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两个指标预示，4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8%，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6.8%。虽然，时下的CPI指标已经接近今年政府调控3%的目标，同时PPI指标也在翘走新高，加上，最近一段时日下的粮食和蔬菜价格格受市场不断抬高，于是，社会公众对通胀预期在不自觉中悄然走强。究竟社会热议中的通胀现状如何？具体应对管控办法将何去何从？

　　

　　美国大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兼投资总监、中财集团金融衍生品期货研究所首席顾问刘汉兴博士认为：自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在美国联储会和其它中央银行的宏观政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大幅度的反弹，尽管全球经济，特别是金融业和个人消费去杠杆化，前者是这次通货膨胀的起因和根源，后者是全球，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面临通货紧缩的根源，至于中国，由于没有银行业和个人消费的过度杠杆化，所有这次没有太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反而主要是受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房地产的快速飙升，给经济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次经济周期还有一个特点是，短期有通货膨胀压力和经济去杠杆化的反向压力，导致全球经济的止涨。而且各国央行也不敢过早升息来对付通货膨胀。这次和1987年和2007年的通货膨胀还有一个不同之点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短期（未来三至五年）经济并不太乐观，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并不强。毫无疑问，中国已经看到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中国已经在紧缩除利息外的宏观经济措施，如增加银行的储备金等等，减少市场的货币流通量，来到达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通胀预期及管控之道

　　

　　香港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高级副总裁郑磊认为，高通胀至少是指

　　上海市统计局5月17日发布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2010年首四月，上海房

　　地产开发投资额达550.99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31.4%，全市商品住宅销

　　售面积为582.55万平方米，同比

　　下跌29%。(新华社图片)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份国民

　　经济运行数据，4月份CPI涨幅为

　　2.8%，比3月扩大0.4个百分点，环比

　　上涨0.2%。图为消费者在北京一家

　　菜市场购物。(新华社图片)

　　

　　CPI达到或超过5%，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2.8%，PPI还在上升，但是关于通货膨胀的预防对策已经从农历年后就开始了，各方面对预防通胀的看法比较一致，央行不断收紧银根和控制流动性，政府预计还将采取针对食品涨价的监督和管理，他认为短期内出现CPI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从CPI结构来看，食品和房地产是推动CPI上行的两大主因，特别是食品，由于西南旱情和近期的暴雨，农产品受影响较大，调控食品价格的难度较大。而房价虽然4月份还在上涨，但中央和地方采取新政策以后，房价已经开始出现转向的苗头，预计在两至三个月内会看到降价效果，可间接将CPI降低0.5%左右，因此，综合考虑在两个月内CPI可能在3%或以下范围波动。如果没有其它外部严重冲击，他认为今年CPI最高值不会突破5%，而且央行未来仍有可能采取加息来降低通胀。还可以再上调银行准备金率一至两次，并且对食品类产品价格采取紧盯和跟踪调控，虽然这个方式并不很市场化，但在中国市场还是比较有效的，而且食品价格只是局部因素造成的，有可能通过这种干预方式在短期内收效。一旦控制了食品类的价格，CPI就不可能升得很高，而房地产价格在今年下半年也会受到抑制，这些措施都可以先采用看看效果，如果实在难以控制，还可以上调利率。这次的通胀程度可能会和2007年比较接近，预计不会像1987年那般严重。和2007年相比，通胀的原因也很类似，其实主要是4万亿救市带来的后遗症，还是表现在投资过热。之前我们担心的输入性通胀，暂时还没有到来，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胀还是可以控制的，目前主要表现还是食品和房价过高。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远东资信评估公司总裁徐明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受2009年信贷速度高速增长影响，投资增长速度和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达到了30%以上，严重高于正常年份货币供应量17~18%的水平，显示出超出了正常年份的很多比例，无疑加速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但是真正的通胀启动速度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么快，主要原因是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地产的价格快速上升，大大挤去了本来可以流动到由CPI和PPI衡量指标篮子中商品的货币。假如随着国家对地产市场的调控到位，流入该市场的货币会很快流出，接下的CPI和PPI会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步走高，那么随之而来的滞后效应会逐步显现，因此，他个人预计通胀会在今年下半年10月或11月达到一个很高的价位，根据现在的情况，预计控制在3%的水平是完全不可能的。4月已经达到2.8%，下月超过3%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有最近一段时间的食品和蔬菜价格的涨势，加上接下的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费的涨价，滞后的效应很快反映出来，因此，他判断去年的通胀率很可能要超过3% ，或许达到4%，甚至突破4%以上，他个人预计CPI可能达到5%左右。但具体情况还要看政策的调节，如果调节滞后的话，很可能超过5%的幅度。现在的货币调节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很不好。现在的货币政策当局可能担心采用严厉的政策措施，比如提高利率，可能产生打击面比较广的效应，对很多实体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货币当局只是通过数量化的工具进行温和调控，比如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票据，进而回收一些市场中的货币。如果通胀速度比较快的话，对于采取提高存贷利率的办法还是有可能的。

　　

　　上海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政法学院国际商务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夏善晨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包括各国经济都显得有些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中国发生短期性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和PPI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上扬，应该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中国为了摆脱经济不景气可能产生的阴影，主动在中国作出了强拉经济的政策措施，也是非常客观地会产生通货预期的不断加强。在一个国家内发生过通货膨胀，甚至有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正常的。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还表明中国现在的CPI上涨主要是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上涨带动所致，但是对PPI的上涨原因仅归于国际市场大宗生产数据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生产数据和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以及翘尾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似乎有些含糊了，没有具体研究表明，这些综合的、复杂的或者说相互交叉的因素，到底对此轮CPI上涨和PPI上涨之间的相互传导关系中起到如何确切的作用。在中国，农产品向食品的传导机制较为充分，2006年以来粮价上涨是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但就工业品向CPI的传导机制上常常是失效的；因为，CPI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还包括服务价格，CPI与PPI在统计口径上并非是严格的对应关系，因此CPI与PPI的变化出现也可能产生不一致的情况。因此，要认真研究价格传导机制中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工业品市场处于买方市场以及政府对公共产品价格的人为控制方面起到的非良性作用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决定我们对政策和措施的期望的冷静思考。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表示，最近，受资产价格尤其是楼市走高的走高，再者，蔬菜和食品价格不断走高，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中的铁矿石价格大幅涨价，都在强化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但随着楼市调控政策不断作用，楼市走势或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下行，对缓解通胀预期还是有帮助的。尽管当前通胀接近年初拟定3%的目标，未来具体走势还要取决于多个因素影响，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走势和国内经济增长的情况等。时下，央行已经先后三次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至17%，接近历史最高的17.5%水平，操作空间相对缩小，提高存贷利率和启动汇率，尚待时机。不过，当局对此一直没有动用，具体缘由估计有二，贸然提高利率担心对全面复苏的经济基础有打压作用，担心国内经济出现二次触底；同时，担心国际热钱流入中国。不过，现在的中国在资本管制上还很严，不必有过多的担心，现实的实际存在对热钱有夸大的情况，如果对国内资产价格进行控制后，尤其是对地产价格上涨空间进行控制后，国际热钱流入国内，单纯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已没太多意义，所以对此不必要担心热钱流入。估计货币当局在今年6月或7月时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加息，增加25~27个基点，还是有可能的。另外，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后，普遍认为在判断和控制经济过热时，除了关注CPI和PPI外，还应关注市场的资产价格。

　　

　　管理在“通胀预期”的两难中抉择

　　

　　美国大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兼投资总监、中财集团金融衍生品期货研究所首席顾问刘汉兴博士认为，为了对付潜在的通货膨胀，中国在采取一些措施，打压房地产的快速升值，就是其一，同样会给中国经济降温，起到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的作用。当然最后的手段就是升息。但是中国经济目前在保经济发展速度和对付通货膨胀确实有不少的挑战，全球出口的减缓，使中国经济增长不能过度依赖过去的出口模式，长期必须发展中国的内需市场。从宏观经济调控来说，央行还有很多工具，如加息等等。最大的挑战是欧美会不会有比较长期的止涨经济发展。较为严重的膨胀最快要一至两年后才会到来，主要决定于欧美能否从经济衰退中走出来，并有比较强劲的经济发展，欧美国家有没有系统性的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这次通货膨胀是各国央行政策引起的，是为了避免全球通货紧缩。但是如果全球经济不能有强劲的发展，央行为了保经济发展，不能用太多的货币工具对付通货膨胀，可能还有比较高的通货膨胀，估计会在5%左右。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远东资信评估公司总裁徐明棋表示说，现在，尤其是最近受外部环境的恶化，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可能不如年初预计的那样乐观，随之中国经济也不会如年初预计的那么好，原来很多机构预测中国经济今年有可能达到10%以上，现在很多机构都在下调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速度，认为应在10%以下，大概是9%多这样的水平。由此以来，对于提高利率的时机有可能向后推移。所以说，这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货币收缩速度比较慢的话，那么滞后的通胀效应可能会比较厉害。因此，货币政策总要在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作出权衡的，它不会因为看到通胀就提高利率而牺牲经济增长，通胀有可能有个政策忍耐的限度，达不到高位的话，不会轻易牺牲经济增长，只有通胀达到了一定的高位，才会启动提高利率的办法进行控制通胀，他认为，当通胀率达到5%以上时，才会出现货币收缩的严厉措施。现在信贷政策还没有出现严厉的收缩，只是针对房地产采取了严厉的信贷收缩政策，一般来说，现在对企业的信贷还是比较正常的，当然针对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也采取了信贷收缩措施。所以，整个情况也比较复杂，复杂就复杂在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怎么坚固，同时，通胀又在不断提高加速。现在受两种因素影响，一个是外部环境，像美国的经济并未如预期复苏的那样，失业率还很高，由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也不愿意提高自己的利率，但等到欧元走强时，美元才会面临提高利率的压力，现在的欧元区由于受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拖累，出现走弱趋势，美元成为国际机构避险货币，资金从欧洲回到美国，由此相对来说，美元的加息压力减弱，此时此事对美国是有利的，但是对全球别国又是不利的，其中的影响就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受美元短期汇率较低影响，短时流入中国的“热钱”增多，由此造成国内通胀更多的压力，加剧中国的通胀，显然对我们控制通胀是不利的，同时受外部需求不旺影响，会对中国外贸出口不利，所以说，今年是我们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后过渡的一年，各种矛盾都在暴露，需要慢慢地解决。他认为，当前可以适当地提高一些利率，对于抑制通胀、资金的有效配置和使用都会是有利的。

　　

　　上海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政法学院国际商务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夏善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能让中国的经济在高度膨胀中徘徊，用正常的经济循环走出可能产生的另外一个阴影，这是在考虑智慧、平衡的和调控的政府执政能力。当然，如果加大政府在管控的作用，也许会对经济产生短期的变化，如果放任市场行为，也许政府在经济调控中缺位，这是两难处境。中国的地方政府常常会作出所谓“宁左不右”的举措，在平衡民生的问题上，加大政府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最后也许就会适得其反，加重问题的激化和矛盾的激化，从而忽视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市场回归能力，这不是个通货膨胀率的问题，而是“科学发展观”问题，如果我们强调科学的，就应该看到经济的起伏是正常的，如果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是有作用的，政府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运用经济调控的手段，而非用非常手段来压制或高扬，只能让政府的手放在宏观调控的能力上，而不是运用政策和法律的手不断干预市场，这样即使现在CPI不走高了，PPI也平稳了，但是市场经济最后的逻辑将是必然存在的。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认为：央行现在单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社会普遍影响温和，主要是收紧银行可以放贷的资金，假如通胀继续走高，一旦采取加息办法，对于抑制国内通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来之不易的刚恢复的经济增长会起到“冷却”作用。假如启动汇率升值，虽然对抑制过热的投资和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会有良好作用，但是也会对我们的外贸出口造成打压作用，对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或许增加一些可变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