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出东方”到“发现东方”

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 “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1]和“走出东方”[2]思想，胡适为避免“全盘”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观点[3]，并导致一场重大的文化论战[4]。大半个世纪以后，这场文化论战的是非学界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种“全盘”之声的误区经历了历史的公正检验，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

然而，在新世纪“发现东方”仍然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困难首先在于，中国传统话语言说方式已经被全盘中断，中国学术方式逐渐丧失了合法性。

中国传统学术有自己的问思方式，但被西方现代性问题中断。中国文人写了几千年的散文，从《左传》开始，《战国策》、诸子百家等，一直到明清的议论文，已经达到相当精炼纯熟的程度。近代以降，代表西学言说方式的白话文运动否弃了传统文言，也否弃了“文”的传统。那么，中国在文化思想上是否永远这样下去呢？仅仅只有200多年的落后期，是不是就要变成永远落后呢？事实上，在西方中心话语体系中，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使“经史子集”已经不再担当意识形态功能，也不再负载一般社会教化的意义，而仅仅成为书本性的知识型话语，存在于知识尤其是史学知识的传播中。这段被遗忘的中国话语言说方式，需要重新考察并做出明晰的价值重审。[5]

20世纪初，一批理论家用“会通中西”的现代性学术方式，将中国的学术思维和写作方式逐渐纳入西方学术模式。使这种意义上的“会通中西”成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形态，同时使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方式逐渐丧失了合法性。从此，以西学为参照系的比较性学问成为一种平面式问学方式，有东方色彩的精神和思想似乎难以在中国本土产生和发扬光大。神秘的东方文化已经被“解魅”，世界逐渐消失多元文化差异性，而逐步形成一种西式的“同质性文化”。可以质疑的是，这种西式同质性文化模式是否是一种本源性模式？一种不再强调多元思想的中心主义话语？这种“会通中西”的学术角度是否是以一种西学遮蔽中学的运思方式？这种遮蔽今天可不可以质疑？西方学术模式是不是唯一合理的？有没有问思和言说中的独断之处？

这种以西学规范为轴心的局面，使钱钟书《管锥编》这类注重感悟的学术模式成为了“另类学术”，没有生存发展空间和合法性（未见任何博士论文敢以这种随笔方式写成并能够通过）。钱先生注重乾嘉学派评点方式与中西会通比较的统一，其学术问思方式强调充分占有资料上的生命悟性和智慧。他是西学功底精深的大学者，但在对待西学模式时，取的是一种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学术本位的立场。这意味着，西方的一些学术形式（譬如现代论文形式），我们不得不借鉴，但在借鉴的过程中，不妨将学术方式与生命智慧相融合，以保存中国文化元气和学术精神。

立足于“发现东方”是中国学者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西方。西方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个巨大语境，所以要去不断地关注和“拿来”。“拿来”仍是几个世纪之内中国学者的任务之一，但任务的核心是开始自己说话。只有这样的双向互动，才能增加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接触。阿兰·佩雷菲特曾经说过一段沉痛的话：“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他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6]那种自我保守的僵化，或者自我虚无的殖民心态都已经过时。需要的只能是开窗（“拿来”）和开门（“输出”），才能使那种所谓“聋子对话”的时代成为过去。最近西方提出来一种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化的新理论，其实吸收了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很多好东西，比如说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7]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因此“发现东方”是发现中国有生命血脉的东西，使其变成我们民族一种活生生的精神。而且，光是“发现”还远远不够，还当有“发现”生命内核以后的“文化互动”式对话。

在“发现东方”的问题意识中，我注意到海外华人学者并没有走向文化虚无主义，而是进行着积极的中国文化重建工作。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多元文化各显精彩的‘后现代’社会，儒家应该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8]在这一总体思路中，杜维明进一步提出“文明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策略和“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概念。

西方不少汉学家早已关注和阐释中国，“汉学”（Sinology）研究阵容之强大和研究著作之多出乎人的意料之外，[9]但随之而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汉学研究能够取代“国学”研究吗？汉学研究是否可以能够取代“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工作？是否我们的文化输出难以超越他们以往的成绩？是否中国学者的眼光在全球化时代不具有国际合法性？我认为对这类问题应该重新思考。因为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材料的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国学或中学与汉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文化实体，但因研究者的文化血统迥异，文化背景相悖，致使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研究思维方式、出发点、视角、方法、结论很有不同。……汉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是他们关于中国的学问，对中国人来说汉学又是西学，因为汉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的范畴。”[10] 事实上，汉学研究在西方主流文化中仍然是边缘的，汉学研究相对于“国学”而言在中国也是边缘的。尽管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并不能取代中国学者对国学的研究。因此，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工作的主体仍然应该是中国学者。书法界出现过令人深思的个案：在一批书法家的书法展上，总评委却是一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倒是说了句老实话：“我对中国书法根本不懂，这是中国的艺术，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评论书法的优劣。”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已经虚心到这种程度，让一个不懂中国文化的人对中国文化指手划脚做最终评审，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然很可悲了。

在我看来，从西方同中国的关系看，尽管从马可·波罗到近代的传教士，再到现代汉学家费正清、宇文所安等，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翻译有其历史意义。但这类读物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和思维，从政治立场出发，按照其国家策略和国际关系重心的不同来阐释中国文化，其结果不乏对中国文化的俯视和误读。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解读并不能“发现”一个真实的中国。[11]中国“文化输出”和“发现东方”不可能靠西方“他者”，只能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由中国学者自己发掘出中国文化新精神和新生命，避免中国文化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在借助“他者”力量的同时，中国文化应该自己说话，在新世纪的全球文化平台上“发言”。

今天要做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的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还有那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一种补充，一种对西方的置疑和对话？当然，“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更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东方，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从而梳理我们的理论范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基本术语和关键词，广泛参照日本、印度、阿拉伯、欧洲和美国五大地区的文化诗学精神，同时借用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文化生态学方法，以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的文化诗性的哲学和独特理论。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应力图弄清“发现中国”的意义，[12]对中学西学不再是看成二元对立的，而是学不分古今中西，对西方的器物类、制度类的先进体系能够“拿来主义”式地接受，而对思想和宗教信仰问题也能够展开多元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