里”做人质;再后来,更是发展到“周郑交恶”——“四月,郑祭足率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郑国不仅派出部队在四月收割麦子之际抢割了周天子的麦子,还于秋收之时抢了周天子的稻子,并将部队开至成周耀武扬威,摆明了不把天子看在眼里。周桓王大怒,决定亲征讨伐郑国,后与郑会战于繻葛(今长葛一带)。一方是天子之师,一方是强国之军,然而周桓王没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天子惨啊!连一个中等诸侯都打不过。之后更没人再把天子放在眼里,于是慢慢的从西周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后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九合诸侯,尊王攘夷”,虽为周天子正了名,不过那也是齐国为了满足自己的称霸之心。此时的周天子已经完全变成了诸侯们称霸天下的傀儡。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派兵攻打郑国时,将部队开进东周的直辖区内炫耀武力,并遣使向当时的周定王询问九鼎之轻重,大有取天子而代之之势。等到了秦国庄襄王即位后第二年,干脆就派兵灭掉了东周,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就这样消亡了。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周室王朝羸弱不堪,权威逐渐衰落,很多诸侯国各自为政,不如期朝贡,使周王室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受制于诸侯,并最后走向了灭亡。此时的世风也是礼崩乐坏,面对这样的形势谁也没有办法,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无计可施。那时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从诸侯割据的状态逐渐转变为大一统,这也是历史的进程。孔子并不是要去阻挡这个进程,他更多的是看到了由于社会的无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们苦不堪言,他希望百姓们能安居乐业,希望社会能够得到有序的发展,能够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正是面对着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孔子才感叹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为什么会道之不行?孔子他又知道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很多所谓的聪明人总是假精明,总要在聪明之上玩聪明。也不仅仅只是聪明过头,而是因为人都很现实,总想在功利上立竿见影,于是往往跑过了头而不自知。聪明的人觉得中庸没什么意思,他们更多的是要吹糠见米,立地发财。有些做生意的,今天才投的资,明天就恨不得全部收回来,大家都是急功近利。而愚者呢?思维老是转不过弯。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愚者是不知道要走中庸之道,根本就想不到人还要修身、齐家等等。
天下几人能知味
中庸之道,其实就是修身、修心之道。但是要让一般的人修身、修心,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会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现在大多数人在面对国学,面对儒家思想时,往往就处于孔子所说的“知者过之”这种状态。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应该多学习科学技术文化,什么国学、儒家思想这些都已经过时了,学这些没什么意义,学这些能造出现在声光电气上的东西吗?能将摩天大楼盖起来吗?总之他们对这些就是看不起,就陷入“知者过之”这样的状态。因此孔子才会说“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实际上这里是同理反复。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做为人,谁能不吃饭?谁能哪天不吃饭?但是其滋味究竟如何呢?严格说起来,现在的人真正称得上是食不知味!
最近成都正在搞饮食节,有各种各样的小吃,还有各家推出的名菜,但真要吃起来可能也未必会觉得好吃,更多的是吃个热闹罢了。那什么样的东西才好吃呢?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什么厚皮菜、糠馍馍,那真叫吃得香!那时候吃东西才知道什么是“知味”。我刚进监狱时,开始觉得自己挺得住,毕竟那时自己胃口不大,而且在监狱里也没有什么活动,身体的消耗也小。结果一个月以后,吃起饭来觉得只有那么香了!尤其碰上监狱里面半个月一次的打牙祭,拈到块肉,咬在嘴里半天都舍不得吞下去,感觉特别的香。那时经常做梦时都在想那个香味,都在想着吃这样那样的东西。那种感觉才真正是“知味”!
这些不过是一种比喻,对于中庸,同样的是哪个能知其味?只有心放在道上的人,在道上行的人才能真正品尝出其中的滋味!如果是陷在功名利禄、富贵是非等等麻烦之中的人,怎么可能去玩味中庸?只有将功名利禄、富贵是非等等一切放下,有了道心,在道上行,那么才可能去品尝中庸的味道。当你品尝到其中的滋味后,这时再反过来看功名利禄、富贵是非等等这一切,境界肯定就不一样了。就如杜甫所说的那样“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也如王安石所说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在第一堂课时,我们就说过“极高明而道中庸”。真正知道了中庸的滋味以后,人自然也就高明起来了,那时候功名利禄、富贵是非等等这一切,无非只是把它们当成玩具玩玩罢了。以前是它们在玩自己啊!现在则是自己去玩它们了,和它们之间的宾主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自己由原来的宾位变成了主位,由原来被功名利禄富贵是非使唤得团团转的奴才,变成了可以掌控这一切的主人了。
别让孔夫子再操心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夫子在第四、第五章里的感叹,其目的是要我们多去想想怎样品尝“道”的滋味。“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这不能仅仅只是从字面上简单的理解,以为就是吃饭时而不知饭菜的味道,那就和孔夫子的本意差之千里了!其实,大多数人对于饭菜的酸甜苦辣咸等味道都能品尝出来,但关键的是对于道的味道、中庸的味道,我们有没有感觉?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其实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孔子的这几段话是连贯的,应该是一个整体,尤其是这章中孔子的这句“道其不行矣夫”更是根据前面几章的内容而发出的感慨,当然也不仅仅是对现实状况的感叹,实际上其中也包含了孔子对学生的鼓励和期望。
什么是鼓气?打气?孔子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些反证,鼓励他的学生们打起精神,树立信心,鼓起斗志,坚定不移的在中庸之道上走下去。总之对这句话,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孔子对现状感到悲哀和叹息。不少有志于道的人,在学习《中庸》时,正是在看到了孔子的这句话之后,奋发向上,更加坚定了信心,以此鼓励自己要更好地认真地学习,要将自己的事情料理好,不要让孔子他老人家再操心了!
因此,我们要通过这些语言来激励我们的道心,既然孔子能学会并且学以致用,同样我们也能学会并且学以致用。孟子说过嘛,人皆可为尧舜!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争取让自己也成为尧舜呢?孔夫子说过“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本来就很简单嘛!正所谓道不远人!只要自己一念发心,想成为一个仁人,自然而然的仁就来了,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贤德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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