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8日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九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笛安

 

【授奖辞】

    笛安有一种写作的野心，一种掌控语言和代言一代人青春的野心。她的小说，建基于个人经验，但也不忘省察这代人的个人经验里有多少是被上一代人的价值观所塑造。在这种代际冲突和代际伦理里，爱与恨，伤害与疼惜，饶恕与感恩，孤独与温暖，美与幻灭，都因为笛安一次毅然的文学出走，而获得了宽阔、准确的理解。她出版于二○○九年度的《西决》，结构繁密，叙事沉着，语言精美，那种为爱受难之后的怅然和神伤，有着微妙的痛感，也饱含美好和希望。隔着幸福看悲凉，终归和幸福有关，正如感情的镜花水月，也留有失爱者的心灵残痕。笛安已不再仅仅为青春伤怀，她正带着这代人的记忆和尖锐，为一种更庄严的人生辩论做好了准备。

 

【获奖演说】

 

 尊敬的各位评审、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接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给我的肯定和鼓励。所有在写作这条漫长道路上跋涉的年轻人都渴望得到赞赏和鼓励，我由衷地感到荣幸，我得到了。要感谢的人非常多，我的出版社，我的出品人，我的读者们，以及我所有的亲人朋友，因为写作是艰难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能否坚持到今天。可是，我最想把我得奖的消息告诉给一个人，她恐怕是我最早的读者。

    她是童年时候，我外婆家的小保姆。认识她那年，我7岁，她15岁，她是个聪明敏感的女孩儿，爱笑也爱哭，因为家里穷，连小学也没能读完，就出来做事，可是她喜欢看书，她甚至喜欢写作。她都写在用来记录买菜支出的账本背面，现在想来她写的东西应该是散文，她在那些简陋泛黄的纸上歌颂春天，歌颂花朵，也想念她遥远的家乡，和去世的母亲。那时我刚刚上小学没多久，没有学过几篇课文，这个总是在写散文的小保姆似乎拥有一些我没有的东西，我表达不出来那些被她歪歪斜斜地写在纸上的句子。有的时候我很嫉妒她，我就偷偷地把她的账本撕掉，因为她写的句子很美。她知道是我干的，可是她还是重新拿一个本子继续写。于是我明白了，如果我想赢，我必须去做和她一样的事情。

    紧接着学校里开始要求我们写作文了。我在写每一篇作文的时候心里都会暗暗地和她的账本上的文字比较着。她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的作文的读者。每一次，她都很认真很认真地说：“写得好。”可是我总是在暗自怀疑她是不是在哄我开心。后来，我小学就要毕业了，我突然发现，她写的那些美丽的句子，似乎，我也写得出来了。可是她就要离开我外婆家，去做别的工作。那时候我还不到12岁，但是我确实在一瞬间明白了一件事：有些事情是没有输赢的。

    渐渐地，我走过了在学校里写作文的年龄，我开始创作真正的小说，我发现，写作本身其实就是一件没有输赢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它才更艰难。我个人总是觉得，有一样东西标志着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独立，那就是看他的写作究竟是想要超越别人，还是想要超越自己。总是想着超越别人的作者是不自由的，可是想要超越自己的作者特别容易困惑。我眼下就是在“不自由”和“困惑”之间挣扎摇摆，但是我不怕。我从不认为就算我写出来让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就能获得内心的宁静。但是，写作给了我勇气，让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不宁静也不美好的自己。

    年少无知的时候，我讨厌人生，我觉得“人生”这东西就像小时候学校里那些欺负人的高年级同学，仗着自己强大，就抢走小同学的帽子，左躲右闪就是不还，看着弱小的孩子焦急哭喊丑态百出，只不过，那顶被“人生”抢走的帽子，名叫“尊严”。一半出于胆怯，一半出于厌倦，我逃到了写作里，想要寻求让自己强大的办法。但是我仍旧不知道，是否我应该和我的人生杀得头破血流，把帽子抢回来，就真的赢得尊严了；还是我应该大声地对人生说一句：“拿走吧，这顶帽子我不要了，就算你拿走它，我也依然骄傲。”我在我的小说里不停地问自己，这两种选择，到底哪种更高贵？

    去年夏天，我去参加录制一个节目的时候，有幸采访到了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我问他“为什么我总是在怀疑自己做的所有事情的意义？”双目失明却笔耕不辍的周爷爷非常简单地跟我说：“你要把你的人生当成艺术来活。”这句话给我的触动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我突然觉得，原来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是我和我的小说没有做到，却必须做到的。

    无论是外婆家的小保姆，还是国宝级的大师，他们都曾经在关键的时候给过我重要的启示。对于所有启迪过我的人，我都必须奉上我深切的谢意。

    信仰宗教的人都会说，我们要修行，然后就能到达一个完美的彼岸。可是我觉得，那个完美的彼岸没有我们写作人的位置，因为文学的源头本来就是我们身上无法克服的弱点，我们或者只能做“此岸”和“彼岸”之间的摆渡人，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彼岸的美景，原谅并理解此岸的缺陷，有人开始向往彼岸了，我们的书尝试着把他带到两岸中间，看一眼那边永远不会凋谢的繁花；可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回来的，回来歌颂此岸短暂的花期，和盛大的凋零。这旅程很孤独，但是我似乎说过了，写作赐予我勇气。我在渐渐变得勇敢，我会越来越勇敢。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谢谢大家。

 

专访

写作是我区别“自己”和“他人”的唯一方式

 

写孩子的故事，不可能不触及父辈

 

    南方都市报：《西决》的创作起因是什么？创作过程顺利么？

    笛安：我是在2008年2月的时候开始动笔写《西决》的。其实是这样，某一天，很突然，我在学校的走廊里等着上课，外面天灰蒙蒙的，“郑南音”这个名字最先跳到我脑袋里面来，我觉得她一定是个特别明媚的小女孩。紧跟着，“东”、“西”、“南”、“北”这四个人物的名字就跟着来了，我想名字这么接近的人，一定得是有血缘关系的，这就成了《西决》这本书最初的构思：一个关于血缘的故事。

    我断断续续用了差不多半年吧，写得一点都不顺。因为当时我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在一个小说里同时驾驭这么多的人物———因为《西决》里面的人物，主角配角都算上，有十个左右，这对于有些作家来说是小菜一碟，可是对我就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有过一段很痛苦的经历的，写了两万字以后觉得这两万字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可是又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写才更好———那个时候，我们公司(柯艾文化传播公司)的责任编辑痕痕跟我说：“你把这两万字拿给我看看。”她看了以后说你一定要写完它。又过了几天，小四(郭敬明)给我留言说：“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小说给你连载了，所以你非写完不可了。”就这样，我觉得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总不能把人物们扔下不管，所以我就坚持了下来。

    南方都市报：在《西决》里，你不仅仅写年轻人的成长，更关注父辈的命运，大伯、三叔、小叔的人生故事，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和伦理。这样的题材在年轻作家写作中较为少见。为什么将父辈的故事也纳入你的写作视野？

    笛安：其实并没有刻意去表现父辈的故事和命运，只是开始写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要想表现一个家庭里的几个年轻的孩子，不可能不触及到父辈们的，因为某种意义上讲，父辈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几个孩子的轨迹。所以开始动笔的时候发现，原来我必须触及一些长辈们的故事，我自己心里也没底，不过为了整个小说的完整性，就还是硬着头皮来写了。我就跟自己说，无论好坏，当成是个尝试总是有意义的。

    南方都市报：这样一个大家庭，表姐妹兄弟之间的关系，让我想起最近一部讲表姐妹关系的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大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这个角度的家庭伦理话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笛安：因为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我们生活里能接触到的兄弟姐妹，通常也就是表亲之类的。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于“兄弟姐妹”的概念就是来源于此，所以，可能它已经成了一种在城市里面普遍的现象。

    南方都市报：与现在的一些年轻写作者相比，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残酷的青春”，往往突出黑色、叛逆、伤害的一面，《西决》中却比较多地被亲情和温情占据，末尾也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你选择这样写？

    笛安：个性使然。我觉得我是个乐观的人。我相信劫后余生之后的希望是支持所有人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其实《西决》里面有写到伤害的，而且是很残酷的伤害———但是我的主人公用温暖把它们化解掉了，这才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市场和“纯文学”不应该简单地一分为二

 

    南方都市报：你跟自己的读者有比较亲密的交流么？你似乎赢得了不少青春文学的年轻读者，你觉得《西决》为什么能吸引他们，获得市场的肯定？

    笛安：我的M SN上面有200多个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读者。我跟我的很多读者后来都成了朋友。他们中有些人生活里遇上什么事情都会来和我交流，我还帮一个读者介绍过女朋友，不过最终没有成功(笑)。我写论文的时候，我的读者们都帮我去搜集材料和访谈对象。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珍贵的情感。我想《西决》里面在讲一种真感情吧，人和人之间毫无保留的真感情，打动了我自己也打动了读者。还有就是，其实《西决》里面“三叔三婶”的家庭是我的理想，三叔三婶都是传统的人，可是并没有把传统僵化，而是反过来用他们的“传统”和“爱意”容纳了所有家庭成员的离经叛道。这不仅仅是我对“家庭”的理想，是我对“世界”的理想。可能这种理想跟很多人的理想契合了，就成就了所谓的“市场的肯定”。

    南方都市报：我看到对你的介绍，你在2003年第一次发表《姐姐的丛林》，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写？你没有像其他80后作者一样，走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之类而成名的路子么？

    笛安：也不算很晚吧———我第一个中篇小说其实是2002年动笔的，就是我19岁那年。中学时代我也参加过新概念作文比赛，是在2000年或2001年的时候吧，可是没有获奖，连决赛都没入。后来我写完了《姐姐的丛林》的时候，也不大知道我写的东西已经算是“小说”了。所以最初，《收获》杂志愿意用我的稿子，对我来说也是特别意外的惊喜。其实我最开始也并没有对自己有很明确的规划，比方说我要走什么样的路子，当时根本不懂得想那些。当然现在也不懂，呵呵。

    南方都市报：你一开始就在传统纯文学刊物上出现。此前一般的认识是，80后的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学是有断裂的，写的东西也不一样。你自己会感受到这种区别和断裂么？

    笛安：没有，区别当然是存在的，不同的人写的东西当然要有区别，可是“断裂”———我不觉得。我觉得现在总结80后和传统文学的区别有点早了。就我自己而言，之前对别人把我的小说叫“青春文学”也没什么意见。如果说“青春文学”是指：第一，作者本人比较年轻；第二，写的是年轻人之间的故事———那我的小说算得上是“青春文学”了。我一直都在努力，想要写出来非常动人的、年轻人之间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谈你的文学历程，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想到你的父母对你的影响。父母亲是著名作家，对于你走文学创作这条路，在哪些时刻、哪些方面影响了你？能否谈谈你早年对文学产生爱好，之后开始创作的过程？

    笛安：这个问题回答了无数次。首先，小的时候我看书比别人多，这个一个是因为家里书多，另外是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给我念书。她手上在读什么书，就念出来给我听，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我对那个正在讲述故事的声音就很有兴趣。然后就是——— 我爸爸妈妈都是热爱工作的人，他们可能有意无意让我觉得，写小说是件好事情。就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会开始写作，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 我对讲故事这件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恋。我喜欢看故事、听故事，喜欢讲故事给人家听，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动力。

    南方都市报：你的父亲会读你的作品么？他会不会给你一些指导或评价？他怎么评价《西决》？

    笛安：会看的，会评价，但是不会指导———就算他指导我也不会听。对《西决》他说，还可以，比过去的长篇更成熟些，但是路还长着呢。就这样。

    南方都市报：《西决》与被视为青春文学代表的郭敬明合作，通过《最小说》的推介获得很大的市场肯定，销量超过了很多上一辈的著名作家。你对自己的创作定位是怎样的？评论家也认为你的作品不是青春文学，而是进入了严肃文学的范畴。你自己觉得这种合作是像某些新闻所说的那样，首次打破了某种壁垒，将纯文学与青春文学、与市场拉到了一起么？

    笛安：我从来没有试过给自己“定位”，我只知道，我的每一篇小说都必须要竭尽全力地让自己满意。我并不认为“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是简单的对立关系，《麦田守望者》似乎也是青春文学，但是没有人说它不严肃。郭敬明作为我的出版人，他总是和我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他所谓的“交给他”的部分就是市场推广跟宣传的部分。作为作者，我觉得有这样的环境是挺幸运的。其实我觉得良性的市场应该是这样的，作者用心地自由地创作，出版方尽可能地为这个作品在市场上找到对的路。我并不是说市场和作者本人的诉求没有矛盾冲突的地方，肯定有，但是市场和“纯文学”的关系也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一分为二的对立。

 

我没有为“畅销”或“严肃”委屈自己的作品

 

    南方都市报：上一辈的作家，在进入90年代以后与市场之间产生了尴尬的距离，以至于有“畅销的、流行的就是不严肃的”这种惯性思维。你跟市场的关系是怎样的？你会坦然拥抱市场而不觉得不适么？

    笛安：我从来没有“坦然地拥抱市场”，我只是不会去刻意地与市场为敌。有时候我也会想，什么是“市场”呢？对于作者来说，“市场”就是所有看你的书的人。我觉得对绝大多数作者来讲，“写作”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为了表达，为了寻找受众的，否则就自己写好放在家里自己看嘛，为什么要出书要发表呢？再进一步说，“使用语言表达”这件事情最根本的诉求还是交流。所以对我来说，“市场”是“作家”这个职业、写作这个行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就是我和“市场”的关系。我没有为了“畅销”或者为了“严肃”，委屈自己的作品，这就够了。一本书畅销并不代表我以后的书也会畅销，不过没关系的，我还是会这样写下去。

    南方都市报：你是第二个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80后作家。你怎么看80后写作的特点和这个创作群体？

    笛安：80后的作者特别看重个人的体验，我读过的同龄作者的作品也不多，但是就我读过的而言，我觉得“个人”的视角是80后作者的小说最基本的切入点。80后作者的小说的灵魂通常都是“个人”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群体。这种放大了的“个人”到底好不好，可能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独特、很有价值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或许是巧合，和之前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的张悦然一样，你也有留学的经历。你觉得这种海外的独自生活，对于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笛安：我刚刚去法国的时候是从语言班读起的，也就是说从头开始，像小孩学说话一样一点一点地学法语。置身在那个环境里，话都不会讲，生活里任何一点小事，比方说填个表格，交个电话费都特别困难。觉得这个世界和你没关系。就是那种荒原一般的寂寞刺激了我想要表达的欲望。那个时候觉得自己需要写点什么给自己看，或者需要说点什么来总结、整理一下自己，但是我又不擅长那种条理分明的“总结”，就编个故事企图让故事来承载所有说不清的东西了。我想如果我没有那么早去留学，可能我就不会选择写作了，至少不会开始得那么早。

 

写作不是体育比赛，完成自己的进步最重要

 

    南方都市报：你有没有将自己的作品与父辈进行过对比？作为80后的一员，你们的写作跟父辈作家有哪些因为时代而生的差异？你觉得自己能超越父亲那一代作家么？

    笛安：没有对比过，差别那么大怎么对比啊。80后的写作，因为时代而生的差异，我前面说过了，就是特别看重个人化的经验。没有什么历史的大背景、大时代的起伏，真正的主角就是一个生活在没有起伏的时代中的、尝遍了悲喜的人。我觉得这肯定和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关系的。我没想过“超越”前一辈的作家，我没有想过要超越任何人，唯一要超越的就是我自己，写作这个东西不是体育比赛，我不会去想我要比谁写得好，我只要完成自己的进步才是最重要的。

    南方都市报：苏童给《西决》写序推荐，盛赞这部小说。巧的是这一次他也将与你同台领奖。上一代作家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笛安：我一直都非常感谢苏童老师给我的鼓励。上一代的作家有很多我都喜欢，像莫言、苏童、毕飞宇、阎连科、严歌苓、铁凝、池莉等等，这些前辈作家都很棒，很多东西我都该跟他们学习。

    南方都市报：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不限年代。能否具体说说这种影响是在哪些方面？

    笛安：很多。比方说，我心目中的“完美小说”的标本，就是《红楼梦》。具体到对我的影响，19世纪欧洲和俄罗斯的文学对我影响很大，无论是写作的技巧，还是精神上的影响。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都是大师，还有福楼拜，哈代，都很了不起。在我15岁的时候，狄更斯的《双城记》影响了我整个的价值观，虽然以我现在的眼光看，我觉得他赶不上哈代，可是我还是得感谢他，在一个小女孩懵懂的时候给了她特别珍贵的礼物。看他们的书是最好的学习。

    年代再近一点的话，加缪，我有一段时间对加缪特别地狂热，他的书教了我很多关于怎么去营造跟推动言语表达不了的氛围；还有20世纪的美国作家们吧，福克纳，纳博科夫，托妮·莫里森，等等。我喜欢20世纪的很多美国作家身上的那种饱满的生命力。至于近代的中国作家，应该是张爱玲吧。张爱玲给我的影响也是特别深刻的，我从初中开始看她的书，看了十几年，已经说不清她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了。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说，写小说让你体会到自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笛安：就是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我和我的人物们呆在一起的时候是放松的。一点都不紧张，一点不用在乎自己好看不好看，行为得体不得体，在现实生活里当然不能这么放松。我几年前在自己一本书的后记里面说过：“写作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我对抗生活的方式。”那个时候我讨厌生活，所以逃进小说里躲雨。可是去年夏天，因为去做一个节目，我采访过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周老跟我说：“你要把你的人生当成艺术来活。”这句话给我的触动特别大，所以我现在也在尝试着调整我和我的人生之间的关系。至于写作，它是我区别“自己”和“他人”的唯一的方式。

    南方都市报：你今后的打算是怎样的？对于一个年轻的作者而言，你觉得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或者你已经有新的创作想法可以透露？

    笛安：其实我现在还是注册了的博士生，但愿接下来几年内，老天保佑我能完成我目前看来完全没有指望的论文。至于小说，在写《东霓》，就是《西决》的姐妹篇，但是它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东霓》给我的体验是全新的，但愿完稿之后，我可以发现自己进步了。

    笛安，女，1983年生于太原，2002年赴法国留学，2006年获巴黎第四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2009年获巴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硕士学位。于2003年第6期《收获》杂志发表处女作中篇小说《姐姐的丛林》。此后，又有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西决》发表并在大陆和台湾先后出版。短篇小说《圆寂》获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并入选 中 国 小 说学会2008年度优秀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莉莉》获““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优秀作品奖”及2007年首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提名奖。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采写：本报记者　田志凌
    摄影：本报记者　余少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