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到长江源跑了一圈，很多感受还没有来得及写出来，重新阅读前年的一篇旧文，感到当时说的一些话与这一圈的见闻颇有相通之处，贴在这里，作为许久没有更新的一点替代。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下，西部地区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国家财政投入的增加和成功的招商引资，西部地区的GDP迅速增长，一些原来被认为贫困的西部地区迅速致富，并成为淘金者的天堂，比如内蒙古西部地区蕴藏了丰富的煤炭资源，在能源不断涨价的条件下，内蒙古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了一片开发的热土。从统计数字看来，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后，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西部大开发给人们的直观感觉也是很强烈的，原来冷清的西部城市迅速被崛起的高楼和流动的人群所代替，在西部的土地上，高速公路将各个城市联结起来，与此同时，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也开始延绵不断，一个原来沉睡的西部地区似乎被惊醒了，与东部一样，伴随着人口、商品和各种物资的流动，沉静安稳的西部地区一下子被裹入到了现代化的潮流中。

躁动不仅仅停留在城市，沉寂的山村也在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长期依靠当地资源生存的农民无法生存了。他们一方面似乎在享受现代的生活，比如他们的农业生产似乎更轻松了，因为有大量的农药、化肥和农用机械的支持，农民无需像过去一样积攒农家肥；而粮食价格的提高、国家对农业补贴的增加和农民开始种植经济作物，这些都有助于他们收入的增加。农民生活中有了越来越多外来的东西，农村商店中充斥着大量廉价的工业制品，像瓶装水、工厂生产的饼干、啤酒和饮料已经代替了农村传统的饮食，成为农村重要的消费品；农民与外界的交往增加了，他们有电视，有手机，看电视已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休闲娱乐，打电话也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联络方式。

这种变化是以开放的市场为前提的，随着道路交通的改善，西部地区向投资者开放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市场在向西部地区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市场化对农民的处境影响越来越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已经开始高度依赖市场，对于当前的农民来说，现金收入远比产品更重要，因为没有现金收入就没有化肥和农药，不能交学费和医疗费，甚至没有钱购买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烟酒茶糖，那么农民就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和生活，钱已经成为农民维持生活所必需的。

为了有钱，农民必须适应市场需求，比如他们的农业生产现在已经主要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而是为了赚钱，传统的农作物无法适应外界的市场，农民必须引进新的品种，原来的粮食卖不到好的价钱，农民就开始种植蔬菜和水果，为了种植蔬菜和水果，农民就要在灌溉、薄膜、化肥和农药等方面花更多的钱，为了挣到更多的钱，就必须投入更多的钱，农民的生活逻辑与过去明显不同了，他们为了维持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将农产品转变成商品，甚至他们自己的劳动力也不得不成为商品，闲暇和贫穷的西部农村被紧张而忙碌的西部农村生活所代替了。

增加农民收入被作为三农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西部地区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但是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农民被更深地卷入到市场经济中，他们的收入和消费都被市场所左右，西部地区似乎正在通过重复东部地区的发展道路而迅速发展。

东部地区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比西部更骄人的发展成果，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这些代价集中地体现在环境的破坏和贫富差距扩大。作为后发展地区，西部是否可以避免重复东部的发展道路，是否可以减少发展的代价？

 

一、东西部的差距与差异

 

东西部的差距在哪里，首先人们会关注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等，缩小差距也就意味着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四川汶川地震以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副省长认为经济的过度发展与四川地震没有关系，四川省仍然要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到2020年，GDP要达到5万亿。[1]但是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发展研究中已经受到广泛的批判，因为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遇到了两个大的障碍，一个是环境和资源限制，一个则当地社会文化问题。

在中国，西部地区是资源环境敏感地区，一方面西部地区蕴藏了丰富的矿藏、森林和水资源，同时这些地区的环境都很脆弱，自我修复的能力很弱。比如西北部地区蕴藏了丰富的煤气资源，是中国发展重要的能源基地，但因为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开发矿藏往往会导致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西南部地区尽管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分布不均，干旱与洪涝灾害经常并存；而西北地区严重干旱，水资源紧张影响了当地农牧民的生计，并进而对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部地区也有丰富的植物资源，但是因为植物大多分布在环境脆弱的地区，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经常会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如过度砍伐森林导致泥石流，草原开垦导致荒漠化。尽管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很大，资源丰富，但是因为环境非常脆弱，开发资源的环境代价很高。

西部的少数民族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由于远离中原地区，他们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比较小。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强有力的保护。这些文化经常被外来者看作落后或传统的，但是当地少数民族依靠这些文化而绵延了数千年。比如在北方干旱地区和青藏高原普遍存在的游牧方式以及在西南山区存在的刀耕火种经常被认为是传统和落后的，不仅生产力低下，而且破坏了生态环境。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的游牧方式和刀耕火种使他们长期以来与草原和山林相互依存，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对于环境保护和维持当地居民的生计有重要意义；[2]再比如，在少数民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社区内部互惠的传统也是保护少数民族能够长期生存的重要机制，因为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他们远离国家的法律制度。地方的习俗和制度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内部形成了经常性的相互支持和帮助，这对于他们克服生活中的困难，维持可持续的生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市场经济面前，这些制度也同样是脆弱的，特别是以国家的名义推进市场化的时候，少数民族的地方传统和习俗往往会受到损坏，导致了许多问题的产生。

因为发展的背景不同，所以东西部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差距，而是不同的方式。比如我们不能将草原畜牧业与农业进行简单的对比，尽管农业带来更高的单位面积产出，但是在西北干旱地区，农业开发却带来了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草原畜牧业看成是比农业落后的生产方式。同样，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比较小，聚集程度比较低，城市化水平比较低，这也经常被认为是落后的表现之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密度小和人口聚集程度较低正适应了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甚至较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不意味着西部地区的落后，更可能是发展的差异性所导致的。因为近年来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经常会以牺牲西部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为代价。我们经常将增加现金收入作为衡量是否赋予的标准，但是在北方牧区遭遇自然灾害，牧民被迫大量出售牲畜的时候可能是他们现金收入最多的时候，但也是他们的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现金收入并不能作为唯一的指标来反映农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我们认为，将东部工业化社会的指标用于衡量西部的农牧业社会，会遇到许多困难。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东西部地区不仅仅存在着差距，更存在着差异，也就是发展的多样性，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现在的许多赶超战略存在着问题。尽管决策者仍然热衷于经济总量的增长，特别是地方政府往往将经济总量的增长看作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表现政府政绩的最有效效指标，但是在理论界，单纯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胡鞍钢等人批评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模式时称西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方式为传统追赶战略，这种战略的特点是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大力发展资源密集型企业，模仿东部的发展方式。他认为由于这种发展方式主要是建立在资源开发基础上的，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可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企业倒闭以后的职工下岗问题。他批评传统的发展战略是以物为中心的，而非以人为中心，他建议新的发展战略必须要以人为中心，从投资资源开发的项目向农牧民受益的项目转变，加强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3]尽管他提出的发展战略比较传统战略有了很多改善，比如他开始关注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卫生事业，但是他的发展理念仍然是建立在西部落后基础上的，将西部与东部的差异看作是西部的落后。胡鞍钢阐述了中国东西部的三个差距，即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知识发展差距，也就是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受教育水平、卫生服务都比东部低，他关于西部发展的新战略就是要缩小这方面的差别。[4]

在发展主义的模式下，发展目标是以所谓现代化为目标指向的，这不仅仅体现在物的发展层面，同样也体现在人的发展层面。物的层面经常以GDP，现代产业和现代基础设施为评价标准，在人的层面则关注所谓人现代化，包括受教育年限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多样性被忽视，传统迅速流失。

东西部的不同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很难清楚地区别哪些是落后所带来的差距，哪些是多样性所带来的差异，因为差距和差异经常是共生的，比如教育，如果从现代教育体制来说，西部地区的教育无疑是落后的，因为教学设备落后，师资力量不足。为了改善这种状态，国家推进了在农村地区的集中办学，集中办学改善了学校教育设施，学校变得更正规，这被看作是进步，或者说与东部学校的差距缩小了。但是如果从乡土社会的角度看，正规的教育使学生远离家乡，远离家庭，他们缺少了乡土知识。学生学习了课本知识，但是却没有机会接触日常生活中的知识。一些家长反映，长期住小的学生因为很少有机会接受家庭的教育而在社会化上存在重大缺陷。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强调儿童教育不能离开家庭，从这个角度上说，原来也许条件比较差的学校教育因为没有与家庭教育相分割，可能比现在表面看起来现代化的教育更适合儿童的发展。

如何看待西部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比如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商品化的水平要低于东部地区，许多当地居民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为了市场而生产，而是为了自己的消费，在关注市场经济的学者看来，这种方式无疑是落后的，因为这种生产并不能给当地居民带来很多现金收入，但是这种自我生产和消费的传统却有利于当地居民对抗市场的风险。甚至对于从外界看来是贫困的生活，也同样有不同的解释，因为尽管物质生活不丰富，但是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却有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生活。许多少数民族表现出来更多的满足，尽管他们不富裕。他们可能更不善于积累财富，这经常被认为是他们落后和懒惰的表现，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却支持了他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当我们把快速的经济发展，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作为发展或先进的标志的时候，那么反过来看西部民族地区，就会看到西部与东部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我们深入到西部民族社会的内部，就会发现，许多差距并非是差距，而是差异，也就是不同的发展道路。

东部地区将西部民族地区看作落后的“蛮荒之地”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所谓落后是以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为参照系而得出的结论，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来看，西部地区是落后的，因为西部地区有许多少数民族还没有进入农耕文明，一些民族还处于游牧社会，甚至渔猎社会，这经常被认为是落后的。西部少数民族对自然的影响还比较弱，他们更多地表现为顺应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与此不同，东部地区农民很早就发明了灌溉系统，从而有了更强的能力来改造自然。但是东部的农业文明被输入西部民族地区的时候，却给西部地区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现在经常被人们批评的汉族农耕文明进入草原牧区以后，导致了草原牧区巨大的生态破坏，原有的草原迅速沙漠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我们反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也许农耕文明和渔猎、游牧并不是先进和落后的差距，而是适应不同自然环境而产生的不同生产方法，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可能主要不是差距，而是不同环境下的差异。

历史上中原地区就希望将中原的发展方式引入到西部地区，但是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中原的农耕文明，尽管伴随着移民，农业进入到北方干旱地区，并将一部分牧场转变为农田，但是农业并没有代替草原畜牧业。尽管国家在西部地区建立了各级政府，但是政府也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我管理和自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地维护了少数民族的传统。

与历史上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对西部民族地区的评价是基于工业文明而形成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并因为工业化的发展而形成了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这被认为是发达和富裕的标志。以此为参照系，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被认为是不发达的。为了推进西部地区的发展，工业文明被不断引入西部地区，从而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总量、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提供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为了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国家在西部积极推进了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化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西部的社会经济结构，曾经存在数千年的传统正在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比如在市场化的作用下，原来的游牧被迫放弃了，长期习惯于刀耕火种的山地农民也只能接受新的品种，开始使用农药和化肥。

我们看到的市场化可能使一部分西部地区的农牧民增加收入，甚至开始了现代的生活，但是市场化也存在着诸多风险，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如果不能协调国家积极推进的市场化与当地资源和文化的关系，可能会带来诸多负面的问题。

 

二、国家和市场的双重简单化

 

西部开发的过程是国家推进市场化的过程。在国家的推动下，市场机制被导入到西部民族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市场同时起到了将民族地区简单化的作用。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相结合，具有很强的穿透性，对西部民族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国家政策经常是简单化的，而且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市场却经常被认为是多样化的，因为市场要满足多种需求，市场经常反映的是自下而上的逻辑。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原有的计划经济无法适应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因此必须用市场取代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决策地位。但是在西部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发现，与这种经典的假设不同，国家所推动的市场化经常导致的是简单化和集权的决策模式。

（1）市场强调交换关系，通过交换，财富得以增加，因此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当这种市场化是由国家推动的时候，市场逻辑就取代了其他的逻辑，成为唯一的逻辑，支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我们所说的双重简单化是说国家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市场化，并使市场关系成为可以排斥其他关系的关系，而市场关系则仅关注了各种资源、物品乃至社会关系在市场上的价值。市场逻辑支配了农牧业生产、自然资源管理、农民的日常生活，甚至社会管理。尽管市场关系是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但是当这种关系成为支配关系，替代了所有其他关系的时候，社会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2）在农牧民的生产主要满足自己需要的时候，那牧民的生产是以多样性为特点，比如牧民往往要饲养多种牲畜，在内蒙古牧区，牧民经常要饲养五种牲畜，即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不同的牲畜在牧民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牛可以提供奶制品、马被用于骑乘，而羊则提供了皮毛，多种牲畜不仅被用来满足生活中不同的需求，而且各种牲畜之间也形成了相互的分工，在对抗自然灾害的时候，需要各种牲畜的协作。人们经常会讲到的例子就是雪灾的时候，马、骆驼成为可以开辟道路，引导牲畜躲过雪灾。但是市场忽视了牧民自身的需求，畜牧业的存在仅仅是为市场提供畜产品，在市场化的作用下，专业化正在取代原来的多种经营，牧民不能再饲养五畜，因为只有专业化才能赚钱，大部分牧民只能饲养绵羊，而淘汰了所有其它的牲畜。喝奶茶本来是牧民的传统，现在为了喝奶茶，许多牧民不得不去买工厂生产的奶粉，因为大多数牧民家里没有了奶制品。饲养单一的牲畜在市场条件较好的时期可以多卖钱，但是在市场销售状况不好的时候，牧民就会面临很大风险。多样化是传统小农躲避风险的最有效策略，牧民通过饲养多种牲畜可以增加生产的安全性，农民则通过多种经营对抗变化多端的气候。但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专业化使小农失去了对抗灾害的有效手段。

传统的牧民往往倾向于保留比较多的牲畜，这被认为是牧民落后保守，缺少商品经济意识的证据，因为保留比较多的牲畜不仅会消耗更多的饲草，没有经济效益，而且遇到灾害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牲畜大量死亡，造成重大损失。所以牧民保留大量牲畜经常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非理性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用市场经济的概念来分析牧民的生活。对于牧民来说，他们生活中主要消费的是动物的副产品，如奶制品、毛制品等，只有足够的牲畜数量才能保障他们有足够的生活资料，但是现在为了赚钱，他们不得不加快牲畜出栏，比如现在牧民要出售羔羊，也就是饲养不到一年的羊，据说这样的羊可以卖到比较好的价钱，而且节省草料。原来那种多样性的牧业生产正被简单和专业的畜牧业所代替。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牧民要保留比较大的牲畜数量，但是牲畜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因为牲畜数量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是家庭的劳动力，因为要挤奶、接羔、放牧，都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不足，就无法饲养大量牲畜；其次也受到牧民需求的制约，因为牧民直接消费的畜产品是有限的，但是现在牧民需要的是现金，而现金的需求经常是无限的，所以专业和市场化经常导致牲畜数量的扩大。

在市场化改革中，专业化和产业化正在迅速推进，西部地区原来的小农多种经营的农牧业正在被专业化所取代，出现了一些专业村或专业户。由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西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特别是在缺少发展工商业的边远农村地区，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农村产业化以增加农民收入。

专业化和产业化是与市场化密切相连的，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据说产业化至少可以减少销售成本、方便提供技术服务和统一质量要求，但是在此之外，产业化的发展至少带来了小农经济在三个方面的转变，首先，产业化使农村的财富向富裕户集中。产业化要求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使大农户具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我们在西部地区逐渐看到，种养大户不仅受到了政府的青睐，而且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也游刃有余。在市场化的改革中，拥有资本的人往往比拥有劳动力的家庭发展得更快，一般农牧民与大户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次，生产的决策越来越外部化，在市场经济中，农牧民已经无法作出有效的决策。由于生产是围绕着市场进行的，因此生产的品种、数量、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不管什么有经验的农牧民都不足以应付市场所带来的问题，取代农牧民经验的是那些技术人员、商人。他们决定着农牧民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是否能有比较好的收入。第三，在市场化的改革中，一般农牧民的所得到的利益是有限的。尽管市场化改革使农牧民的现金收入增加，但同时他们的支出也迅速增加，农民需要支付越来越高的生产性投资，包括种子、化肥等等，牧民则要支付围栏、打草、购买饲料，乃至雇用人工的钱才能维持牧业生产。原来农牧业低投入低产出的模式正在被告投入高产出的模式所替代。农牧民的生产已经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市场。

（3）市场化也改变了农牧民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自然资源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可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多种需求，但是在市场化却将自然资源简化为赚钱的工具，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3-1)在西部地区，森林曾经给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比如林下产品，包括药材、蘑菇都是林区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的收入来源，不管在云南还是在陕西，那些家里有劳动力，但是缺少其他收入来源的农民每年依靠捡拾林下的副产品，可以维持家庭的最基本支出；林地还是农民放牧的地方，林区农民的牲畜大多散放在森林中，节省了农民的许多劳动力。同样，农民的烧柴也依靠森林，没有森林也就没有当地农民的生存。就是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使林区的农民与森林和谐相处。由于存在着森林的多种利用价值，村民可以不通过砍伐森林获得收入，甚至保护森林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收益，利用与保护之间相互补充，很少产生矛盾。但是在市场经占据主导地位以后，人们更关注如何提供更多市场所需要的木材以换取更多的经济收入。无论对于本地人或是外来的投资者，砍伐木材所获得收入都更多，市场刺激了人们的需求，而这些需求需要不断砍伐木材来满足，于是提高生活水平和砍伐木材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甚至在政府出台了严格的政策以后，仍然不能禁止盗砍乱伐。单纯的市场经济导致了森林利用方式的改变，并且为大面积的砍伐森林提供了条件。

(3-2)草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牧民依靠草原发展畜牧业，草原在牧民的生活中提供了多种功能，但是市场化却将复杂的草原简化为出产多少牧草，饲养多少牲畜，卖出多少价钱。为了增加草原的牧草产量，从而增加收入，草原原有的许多复杂功能失去了，比如长期以来，草原的生态功能得不到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开始，草原牧区都将增加牲畜数量作为第一目标，在很短的时间内，草原牲畜数量增加迅速。内蒙古的牲畜总量在1980年代还不足0.5亿头（只），到1990年代超过了0.5亿，到2006年达到1.1亿头（只），[5]尽管增加的牲畜数量并不都发生在草原牧区，农区的牲畜增加对牲畜总量增加的贡献可能更大，但是牧区的牲畜总量增加则是不争的事实。在我们的内蒙古牧区调查中发现，多数地区的牲畜数量都经过了一个周期，在公社化时期，牲畜总量比较少，从牲畜承包到户以后，数量明显增加，一直到2000年以后，随着限制牲畜数量政策出台和草原的严重退化，牲畜数量开始降低。由于单纯关注草原牧区的经济增长，草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市场化只关注经济增长，由此带来简单和粗暴地对待草原。对于牧民来说，草原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保障，但是在简单化的市场逻辑面前，草原的可持续利用被忽视了，人们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草原得到尽可能多的收入，为了维持更多的牲畜饲养量，草原被过度开发，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到水源的制约，多数草场都只能被季节性地利用，无水草场只能在秋季和冬季利用，夏季和春季只能利用靠近河流的草场。但是从70年代以后，政府支持在无水草场打井以利用草场；到80年代草场承包以后，无水草场也被承包到户并被常年利用，几乎所有的草场都被开发利用。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通过项目支持，在许多干旱地区开发水浇地，通过大量采集地下水来维持牲畜数量的增长。为了增加收入，当地居民被迫加大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从而导致了草原多种功能的丧失，忽视了草原的多样性导致了草原的退化，并进而加剧了草原牧区的环境问题。

(4)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的关系正在取代西部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关系，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市场化之前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对于不同的人际关系有着不同的行为要求，人们按照传统的文化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市场却往往将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交换关系。当市场关系侵入到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时候，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过度市场化。

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建立市场经济，但是市场所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市场改变了西部的社会结构。如果借用波拉尼大转变的概念，那么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大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市场经济原则强行进入了西部民族地区，从而促成了转变的发生。[6]如果我们借用斯科特道义经济的概念，那么我们可能说，这个转变过程是从农民的道义经济转变为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7]如果我们借用现代化的概念，我们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农民小传统的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最明显的特点是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市场的严重冲击，从而出现过度市场化的倾向。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正在经历的变化颇有些类似波拉尼所描述的欧洲工业化过程中的大转变。在波拉尼看来，工业化之前的欧洲社会，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也就是说，经济活动所强调的市场关系仅仅是社会中的一种关系，社会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工业化以后，至少在经济学家那里，经济要从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成为唯一的社会关系，在这种范式下，所有的要素均被纳入到了市场的交换关系中，甚至人也不再作为人存在，而是作为可以被交换的劳动力。借用波拉尼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在农村集体化以前，西部民族地区还不是一个市场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但是在实施市场化的改革以后，经济要从社会中脱嵌出来，成为社会的主导原则。事实上，西部民族地区从来并不缺乏市场，但是市场原则并没有侵入社会生活的全部。比如西北地区回族具有悠久的经商历史，但是在经营商业活动中，他们必须要将部分所得捐献给村内的穷人，社区和宗教在救助社会的弱势群体中发挥了作用。伊斯兰鼓励回族人从事贸易，但是在社区内部，社会关系则居于主导地位，在回族社区内，互助和交往远远比交换关系更为重要。

(4-1)如果我们不用先进和落后的概念来分析，不把东部和西部看成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不同的发展类型，那么我们可以说，社区和互惠在西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交换只是众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而且经常发生在不同群体之间。市场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个体之间的交换关系，而西部民族地区更多地不是强调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交换，而是强调团体内的互助和义务。学者利用多种概念来描述这样的社会，如“道义经济”、“互惠”经济等。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农民社会的时候，提出了“道义经济”的概念，在他看来，道义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在道义经济内，团体的生存更为重要。因为小农的经济是生存型经济，也就是说小农社会的产出只能够维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单个的农民几乎无法抵御来自各个方面的风险，比如自然灾害很容易使农民破产，来自市场、国家的风险也需要农民去集体抵御，所以在道义经济中，农民所遵循的原则不是去追求最高的收益，而是如何减少风险。道义经济就是社区成员之间共同抵御风险的经济行为；人类学家使用“互惠”来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在互惠关系中，强调相互之间的义务和对关系的维持，正是由于人们尊重相互的责任，互惠的原则保障了社会的正常运行。

互惠是为了实现风险最小化，在互惠的社会中，社会成员不是通过交换维护各自的利益，而是通过社会的仪式和制度，达成一种相互帮助，从而实现规避风险的目的。互惠是普遍存在的，无论什么社会单位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都具有互惠的性质。但是在道义经济中，互惠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并不是建立在相互利益交换基础上的，而是形成了一种社会责任。

互惠广泛存在于西部社会之中，典型的如蒙古族的走“奥特”制度。在北方草原，游牧制度要求不同的游牧部落之间相互承担义务。在毛乌素沙地上，每一个牧民都有责任为来往的牧民和牲畜提供饮水。在公社化以前，毛乌素沙地上仍然保持着游牧传统，人与牲畜都需要远距离移动，在移动过程中需要饮水，沿途的牧民有责任为过往的牧民提供饮水，甚至在影响到自己牲畜饮水的时候，他们也仍然要承担这种责任。在这里，互惠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行动，而不是直接的交换。提供饮水的牧民也许不能得到享用水源牧民的直接回报，但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的存在，他可以预期自己也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类似的帮助。内蒙古牧民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避灾，这也被称为走“走奥特”。在传统的游牧社会中，牧民不能拒绝受灾地方的牧民来到自己的草原避灾，尽管这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草场，甚至自己的牲畜。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市场交换是他们最熟悉的，因为游牧民族的产品非常单一，他们的产品仅仅是畜产品，单纯依靠畜产品并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需要从中原农区交换他们所需要的茶叶、布匹和粮食。西部边远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都依赖于与中原地区的贸易。比如藏族需要中原地区的茶叶，并因此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内地与西藏之间进行茶叶、丝绸和畜产品的交换。在少数民族的发展中，从来不缺乏市场，不缺乏贸易，但是市场只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支配社会生活的原则是基于互惠而形成的社会网络。

在互惠的原则下，社区或部族在西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人是属于他所从属的集体，并对集体负责，同样，集体也对其成员提供支持，这有些类似西方政治学中所谈的庇护与被庇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普遍存在于西部少数民族社会中，在集体中，合作远远大于竞争，集体内部的合作有助于集体维持生存，抵御风险。比如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阿寅勒”制度就是这样的集体。

在王建革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蒙古族的游牧生活中，充满了合作。比如建立在血缘关系或互助关系上的阿寅勒就是几家牧民的合作组织，牧民之间相互帮助。由于牧民远离市场，常年在外游牧，生产和生活中的许多产品都需要自己加工制造，牧民要自己加工奶制品，羊毛制品，一些家庭缺少劳动力，就需要其他家庭的支持。在王建革的研究中，牧民社会存在多种合作的方式，阿寅勒只是其中的一种。一些合作发生在大家庭的内部，如众多子女在结婚成家以后，与父母家庭组成一个游牧单位，构成稳定的合作；甚至富人穷人之间也可以形成互助，穷人为富人放牧牲畜，而富人不仅支付穷人工资，而且还要给穷人孩子吃饭，穷人也有权利利用富人的生产工具，比如穷人可以免费使用富人的车辆。[8]“阿寅勒”制度不仅存在于蒙古族的游牧活动中，在西北如土族，哈萨克族等也都存在着这种制度。

1950年代，中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制度，对于东部小农经济发达地区来说，也许人民公社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因为原有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农村集体经济，这种集体经济成为国家控制农民社会的有效工具。但是对于西部的民族地区来说，变化远没有如此巨大，原有农民社会的许多内容被带入到了人民公社体制中。如果我们还以内蒙古牧区为例的话，在传统的游牧社会中，牲畜是属于牧主的，大部分牲畜承包给牧民放牧，也就是所谓的苏鲁克制度，牧民与牧主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牧工放牧，所得收入与牧主进行分成，在进行牧区民主改革的时候，遵循乌兰夫的指示，对牧主采取了不分不斗的方针，提高牧工的收入，增加生产，形成了所谓的“新苏鲁克制度”。人民公社将牲畜归为集体所有，由集体统一组织生产，但是对于牧民来说，首先，人民公社仍然承认牧民牲畜入股，有牲畜入社的牧民每年有固定的股息收入，这与人们经常所说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有很大不同，公社化更像是牧民的牲畜入股；其次，牲畜的放牧方式并没有改变，牲畜仍然由牧民家庭进行管理和放牧，大队支付牧民报酬，到1970年代，为了鼓励牧民的积极性，许多地区采取了集体与牧民分成的方式支付牧民报酬，在形式上，这与原有的苏鲁克制度几乎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牲畜的所有人不同了。第三，原有社区之间的互惠制度仍然存在，在一个牧业大队内部，不同的家庭由于居住比较近，形成了“艾里”或浩特，它们有些类似农村的自然村，只是比一般的自然村小一些，通常只包括了若干生产中联系密切的牧户。在艾里或浩特，我们看到牧民在生产中的密切合作。不论是农业或畜牧业，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的时候，会经常感到劳动力缺乏，在农业区域，劳动力缺乏主要集中在播种和收获的时期；而在北方的畜牧业生产中，药浴、接羔、剪毛的时候都是劳动力紧张的时候，要克服劳动力紧张，只能依靠相互的合作。

合作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计算上的。如果说现代西方的合作经济强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制度保障基础上的合作，那么互惠条件下的合作与此不同，他们强调的不仅仅是利益的增加或分享，他们将互惠作为一种生存的态度，并且内化为一种文化。

道义经济和互惠制度普遍地存在与农民社会中，只是表现的强度不同，西部地区由于特有的民族传统和独特的资源禀赋，因而表现更为强烈。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对这种传统起到破坏作用。如果说人民公社并没有引起西部社会剧烈的变革，那么人民公社以后的承包制度却对西部地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人民公社的解体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西部农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农村集体的解体和迅速的私有化过程；第二个方面则是外来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强烈影响。

人民公社的解体是以土地承包为标志的，但是土地承包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于东部地区来说，是向原有小农经济的回归。东部地区在公社化以前就建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传统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农民被组织进入集体，承包制则宣布这种组织的解散，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重新得以恢复。但是对于西部许多民族地区却不同，他们历史上并没有强烈的小农经济，因此承包并不是对原有小农经济的恢复，而是重新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制度。这场革命几乎是默默进行的，土地、牲畜被分配到农户，每家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他们要独自面对生产中的各种问题。个体和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确定比原来组织农村集体对当地人的生活有更大的影响，在内蒙古牧区，牲畜分配到户以后，一些牧民积极发展牲畜，迅速成为大户，另外许多牧民却因为不善于经营而陷入了贫困，许多陷入贫困的牧民根本没有畜牧业经营的经验。在传统社会或集体化时期，因为生产中的分工不同，一些牧民可能只是从事辅助工作，或者从事非放牧的工作，当他们与其他牧民一样获得了自己的牲畜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如何饲养。一些牧民家庭的牲畜在不断增加，而这些没有饲养经验牧民的牲畜却在不断减少，最后成为无畜户。现在西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正在重复着中原地区的土地承包，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内蒙古已经开始将草原承包到户，到90年代以后，承包被进一步推广，从官方的统计数字来看，到2007年，将近80%的草场已经承包到户。[2]随着草场承包和政府退牧还草项目的推动，越来越多的草原被围封起来，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有3亿多亩的草原被围封起来。[9]内蒙古草原承包的经验也正在被推广到西部的其他省份，在西藏、青海、四川等草原地区，草原都开始被承包到户，网围栏将原有的公共草场分割成小块。

与过去不同的是，在集体化解体以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话语已经不是互惠和相互帮助，而是强调家庭的生产地位，强调市场关系，因此社区所能起的作用便越来越弱。比如在互惠经济中，社区成员的支持是无偿或自愿的，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家庭，相互之间的互助在减少。离开了社区内的互助，社区中贫困牧民生活中的风险因素被放大。

维持市场的交换关系就要产权清晰，但是将牲畜和草原分清楚以后，牧民开始变得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并经常形成利益的冲突和纠纷。把市场经济的原则植入到牧民的社会生活中，但是与此相应的制度建设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而新的秩序远未形成，这导致冲突的增加，比如在东部的内蒙古牧区，村庄之间、当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以及各户之间经常以罚款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牲畜进入了其他人所承包的草场，被抓住以后一定要罚款；而被罚款的人也会不断寻找机会惩罚对方。本来市场的交换关系并不必然带来关系的紧张，但是当市场交换关系成为社会中唯一关系的时候，社会关系必然趋于紧张。我们在内蒙古发现，有许多人对家庭经营有抱怨，特别是将牲畜和草地完全承包到户以后，一些牧民将草原的退化和牧民的贫困归因于集体的瓦解。因为集体瓦解以后，牧民之间的关系经常成为简单的交换关系，而不再是互惠的关系。

市场经济还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美国政治学家戴慕珍(Jean Oi)在讨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候认为，地方政府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已经逐渐公司化，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冲动直接促进了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10]在市场化的推进中，西部的地方政府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组织，但是在西部地区市场化过程中，政府不仅仅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更直接地参与了市场的活动，甚至利用公共财政来支持政府所认可的经济活动。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包括招商引资，推动农村产业化和以及直接经营土地、矿藏等资源。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促进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因为地方经济高速增长是表现地方政府政绩的最有效指标，而且也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招商引资是发展地方经济的捷径，各级地方政府都将招商引资看作最重要的任务，甚至将招商引资任务分解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在招商引资方面，由于地理的原因，企业更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要落后于东部地区。但是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下，西部的交通和通讯得到了改善，基础设施的改善为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而且随着东部地区企业的升级换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通过转移到西部地区以躲避东部地区日益增加的成本。西部地区丰富的矿藏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特别是西部的能源开发。在西南地区大力开发水电资源，在西北部地区大力开发煤炭资源。所有这些条件都为西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步东部地区的后尘，开始了一轮一轮的招商引资热潮。

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中能够胜出就要给企业更优惠的政策，其中最容易操作的就是将农牧民的土地和草原以更低廉的价格提供给企业，或者将一些垄断性的机会提供给企业。在西部地区我们看到，随着招商引资，企业大量占用了农牧民的资源，比如由于开发矿山，农民的土地和草原被破坏，企业周边地区的地下水被大量消耗，并影响了农牧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在一些风景秀丽的地方，旅游资源被租赁给企业进行经营，大量的旅游收入进入到企业或者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当地的村民却被排除在旅游的收益人群之外。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增加财政收入以供养日益庞大的政府机构的目标对于政府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几乎成为公司，他们必须增加财政收入，而原有的西部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很难支持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比如农牧民饲养多种牲畜，畜产品主要依靠自己生产，收入十分有限，这些生产活动不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收入。为了增加收入，在农业内部，地方政府鼓励产业化，在农业外部，地方政府希望增加工商业收入。市场化与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冲动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云南，我们看到地方政府积极发展公司加农户的经济作物种植模式，地方政府为企业落实种植计划，比如种植咖啡、香料烟等，因为完成这些作物的种植不仅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地方政府可以从经营企业中得到按比例的利润返还。在贫困的云南山区，这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发展产业化的旗号下，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选择与企业合作，支持企业的活动。

农牧民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社会生活、自然资源的管理和政府行为都被卷入了市场化，受到市场原则约束的时候，我认为是过度市场化了。如果说我们过去注意到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分野，那么我们也同样应该重视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界限。

 

三、过度市场化

 

市场化的改革导致了过度的市场化，这可能与决策者的预期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们看到，过度市场化已经形成，并且很难逆转。过度市场化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过度市场化明显的影响之一是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在市场体系中，任何资源都被标上了价格，任何出价高的购买方就有权力使用资源。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后，西部的自然资源被迅速开发，由于木材价格上升，大量森林被砍伐，因为农田比草地的产出更高，草地被开垦成为农田。我们看到，在科尔沁沙地的一个村庄，每家所开垦的荒地都有数十亩，甚至上百亩，从而造成了沙漠的扩大。而在呼伦贝尔盟，大量的草场被农业企业开垦成农田，外来资本家在赚取大量利润的同时，也造成了当地环境的被破坏。在太白山区，随着木材的市场化经营，大片的山林被砍伐，围绕着木材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木材的贩运者发大财、一般的木材监管人员和干部发小财，连当地的农民也因为砍伐木料挣一些辛苦钱，而这些辛苦钱也够他们建了新房。[11]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高度关注西部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且认识到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发放了大量补贴，但是这并没有扭转自然资源退化的总体格局。因为中央的环境政策遇到了两个方面的阻力，第一个是市场化的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更关注经济增长，因而对于保护环境的政策落实不积极，有许多时候，地方政府甚至纵容部分企业违反环境政策，比如我们在西部地区看到的大量开荒经常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允许。其次一些环境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部门利益，以罚代管，他们经常关注的是可以得到多少收入，而不是是否执行了环境政策。与此同时，当地的农牧民也受到了市场规律的左右，他们为了增加收入经常会采取各种办法违反环境政策，林区的林农可能会盗伐木材，牧区的牧民可能会违规放牧和增加牲畜数量。市场化改变了当地居民与环境的关系，村民将自然资源作为增加收入的手段，由于生活高度市场化，村民需要不断增加现金收入维持生活，为了维持不断增加的现金支出，村民需要开发和利用资源，这是造成他们不顾环境后果而乱伐乱牧的原因。

一些学者将西部生态恶化的原因归结为人口的增加，但是经验研究并不支持这个结论，尽管西部人口增加了，但是生存在乡村，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的人口并没有增加，在近20年甚至有减少的趋势，农牧民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维持生存，并不是因为人口的增加，而是因为农牧民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市场所左右，他们必须增加产出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比如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民的消费结构在改变，购买日用品的现金不断增加，而且现代的医疗和教育制度也要农民支付越来越多先进才能够维持这种生活，市场经济要求农牧民必须增加收入，而增加收入往往意味着更多地开发利用资源。从这个角度说，生态恶化与其说是人口增加的结果，不如说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

市场化将西部地区的农牧民带入了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模式，这加大了小农的风险。普遍采取承包制度以后，西部的小农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小农一样，被从社区或集体中解放出来，对于那些富有的农户来说，农村集体的解体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他们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对于许多小农户来说，市场化带给他们更多的风险，甚至导致一些农牧民的贫困化。经过了近30年的土地承包，由于家庭人口变化和土地的流转和被征用，现在农户之间的土地和牧场占有已经很不均衡，缺少土地和牧场的农牧民经常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一些农牧民因为土地或牧场不足而陷入贫困。由于农村社区传统的互惠经济的解体和农村基层组织缺少资金来源，在出现贫困户的时候，基层社区往往缺少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国家承担了扶贫济困的职能，但是国家的救助往往会基于统一的政策而缺少对基层社区具体情况的关注，很难应对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各种贫困现象。

产业化本身也给小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因为市场的变动远远超出了一般小农的承受能力，人们希望公司的介入可以减少小农的交易成本，降低农民的风险。尽管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从表面来看可以为小农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但是在加入公司农户的系统以后，农户越来越依赖于公司，逐渐变得别无选择，特别是种植经济作物的小农，由于许多经济作物的市场比较小，公司成为唯一的销售渠道，当某种经济作物在一个区域被推广以后，因为市场和信息的限制，小农往往只能选择这种单一品种的作物。传统的农民是依靠多种收入来源对抗市场的风险，产业化使他们失去了对抗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

国家推进的市场化正在强化一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尽管在农村改革以后，农民获得了生产的决策权力，但是市场化正在迫使农民交出生产的决策权。比如种植粮食作物已经不足以维持农民的生存，所以在2000年以前许多农民被迫选择放弃粮食种植，但是种粮直补的政策使许多放弃种粮的农民重新开始生产粮食，我们看到，农民是否种植粮食是由国家的政策调节，而不是由农民决策的；西部地区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政府的规划对农民的生产活动有很重要的影响，在产业的区域内，地方政府会通过许多手段支持和引导农民进入产业化。人们往往相信在市场经济下，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有自己的决策权，但是这种假设并不能得到证实，因为农民的决策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当农民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者市场被操纵的时候，即使是在市场机制下，小农业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事实上，我们看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小农越来越被迫地做出选择，而不是主动地做出选择。

与小农不同，在积极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的行为越来越主动，地方政府的利益已经与市场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寻求利益的冲动往往左右了他们的行为，比如为了推进地方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在招商引资和产业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可能会更多地倾向于保护企业，而非小农的利益。

上述问题的产生并非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市场经济关系仅仅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尽管是很重要的一种关系，因为它支配了生产和交换活动。在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引进市场机制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让市场机制代替了所有的社会规则，成为社会生活中唯一的机制，那么就会威胁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事实上，市场机制之所以占据统治地位，是与西部地方政府单纯关注经济总量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财政收入成为考核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指标三项指标，地方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已增加GDP，从而使市场化的原则成为了主导原则。

避免过度市场化的结果需要调整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将西部发展的关注点从单纯的GDP转移到关注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小农的生活，因为在市场化过程中，小农是弱小的，更需要得到关注；其次要从关注高速发展转为稳定的发展，从简单的增加收入转为减少西部农牧民的风险，这也就意味着政府不但要增加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更要发挥多种社会机制的作用，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的社会传统，强化农村社区的互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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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西部地区的统计数字看，各省区的国内生产在2000年以后，增长明显加快，并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地区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重庆	12.2	11.5	12.2	11.4	10.3	9	8.5	7.6	8.4	11	11.2
四川	13.4	12.6	12.7	11.8	10.6	9.2	9	5.6	9.1	10.2	10.1
贵州	11.5	11.5	11.4	10.1	9.1	8.8	8.7	8.3	8.5	9	8.9
云南	11.9	9	10.8	8.6	8.2	6.5	7.1	7.2	8	9.4	10.4
西藏	13.4	12.2	12.3	12.1	12.9	12.8	9.4	9.6	10.2	11.3	13.2
陕西	12.7	12.6	12.9	10.9	9.7	9.1	9	8.4	9.1	9.2	10.2
甘肃	11.4	11.7	11	10.1	9.4	9.4	8.7	8.3	9.2	8.5	11.5
青海	12.2	12.2	12.3	12.1	12.4	12	9	8.2	9	9	8.6
宁夏	12.5	10.3	11	12.2	10.2	10.1	9.8	8.7	8.5	7.6	18.1
新疆	11	10.9	11.1	10.8	8.1	8.1	8.2	7.1	7.3	11	6.4
内蒙古	18	21.6	19.4	16.3	12.1	9.6	9.7	7.8	9.6	9.7	12.7
西	13.5	12.7	11.8	10.2	10.5	8.2	7.3	7.7	9.1	8.1	10.3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west.gov.cn/web/Column.asp?ColumnId=38

[2] 全区有13.2亿亩草原，被承包到户的达到10.42亿亩。这里面包括部分尚未真正承包到户的面积。由于政府积极推动，特别是将退牧还草项目与落实承包制度相结合，一些地区对草场只是进行了纸面上的承包，并没有落实到户。但是关于这种承包，缺少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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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网2008年5月19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GB/7263758.html。

[2] 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3] 胡鞍钢、温军：“社会发展优先：西部民族地区新的追赶战略”，《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4] 胡鞍钢主编：2001，《西部开发新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

[5]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编：《内蒙古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内蒙古自治区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nmgtj.gov.cn/show.aspx?id=1467&cid=8。

[6] 卡尔·波兰尼：《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7] 詹姆士·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

[8] 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9] 《内蒙古辉煌６０年：草原茫茫天地间――内蒙古自治区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纪实》，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6070470.html。

[10] Oi, Jean,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October, pp 99-126。

[11] 王晓毅、胡崇德：“禁伐条件下的集体林改革”，《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