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的“小政府、小企业”

 

    谈明天的发展而不谈政府、企业及其关系，不啻缘木求鱼：普天之下莫非政府——人无不在其下立命，率土之滨莫非企业——人大抵在其中安身。理想的状态，据称是“小政府、小企业”，历史上存是否在过，可以讨论，但笔者几乎肯定的是，在“明天”这种理想将日渐式微。

 

    先谈政府。政府就其本质是有组织的合法强制力，对下辖成员有能力实施刚性的约束。即便在（原始的）部落，成员在怎样围猎、分配采撷成果、婚娶生殖、祭拜崇奉、侵犯或抵御外部落，在在都须服从成规，自主选择是个别的例外。个体直接面对“政府”的刚性干预非常沉重，不管它来自族长、头人、领主、区域政府，还是来自于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中央政府。

 

    在现代术语里，政府的权威被狭义为阶层顶端的政府（在美国是联邦政府），集权的程度则指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构的分权是如何构成的。在个人，他（她）关心的，是其所得有几成必须上交，几成还能由自己支配，至于上交给哪一级权威并非关键所在。这就引出了评定政府孰大孰小的两点误判：1、小政府是指中央政府的规模小和职能少；2、小政府指的是中央政府的税收轻。

 

    这两个误判使里根总统以来占美国主导地位的“小政府”主张，及其标榜的“政府小就能解决问题”的政绩得以长期误导学界，并影响世界。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测算政府规模其实没那么困难：1、政府的开支占全国GDP的百分比；2、从政府支取薪酬的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百分比。用这两个指标衡量，美国政府（联邦+地方）的规模从来就没有缩小过。在里根的掌控下，联邦政府扩增得相当厉害。里根和共和党的“小政府”理论之所以能蒙混如此之久，原因大致有二：1、开支增加的主项在武力扩张而非企业干预；2、在增加政府开支的同时减税，缺口靠举债借贷来拖延。对1、的说辞是，军备开支增加有好处，终于拖垮了苏俄；对2、的辩解则是，通过放水养鱼来培养税基，推给子孙的债将来是不必还的。回看历史，两种说辞都亟待商榷。

 

    里根一向好命，把巨额赤字推给后人（他任期八年，年均财赤为GDP的4.3%，是本次金融危机前非大战时期里最高的），就安然辞世了，他的好名声也就成了历史性的。格林斯潘运气就没那么好，卸任不过两、三年就出了大漏子，罪名还真不好往柏南基头上推。希拉里.克林顿说前几年在参议院反复听格老的训导：减税+减息不会有问题，财政赤字往后推，到头来其实子孙也不必还债，债务会自然稀释掉的，云云。希拉里现在才嚷嚷，格林斯潘这是“一派胡言！”当时她可听得津津有味。

 

    里根-格老的逻辑恐怕早已成为美国政坛的“常识”了：增加福利开支以取悦一般民众，减低税负征收以取悦富裕人士，为争取选票不惜把财政缺口推给后人，起码推到下几任政府。聊以自慰的辩解，是生产力增加或通涨抬头之后，债务将被稀释于无形。

 

    然而这不可靠。目前美国的困境，集中表现在财赤缺口和偿债成本的剧增。据著名经济学家J.萨克斯的分析，美国联邦的财政收入的常年平均约为GDP的18%，2009年的大项为：军事开支5%，退休金开支5%，健保开支5%，其他各项（包括科研、教育、外援等等）绝非余下的3%所能应付的。仅国债利息的支出一项，目前已在2%以上。2015年当在GDP的8%左右，2035年估计为GDP的16%，而2075年仅国债的利息负担就将在GDP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样扼杀性的付息重负完全是难以想象的。

 

    另一方面，美国民众除了有透支消费、储蓄率极低的痼疾外，基层劳动力成本高昂、竞争力趋下，早已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环球化竞争把产能转移到新兴市场建立新基地的过程，也是美国丧失就业的过程，它的失业率将会常年高居不下。回复和创造有满意薪酬的就业机会于是成了政府最严重的挑战，这需要政府大幅增加开支，主持培训和转业和刺激经济等项目，以及失业补助。

 

    在新的竞争环境的压力下，人们越来越依赖政府替自己解决问题。因此政府只会越来越大，从政府的支出（其中国债的利息支出为其大项）和政府的雇员（其中包括靠政府津贴为生的军人和失业人口）占用的国家资源来把握问题，政府断无缩小的可能。这在民选政府就更为明显。美国的民主党倾向于以平权的名义增加弱势民众的福利权益，而共和党倾向于要求国家出面替大企业主开辟商业机会，他们对政府给予强有力支持的要求一点也不弱。差别在于由谁来掏钱解决自己的问题？两党的高度共识是，由后人或外人来掏钱替眼前问题买单。

 

    外国人怎么拖进去的？美国的国债有一半为外国人持有，其中超过40%为中国政府拥有。如果这些以美金计值的债务过于沉重的话，靠美元贬值（币值和汇率缩水）来摆脱将是简单的，政治上也更可行。如果说通货膨胀会把美国富裕家庭的财富通过政府转移给美国的债务人（财富还在境内）的话，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则会有效地把外国债权人的财富搬去美国。想到这类债权人不少还象杨白劳那么穷，却不得不去津贴美国人的过度消费，不免气为之塞。

 

    前一阵在洛杉矶听电台广播，说冰岛人民对是否得归还外国银行的欠债举行公投，结果颇令人惊讶，高达93%的民众拒绝还债。要知道冰岛作为北欧人，向以坚毅和诚信著称。更叫我震惊的是，电台的评论员竟然说，那7%的人怎样搞的，难道头脑短路了不成？居然还想还债！

 

    我们接下来谈，为什么“明天”的企业也瘦不下来，社会对企业监管的规则一直就有争议，现在要改革就更不容易了。借着美联储对高盛公司舞弊案展开调查，这个题目将更绕有趣味。

 

    一家企业会不会发展到“富可敌市场”的规模？是市场经济的一大问题。在主流的古典经济学说里，它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企业规模发展到过大，就自然会被“市场竞争法则”所淘汰。企业规模大而不当时内部协调管理、市场响应、目标执行、利益分配等组织成本就会超速膨胀，在有力量侵害社会之前就先自行崩解了。

 

    然而，大企业的确会扭曲市场竞争，而且势力越大，其危害可能也越大。上星期美国证交会决定以欺诈罪名起诉高盛公司一案，可为注脚。

 

    此案充满政治性，公司方一口咬定政府突启衅端，是为了对华尔街制造政治压力，帮助金融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在参议院通过；证交会和白宫则断然否定，称调查进入司法程序乃罪证确凿的结果。证交会以3:2通过司法追究高盛罪责的决议——两名民主党籍委员加委员会主席（由奥巴马提名担任的无党派女士）赞成、两名共和党籍委员反对，是相当不寻常的。不过证交会和白宫均称，两者之前没有就决议通过气。

 

    鉴于41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函奥巴马总统，认为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尤其指责其中对金融衍生品纳入监管并拟严格执行的条款是不合时宜的，会限制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虽然并非所有41名反对党参议员都明言要用“拖延阻挠”（filibuster）战术来迫使改革法案胎死腹中，但如果他们众志成城，是可以得逞的，占多数的59名民主党参议员将莫奈其何。“拖延阻挠”战术是美国参议院议决议案的一个相当怪异的特色，其“非民主”的性质已经招来很多的批评。在通过美国的健保改革法案时，奥巴马吃了它不少苦头。

 

    那么，高盛公司是否会被“定罪”？没有可能。但它必须“服错”，赔上一笔不大不小的钱，从华尔街抵制改革的游说运作牵头人的角色上退却后，做庭外和解，就会政府了结。做此揣测，笔者的依据主要为：

• 高盛已有把柄被政府掌握。只要回忆一下2008年春夏的报道，高盛负责次按相关衍生品的几名主管2007年底的做空成功后的超高分红，就不难推想高盛的确高明，早早就明白了市场一定会在短期崩塌，而进行对冲同时买空卖空。不过话说回来，两头通吃只证明了高盛“不傻”而非“不对”。
• 高盛必需服错，而不能申辩说，吃两头误导客户的“高明”公司到处都是，何以单挑高盛来整？高盛的大哥地位太突出，自恃实力雄厚颇有骄纵之气，不拿下这个“酋长”，如何镇得住华尔街的一干枭雄？
• 高盛要和政府达成和解，可谓“轻车熟路”。高盛和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系极为特殊，向来有一条“双向的通衢”，官商两栖的高盛高管不可胜数。高盛一直是联邦选举的最大捐款机构之一，而且捐给民主党的高达70%。不比大摩是两头押宝，两党各半；
• 至于政府为什么办不了高盛？这层考量最为关键，同时说明了为什么人们对美国主导的金融监管改革期望不能太高。纵观美国产业，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除了好莱坞的影视娱乐，就是金融批发业务，这是美国攒钱的根基。美国的高端金融服务，替各国数钱、管钱、分钱，并“创新”出许多工具来圈钱。美国金融服务业的盈利能力不但高深莫测，而且是不可被取代的。除了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这个超级特权外，世界资金如何计算、核定、分配的规则，乃由美国人来设计、制定、和实施。要它自我变更与己有利的博弈规矩几乎是不合博弈逻辑的。
• 事实上这些规矩已经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一些简略的数字能增加人们的认知：金融业的收入占美国的GDP的百分比：直到1985年为16%，1986年为19%，1990年代在21-30%之间，到了2007年竟增加为41%；金融从业人员的平均薪酬在1948-1982年间同美国全国平均水平相仿，在99-108%之间，可是1983年起突增，到2007年已经是全国水平的181%。
• 然而也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不能替其他行业带来足够的就业，无益于平衡和增加国家的税收，扩大了贫富收入的差异。金融行业过度冒险导致本次经济萧条，更引起了社会的紧张和不满。这种情势下，在接受国家救助后高盛今年分红160亿美元，每位雇员平均高达50万的计划，自然令官方和民间恼怒。这里有必要提示一下，美国金融服务业的专业人士赚到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的钱。问题在于，美国广大民众甚至政府未必分到了他们以为“应得”的一份。

    于是，我们就回到本文的题目，企业会不会发展到大得倒不了？当然会，满街是现成的例子。理想假设里千百个小企业在自由竞逐，哪个倒了，不过一颗流星的消逝，即便是一阵流星雨又何妨？要是一颗的大陨星砸下来，整个恐龙族可就得灭种。别说花旗这类大银行，就是中型银行，也没有任何现代国家敢让它不经过重组就倒闭。理由很简单，众多选民会跟着遭殃。

 

    不过当人们问到这个问题时，笔者认为，大都没在点子上。关键还是在企业的治理问题，经营者同企业的利益和目标是否真的绑定？假如能够真正地把经营企业有效内在化为经营者切身的利益，那么企业再大，倒闭的概率也会大大缩小。企业作为有限责任的法人，是否允许它死亡的问题，于是更应该这样来问：“怎样确保大企业垮掉之前，它的主管们必须先‘死’？至少企业给他们整垮了之后，他们也得‘陪葬’！”

 

    金融海啸的浩大扫荡之后，社会满目疮痍，纳税人亏损无算，但还没有听说有哪个企业主管被真正问责的，甚至连乱搞滥得的红利都无法被追索。企业法人即使被宣告破产，但肇祸的元凶，却趁着法人的死亡而活得更加滋润。不触及这个要害，企业的责任、风险、利润永远无法“对称”，设计出来企业监管改革的措施，恐怕还是剪簇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