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诗谭 ——关于诗歌地域性、诗歌流派、诗人与自然关系的研讨会

 

郭建强：今天之所以召集大家到这里，是因为在诗歌节上缺少对诗歌现场的关注，现在召集这样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谭五昌：是青海诗人的热情感动我们，今天我们研讨的主题是：第一诗歌写作的地域性；第二当代诗歌的流派；第三诗人与自然的关系。

 

梁小斌：我到青海就有种强烈的地域感，直观的感觉就是雄浑、辽阔、水天一色，我就想当地诗歌写作是不是能够体现这样的雄宏和开阔。比如我听到他们在晚会上唱的歌《喜马拉雅的风》，只是在反复呼唤，不存在更多技术性的变异。我只是不知道当地人对区域本身的感觉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感觉到一样的？是不是把那种感觉夸张、放大？我们应当讲求原创性，我在想其中是不是增加原创以外的？

 

洪烛：地域性应当是很好的，诗歌有许多翅膀，增加一个翅膀是好事。地域性应当是在血液中的，我们是无法避免的。我在研究西部诗时认为有两种，一种是生长在西部的诗人写的诗，一种是外地诗人写的关于西部的诗。西部诗应当是一种稳定的形态，虽然存在各种流派。前年我写《西域》，之前我在西部游历时发现那种原生态的因素的，为此跟许多西部诗人成为朋友。地域性还可以同传统结合起来，因为从唐朝的边塞诗西部诗就开始。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是我们写作的两种源头，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同传统的一种结合方式。

 

曾凡华：军旅诗是超地域性的，因为军旅诗人分布的范围很广，从东南到西北。我在北方写过《北方十四行》，在南方也写过有关南方的诗。当然西部是出诗人的地方，周涛就是西部诗的代表人物。西部本身地域的艰险和人的豪放决定西部诗的豪爽，西部诗有这样的共同性。军旅诗是集大成者，从古代诗经到现代的诗，无论哪个时代军旅诗都不可缺少，当然在动乱的时候不可避免成为主题，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转变，现在的军旅诗主要是干预生活，当代诗很容易离开生活，我们要用诗干预社会（军队）生活。

 

杨远宏：事实上80年代四川流派纷呈，是现代汉语诗一个重要的堡垒。不过关于流派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都已经很清楚，我没有新的思考，所以这个问题我回避。关于地域的问题从文化人类学的描述也是清晰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达成共识，所以这个问题我也准备回避。

下面我针对中国诗歌的现场，我强调中国诗歌写作的方向性、有效性和发现性。因为当下写作是没有生命的、灵魂的、精神的，所以有必要强调方向性。当下写作，大量诗歌、诗人，无论从文本、人本都是无效的，完全可以不写，可以不存在，这就是造成混乱的罪魁祸首，也是我的依据。发现性是诗人或批评家对人与世界、人与灵魂的关系有新发现、切入点，否则也是无效的。

我们从80年代开始强调文本，其实人本与文本，人本应放在前面，我们需要双重的鉴证、承担和建构，由于不少诗人缺少人本和文本的双重结合，这就造成当前写作的问题。要么是过分强调文本，80后期以来由于工具理性（即非理性的感性化）的泛滥，人本的东西消失，跟天空大地无关，纯粹地玩技巧，我要说这其实是皇帝的新衣，这是那种唯文本的写作。要么是没有强烈自觉的文本意识、探索意识，只能寻找题材，当然我不是说诗跟文本无关，比如小斌《雪白的墙》等诗作题材很重要，只是不能仅仅靠题材。总之我们需要人本和文本的双重的承担、建构。

我要给诗人分类，虽然诗人们肯定反感，这不仅是学科构建的必要和方便，其实相当程度是为对当下写作起到引导作用，当然诗人和批评家肯定是平等的，只是批评家不能放弃批评尺度、标准，我们应当引导写作，反对无原则地讨好诗人的投降、妥协。我将诗人分成这样三类：一、优秀诗人，就是达到个人技巧和风格的成熟的诗人。二、文本诗人或重要诗人，就是提供前所未有的语言方式、文本样态，无论如何这个人未来文学史上非说不可，跟诗歌、文学产生不可避免的关系。我举画家毕加索为例，因为绘画的形态比文学明显许多，他在艺术史上创造出立体派的绘画文本，因此他成为绕不过的礁石，因为这种语言以后渗透到绘画的所有领域。三、伟大诗人，除了具备前两个中的一个条件，要么成为时代文化的精神的象征，要么构成人类普遍的精神幻象、普遍的精神象征。我要提醒当代的诗人不要急于称自己为伟大诗人，不要轻易放大自我感觉，大诗人可能一个时代无法产生一个。

 

燎原：顺着杨远宏的话题，他的意思是要清理门户，形成一种秩序，我的意见不同。1949年以来诗歌条理本来很清楚，是一种指定性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诗人的统一。当下诗歌的混乱是因为每个诗人都由于某方面存在合理的元素而存在，各种因素相互刺激才能上升，所以我对当下诗歌的写作是乐观的。当然我也认为没有非常重要的诗人，不过整体状况还是不错的。杨远宏说评论家应当对诗歌引导，其实诗人本身都有自己的方向，应当让诗人自己去多元发展，评论家不具有这样的责任。当然评论是有标准，我对这点很认同，我们评论对于不认同的不理、反对的批判、认同的提倡，定位的时候必须有标准。当下的炒作式的的评论是无效的。地域性写作是存在的，有一大批好的地域性诗人，我对写黑非洲的塞内加尔的桑格尔、写南美大陆的智利的聂鲁达等一些地域性诗人都很关注。地域性是一个元素，只是坚持地域性而没有更多发现就无意义。

 

北塔：我年轻时在西部漫游过，也写过西部的诗，只是我感觉地域性成立的可能性很小。首先西部的概念，现在说西部包括西南那边的云南、贵州、四川，把成都那帮人归入西部诗显然不合适。

 

燎原：我们以前所说的西部只是西北的，事实上这里的西部是文化意义上的，你说的西部是从社会经济角度说的。

 

北塔：西部诗不只是描摹高山大海、荒漠草原这些表面的方面，地域性需要关联精神向度的。当然昌耀的诗在精神含量是有的，他也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不过假如加强思想性就更好。小斌刚才问西部诗人的自我意识存在否或存在多少，其实现代诗需要自我意识，不过更多的是非自我意识的。比如格萨尔歌手，他们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我在晚会上问那个艺人，他说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西部诗人应当超越自我规矩的文法意义上的自我意识，这里的自我意识是被文明规约的，在青海可以接触到非科学的、梦幻意识的、离诗歌的本质更近的东西，这是非常丰富的资源。

可能今晚的圆桌会议的宗旨是批评家发出更多的声音或者诗人也以批评家的声音发表看法，我也将批评家分成三种（大笑）：一、学者型的，他们是博学的，他们发展的方向是教授。不过他们很容易把文本当成理论阐释的工具，这在上世纪80年代表现得特别明显。二、诗人型的，假如我们将波德莱尔作为现代主义的开始，从此诗人也必须是批评家，一方面是对文明批判，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诗的批评。不过这样的批评也很容易成为半调子，就是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自己的诗上，对自己的诗自言自说，这当然是无效的，我们需要的是正反方向相结合的。当下的诗人最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三、文人型的，就像今天这样在深夜，跟一帮要好的朋友在一起，最好是有茶有酒，他们的批评平淡的而不缺乏尖锐的，自然的也有理论建构的，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达到主客观相统一。我要说当代诗人批评缺乏一种自我的他指化，也就是缺少对自己的解构、批评的能力和素养。

 

雪阳：地域性对我自己影响非常小，因为我一直在流浪。我们中国的状况是文明的倾斜，东部经济发展迅速。不过相反西部的环境破坏小，可以真正唤醒人的良知，将来有可能大放异彩。不过不能陷入其中，我们不要过分强调地域性，诗人应当像大树一样，他深深扎根在大地上，枝桠却在努力接近天空，根就是地域性，天空就是普遍性。我们必须超深深地扎根地域中，枝桠则超越地域。我对整个新诗不看好，大都不值一读，它们是无效的。我在1989年离开中国到英国，就是为回避诗坛，我进行一种没有地域性的灵魂的写作。这次我就是要来看西部的青海是不是我想象中的，我看后发现是，做梦一般的感觉。1993年我的孩子出生，我重新开始写作，我介绍一些我们的生活细节来阐释我的问题。

我们精神极容易为见到的环境影响的，我经常在雨夜用布条围住眼睛从窗户往外望（英国是多雨的），仿佛回到中国、回到中国的南方。我的眼睛中有种永恒的黑暗，这样就不会扰乱我，我称之为秘密的光明。其实西方人大多看不上中国文明的，当然也有人将西方文明危机的解决寄托在中国，西方文明内部有一些问题是他们是无法解决的。我却想东方是不是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我想东方还是有希望的。西方人眼中中国文化就是像筷子等小玩意一样的小技巧，我就给他们讲孔子和老子、儒和道，当然这是很难一下讲清楚的，一次我给他们讲一个“仁”字，我跟他们说其中的两横，上面的代表天，下面的代表地，这就是天人合一，数千年就是这样的象形字在支撑我们的文明。他们点头，但是并不同意。我让他们从窗子里向外看能看到什么，他们可以描述得很细微，我跟他们说除此东方的学者还可以看到天空，他们无论面对什么都会看到天空，面对黑暗同样看到天空，这就是那种东方同自然的天然合一。伟大的诗人有伟大的精神，这精神由个体、同体构成，个体就是你的精神世界离开整个世界的自由和解脱，同体是你和万物融为一体的程度，就是那种悲悯的情怀。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佛教讲万法为身，其实自然就是我们的大身体。

 

张耳：我们这里应当具体谈诗和自然的关系。人之所以为人可以作为同自然的分界点，我们在自然中跟牛羊一样看着青海湖，我们不说话就仍然在自然中，一旦开口说话就已经不是自然。诗人和语言是一个尴尬的问题，诗性无语言难以写出，而语言却是对自然的人为扭曲，我们的话都是作为人文事件的背景——理或心而存在，我们对自然是一种侵入，自然却从我们的语言得不到任何帮助。

中国讲天人合一，其实西方人是很重视东方文化的，认为很很神。大诗人庞德曾经翻译整部《诗经》，第一次是在年轻的时候，35年后他又重新翻译全部300首，他的目的是从中吸取一种东方人文元素。我们不要让什么限制住，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我们的胸襟要大。我呆过的所有地方都具有地域性，从中国到美国。自然对于我是一种不确定性，当我们说不明白时，由于好奇心我们就会去发掘，探索自己和自然的关系，这时诗便产生。当我们有各种哲学想法的时候就再不能写出诗，诗的优点就是说不清楚，等到有理论就写不出，因为这时离诗性远。梦幻或精神性的科学上讲不清楚、理论上分析不清楚的就是诗性所在。我在青海一共待四天，这里对我是模糊的，触动最大的是多种文化的存在，假如我在这里就要努力学习各种语言，因为一种文化是一种可能，多种文化是多种可能，这给西部诗人很大可能性。

 

北塔：我刚才听他们说，雪阳提出的是唯地域性，张耳提出的是多地域性，一直在一个地方无地域性是不可能的，诗人有两种能力：一种是捕捉现实意象、一种是对本地意象的抽象。本地意象的抽象是在写作的时候对现实意象作形而上的抽象，在内部加入其他价值，在上面投射心里的情感。

 

谭五昌：在当前的文化下，西部诗歌从唐代以来就是一个事实，当代有昌耀、周涛、杨牧这样的代表，西部诗已经是一个事实，西部诗是存在的。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性尤其可贵，新疆、西藏都可看作一个地域，当然更大范围的地域性就是中国性。在当前一体化的趋势下，诗歌的本土性很可贵，由于加入本土经验，我们才有中国诗人、西部诗人的身份，比如藏文化内部自成体系，而藏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的体系。我们要深深扎根在土地，灵魂扎入其中，这样自然会发现诗。在这里我听到用藏语唱的歌，看到藏族人穿的衣服，非常欣赏。中国诗人应当有身份意识，虽然张爱玲这样的作家的身份具有模糊性，不过我们不能排斥她是用汉语写作，这也是得到西方认可的一个前提。当前我们面对的地域性不是稳定的，西部的诗歌不是表面意象的追求，我所说的地域性是美学意义上的独立美学形态。这样我也承认南方诗歌的存在，南方诗歌是轻柔的、秀丽的、飘逸的，潘伟可以作为南方诗歌某种意义上的典范；西部诗歌是苍凉的、崇高的、悲壮的，就是那种悲剧色彩。昌耀是湖南人，他作为一个在青海的外地人却创造一曲神奇的交响乐，找到一种理想的表达方式。更有力的西部诗不是表面化的，要发现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人生苦难、精神信仰、审美趣味。

现在的诗歌流派许多都是为进入文学史的功利性行为，事实上历史上的流派大多是事后总结出来的，比如九叶派就是事后评论家总结的九位诗人的写作。当下的垃圾派、下半身写作，根本不是在诗学上去追求，而是为炒作自己，这是当下大众文化的浮躁心态在诗人身上的体现，这是我坚决反对的。一切有抱负的诗人最终应当用文本说话，这样的诗人将来文学史一定会记住。文学史是很残酷的，文学史是用减法写作的，一千年后更多优秀的诗人将被历史洗刷掉。我希望天下诗人一家人，当下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好像老死不相往来，有不共戴天之仇，这是不利于诗歌环境的的建设的，这是让我痛心疾首的，诗人交流时可以坚持自己的诗歌观，这并不影响诗人间的交流。

我要谈一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假如有诗人不涉及自然就很成问题，无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假如没有把自然作为其基础就是没有根基的，诗歌更根本的内容应当在自然上。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给他巨大的灵感。我们会在大自然中得到启示，当然文学上有专门的模仿派、再现派、表现派等我就不再去多说，只是再怎么夸张都要从大自然出发，创造第二大自然、第三大自然。即便西方的现代派都是关注大自然的，我们的垃圾派却是什么东西脏就写什么，他们已经彻底抛弃大自然，也必将为读者所抛弃。假如要在诗中存在美的话一定要同大自然有关，不仅是物质的方面，还有人性的方面，我们的先锋诗歌垃圾派是违反人性的，西方金斯伯格的嚎叫派也是有构建的，他们只是反对西方虚伪文艺和工业化进程。

 

杨远宏：我要强调我不是清场，我只是有自己的标准。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前人已经论述得够明白。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荷尔德林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圣经》中也有譬喻，我觉得我无法超越这些论述，所以刚才保持回避。鉴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国度过分强调民族性，我要强调人类感。对于强调中国经验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清醒，我们要明白某个阶段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不是本土性问题，毛泽东都在讲革命的阶段性。刚才雪阳说打开窗户看到黑暗，诗人只有极端孤寂的时候才可能真正面对自己灵魂，才可能听到灵魂深处的声音，这在任何地方都是。地域性是跟人类性关联的，人类在两个层面上是完全相同的，一个是形而下的灵魂，另一个是最高层面的关于天空大地的精神性追求，这是高度同一的。我要用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莫克的话作结：真正的文学是那种把自己和书本关起来的书。

 

谭五昌：我补充我的话，其实我是针对90年代以来我们同西方接轨太厉害，把自己真正的经验遮住，完全寄希望于西方的独特性上而说的。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作为中国的诗人，我读不到他个人的东西我就感觉空洞。当然需要同人类的普遍性结合起来，像福克纳的奥克斯福镇、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都是地域性和普遍性的结合，我们需要一个精神的根据地，然后扩展到世界性的。

 

潇潇：我觉得地域性是相对的，我本来是四川人，后来一直在北京，这次我到青海，就写《青海湖》。我觉得我的写作是很具体的，没有那么多理论的争论。地域是相对的，我们到何处就在何处吸收营养，我感觉生活在青海很幸福，在北京我就只能写《沙尘暴》。

 

郁东：诗歌写作需要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能对立，如果对立，就很惨痛。以前我写作我老婆从来不看，这就是一种对立。现在我的孩子在读，他们很喜欢。我觉得当下诗歌缺少一种正气，中国文学是靠气发展起来的，气是整个文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也就是良知，当今文坛需要正气、和气、朝气。地域性和流派有差异是好事，不过不论写什么都要写透，写透就是好诗，写不透就不是好诗，我是什么风格都写。当下我们为什么缺少读者，因为自己跟自己、读者和社会对立，当今诗坛是臭气、邪气、霸气。我到青海后就感觉到这里大象无形，当然以前也写过《青海的眼睛》，这是靠想象的。

 

谭五昌：我们注意到本地声音的缺失，我们请青海诗人和80后诗人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

 

郭建强：诗学问题特别复杂，我经常像潇潇一样是迷惑的，我在写作的时候是知道的，只是没有这些理论争锋。今天我们这么晚还谈诗已经很好。

 

胡永刚：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和写作经验来看，诗歌就是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是对世界万物独特体悟。既然是个体生命的体验，必然要与诗人生存、成长的环境和整个时代的大背景相关联，这也就自然地涉及到地域性问题。我觉得地域性是绝对存在的，无论走到何处我们都无法消除生存的地域在你生命中的影响，不过我也反对绝对的地域性，要从地域性中走出来，要有世界眼光和思想意识，上升到人类的共同感受中去，当然最终能不能有大的成就，就要看看个人造化。

 

西原：关于诗歌的流派问题，我同意五昌老师的看法。开句玩笑，我甚至认为应该有一条法律来禁止“垃圾派”“下半身”等毫无意义的流派的存在和其成员的写作行为。我对他们合法性的真伪深表怀疑，当然我的看法可能有些偏激。而谈到诗歌的地域性，我则认为，诗歌的地域特征应该自然发生。即不必排斥地域性写作，没有地域性又何来“西部诗”？当然流派对诗歌是一个必需品。但也不必过度强调地域特征，自然为之即可。其实我理解的地域性可能不仅限于“地域”，而是指向它的个体性和独立性。我们不必叙述多么宏大的事物，因为全人类的情感仍然要以每个个体来映现。在我看来，完成对个体生命的释读即是在微观上完成了对全人类话语谱系的构建，就像荷尔德林所说的“当代已经不需要长诗”，所以我只写自己的诗歌，当然题材和技术都要有。总而言之，不必为地域性所累，也不必迎合主流而放弃自我，我提倡个体掌握个体的话语权力。最后说诗人（诗歌）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杨远宏老师的意见，文本上映射自然，人本上回归自然。做到这一点，也可以避免一些虚假的诗歌写作，比如“垃圾派”和“下半身”。而自然应当从技术到外形到内核都对诗歌加以影响，这样我们就能得到技术上达到无技术或大技术、外形上达到和谐天然的诗歌。总而言之，自然对诗歌要有元素层次的影响，当然这一切都靠诗人的自觉和敏感力。

 

曹谁：每个写作者的起初都是存在地域性的，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只局限在我们的周围，这里是浸淫我们的整个童年的回忆，不过最终是要超越的。对于海子来说，他的抒情诗就是体现他的地域性的，他的长诗则试图建立一种从埃及金字塔到敦煌莫高窟的世界普遍性的王国。我觉得中国现在普遍存在对于那种世界性的追求，这其实是一种自卑的殖民情结，我们真正应当发现的是中华文化元素，在汉语内部构筑一个充满象征性的东方理想国，发现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八卦乾坤等这些的元素。地域性最终的前途是像《荷马史诗》对于西方文化的那种上升，我们当前需要的是进行一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建立一个汉语内部的独特的庞大体系。

我们是绝对需要流派的，因为不论中外古今历史上许多大的文学运动都是赖流派以推行的，法国的象征主义有好几代，波及好多国家，最终象征成为我们诗歌中一种中心性的元素。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组织——北寒带，我们就是共同追求一种冷抒情，流派关键看参与者的人心，他们的作品是不是践行他们的宣言，当然最关键的是有优秀的作品。

 

衣郎：流派纷争只是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们无端的争斗，过多地强调流派写作和流派好坏的分歧，只能削弱诗歌本身的力量，就像分辨“好人”“坏人”只能留给历史去判定，诗歌也应如此。西原、曹谁和我三人组织的“北寒带”诗社，其实我们在诗歌写作的价值取向和具体的写作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正迎合我们的宣言：在北寒带，每一种风都有它的方向。所以说，我们也只能姑且称为“北寒带”，难称流派。在这里，我只想说明的是诗歌流派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它只是诗歌写作的简单附着物。再谈地域性写作，地域性写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地理性写作，在诗歌写作中出现几个相关的地理名词就不能称为地域性诗歌，地域性诗歌写作应该对本地文化的传承，特殊环境的表达有着积极的作用，不单单是对人类共同情感的传递，更应该对相对的地域特殊性充满人文关怀。

 

曹谁2007-8-11——8-13于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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