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十分密集地接触和讨论到了关于企业文化建设方法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大部分企业的老大难。许多企业在进行了企业文化理念的提炼、“宣贯”之后，觉得没有产生什么显著的效果，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似乎茫然无知。我有时候开一个玩笑：就像堂吉诃德一样，挺一把大枪，在文化的十字路口茫然无措！

　　在培训课程和相关实践中，我一直不赞成把企业文化单纯拿来宣传，尤其是讨厌“宣贯”这个词！我一直认为，大部分的企业文化的理念，是中高层以上的管理者赖以制定制度和实施管理工作的依据和原则，而不是让员工拿去背诵和记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大部分企业会认为企业文化是用来宣传和教育员工的呢？我想，这大概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实施过程中，或者“建设”的方法上，其实暴露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真相”。

　　如之前说过的，中国文化发端于“家文化”，有两大基本特征，就是威权主义和道德主义。从历史过程来看，这两种“主义”的“实践”不是依靠“威逼”，就是依靠“宣贯”。比如，威权主义必然产生上情下达的“宣”与“传”，而道德主义则更多与“教化”相关。龙应台在《野火集》之“天罗地网”篇中说：我们“教化”的过程开始得很早。上了幼稚园，要跟老师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当兵笑哈哈”，当了小学生，庆祝儿童节的意思就是站在苦热的太阳底下听校长演讲“如何孝顺父母”，换来一包糖果，包糖果的玻璃纸上印着“拯救大陆同胞”。中学以后，要对着国父遗像诵读青年守则十二条，大学里，作文题目永远是“为学与做人”、“读书与报国”。离开学校，以为饱受“教化”的头脑可以休息一下了，没想到，走路、坐火车、买信封、进餐厅，无处不是教条，无处不是字，霸道地将意义刺进疲倦的眼里，种在已经没有一寸空地的脑里。连本来没有宇宙意义的山林草木都被刻意组排，加上人为的意识，作为宣传的道具。

　　在这样的传统和环境影响下，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就呈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必须坚决实施，绝对不能手软；二是采取密集的企业文化宣教活动，出书、上墙、背诵、考试、“入心入脑”。除此以外，别无他途。藉此，本来在西方企业中与企业制度和企业管理过程紧密结合的、以关注人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到了“走不出自身文化”的中国人手中，又成为一个用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灌输的工具。基于此，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成效不彰就十分好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被教育了几千年，在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教化的功劳实在是少得可怜！

　　    因此，要改变企业文化效果不彰的现状，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行动的逻辑”，不要再从权威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宣传与教化入手，而是从契约化的企业制度设计和平等的管理过程入手，通过“行动文化”的变革，达到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