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话语播撒到“东方”问题重释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从500年前开始的。而500年前后，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化”或“东化”[1]，起码，中国文化曾经对西方现代性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事实表明，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启蒙精神和人文环境提供了可贵的文化资源。更早一些的西方人像马可·波罗，非常赞赏并学习中国文化。[2]400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作者门多萨所描绘的中国形象让西方人神往不已。宋明朝代文明的灿烂，使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像天堂一样富丽堂皇和繁荣的巴格达、拜占庭都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曾经是世界性的现代化的思想资源，[3]将现代化与西化简单等同的做法的谬误不言而喻。[4]应该说，18世纪以前西方一直在“发现”中国，[5]18世纪以后中国逐渐学会了“发现”西方。[6]所以，现代化不仅是“西化”，而且曾经“东化”。在未来的探索中，整个人类需要东方，起码，应是西化与东化的互相整合。[7]

伏尔泰写于1745年的《人类思想史新提纲》中就认为：“吃着印度、中国等东方古国土地上生产出来的食粮，穿着他们织就的布料，用他们发明出来的游戏娱乐，以他们古老的道德寓言教化习俗，我们为何不注意研究这些民族的思想？而我们欧洲的商人，则是一等找到可行的航路便直奔那里的。当你们作为思想家来学习这个星球的历史时，你们要首先把目光投向东方，那里是百工技艺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东方给与的。”[8]德国的莱布尼兹博览群书，醉心于中国文化，曾与好几位传教士交谈通信，甚至想亲自访问中国并同中国学者交谈，为此他还学了些汉语。他的思想与中国思想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尽管有人说他没有受到中国哲学的重大影响，只是得到中国哲学的印证和旁证[9]。随着中国的衰落，经济利益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趋于破裂。“随着西欧‘中国文化热’的降温，欧洲人不再是中国为人类知识的发源地，而崇奉希腊人为人类最伟大的教师，在甚嚣尘上的否定中国文化的言论声中，结束了‘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10]历史表明，欧洲人的兴趣在17世纪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中国，这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因王朝的堕落、行政管理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软弱而出现的衰败征兆，使其渐渐在欧洲人中失去了声誉。欧洲知识分子被耶稣会传教士报告的遥远的中国文明强烈地吸引住，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但是，一个世纪以后（18世纪后期），西方的“发现”目光又转向希腊和印度文化。欧洲人对中国的钦慕开始消退，除了因天主教传教士受到迫害以外，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对中国的自然资源的兴趣开始超过对中国文化的兴趣。[11]其中，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加以抨击的声音很有代表性：“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12]

在人类文明史上，唯独西欧古典文明永久湮没，而被一种现代性文明所替补。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明，如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要么免遭侵略，要么如拜占廷和波斯击退了入侵者，要么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遭受侵略却得以幸存。只有西方古典文明被消逝了而无法复原，尽管在几个世纪以来，曾多次有人力图恢复，但最终于事无补。[13]可以说，西方出现了独特的结局——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最终出现了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西方古典文明大规模的消亡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出现一个新的现代性开端。

中世纪结束后，西方开始了强劲有力的海外扩张，那种与世隔绝的传统的地区自治开始让位于全球统一。不同种族渐渐消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区域隔绝，而开始彼此倾听差异性声音。由于欧洲人在这一全球历史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逐渐成为一体的世界体系。19世纪肇始，欧洲人就以其强大的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经济上控制了全球，并进一步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如此一来，西方的强势文化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贱。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欧洲人而且非欧洲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在人们看来，西方的优势地位几乎是天经地义，是由上帝安排的。”[14]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到了清代，相当部分的中国学者都拒绝西方科学和西方宗教，在“关门主义”中忘了世界的存在。在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于1715年3月颁布“自该日”训令，禁止基督教徒参加祭祖或尊孔的仪式之后，康熙轻蔑地说，像他们那样愚蠢的西方人，怎么能反对中国的伟大学说呢？他们当中没有人能透彻地理解中国的经籍。“就当时中国民众对欧洲人的看法而论，它或许准确地反映在以下这句格言中：只有他们中国人拥有双眼，欧洲人是独眼，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均为瞎子。假如是这种气氛，那么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诸如天文学之类的某些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15]这种互相隔膜冷漠的状态，必然使彼此之间的误读日益加深，悬殊加大，冲突加强。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16]，从而彻底改写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17]，并连带地重新编码了中国文化的心态，即从世界领先的位置降到后发国家的位置。这使得国人在文化心态上总是在古、今、中、西之间摇摆，或崇洋，或自卑，或赶超，或闭关，[18]使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转型中成为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一个国格尊严或民族存亡的问题。[19]

事实上，不能仅仅以今天的眼光看东西方的优劣，那样做是反历史的。在人类发展史中，我们不仅要批判中国儒家思想中的腐朽落后和王权的专制，也要看到，今天的西方制度也是从血腥到文明的过程。其实，稍稍读过欧洲史的人就会明白，在英国，随着圈地运动的广泛进行，大量丧失土地的农民到处流浪，在英国城市以乞讨为生，于是专制主义王朝颁布了一系列惩办贫民的法令——“血腥立法”：有劳动能力的行乞者将受笞刑，如果再行乞，将割掉半个耳朵，第三次行乞被捕后将处以死刑。亨利七世，英国绞死流浪者72000多人，至于烙上印迹和鞭打就更多了。[20]可以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遵循的逻辑是：竞争－掠夺－战争－瓜分。同样，西方也曾为自己的现代化发展付出沙尘暴式的“文明的代价”。[21]为了走向大海，走向世界，实现海上霸权，使东西方连成一体，英国女王16世纪亲自登上德雷克的海盗船，封他为爵士，并命令将这艘船永远保存。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教皇和高级教士腐化堕落，15世纪教皇所在地罗马城，6万居民中竟有6000多名舞女。[22]

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是来自外在的推力消解了它，而是全球性的区域自治趋势的形成造成的。欧洲用了4个世纪（1500－1900年）才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统治，在到了20世纪40年代，欧洲这种统治就土崩瓦解了，两次世界大战促使了这种中心主义的终结。“政治瓦解表现为帝国统治的终结。经济崩溃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兴起同时，即开始于1917年苏俄的建立，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扩展到中国、东南亚、非洲和古巴而不断加速。文化分化范围更为宽广，西方文化不再被认为与文明同义，而非西方的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蛮。”[23]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将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融在中国问题研究的血脉中，更不能以中断历史的虚无主义方式看待中国近代的演变和发展。而是以问题为中心重新阐释“事情本身”——“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定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关切的事物不同，反映这些关切的前提假设也随之发生变化”[24]。

当代中国学者在发现东方中遭遇到西方强大的语境。在西方学术体制中心走红而身为东方人的赛义德、斯皮瓦克等，至今仍以东方为中心，坚持“苦大仇深”地申述自己本土文化立场，为自己故国文化的发展而强调“东方”意义，[25]而中国却少见学者在全球化时代为本土故国述说“东方文化”的重要性，相反，看到的大多是假洋冬烘地对西方全盘崇拜。需要注意的是，赛义德《东方学》尽管是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研究的经典，但书中谈的“东方”主要是阿拉伯世界的“中东”，而“远东”则落在了他的视线之外。赛义德坦率地说：“东方的观念是极具弹性的，而这也正是我的论点之一。它可以用无数的方式来指涉与我们不同的对象。我集中于伊斯兰世界只是为了分析方便，因为这一个东方（an Orient）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整个东方（the Orient）。我在《东方学》中也讨论到一点，那就是‘那个东方’（伊斯兰或中东）逐渐被一个更遥远的东方（中国、日本和远东）所取代。但我也要说，这些不同的东方之间彼此关联，因为都代表西方的对立面，而且它们也是可以使用的旅行的术语。举例来说，阿拉伯人在西方被称为东方人，但他会说中国人才是东方人，而自己则不同。”[26]关键问题是，谁来关注更为东方化的“远东”的中国？谁来阐释当代中国文化的复杂形态？谁来描述“中国现代化”说不尽的意义？谁来关心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命运？谁来塑造21世纪的中国形象？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自己。中国学者应该写出自己的“后东方主义”，在全球化的时代发出真正的“东方之音”——中国的声音！

不能忽略的是：现代性对第三世界的压制，使中国学者习惯于到西方或西学中找“阐释中国”的方法，中国仅仅成为需要处理的客体化材料。今天，这种“作为处理材料的中国”以验证西方理论的作法已然过时，或可转向“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知识话语本身形成一套方法，不需要借用西方方法，而只需用中国的方法将研究对象主体化。[27]我认为应该提出“作为主体间性的中国”，使“中西之争”让位于人类性问题，使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和发现西方文化精神成为发现人类文化精神的合奏。坚持中西间性和互体互用，即：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宗教冲突化。[28]如此，方能重塑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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