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23年前发表的《“碣石宫”质疑》
董宝瑞
昨天，介绍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戴河横山秦代行宫遗址。今天，重新贴出笔者23年前在《河北学刊》和《河北大学学报》发表的《“碣石宫”质疑》。
北戴河秦代行宫遗址是1985年11月发现的，而两地相距不到40公里的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海边的秦代行宫建筑遗址，发现于1984年5月。颇有意趣的是，国内某些考古学家不知何故，先后确认这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均为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为此，笔者对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先后在山海关内外认定了两个“碣石宫”，提出质疑：莫非当年秦始皇“之碣石”时，凡建有行宫处，其地就是“碣石”所在地，其宫必名“碣石宫”？当时，笔者写出与苏秉琦先生商榷的论文《“碣石宫”质疑》，不想，同时被《河北学刊》和《河北大学学报》编辑看中，同时发表于1987年第6期《河北学刊》（双月刊）、1987年第4期《河北大学学报》（季刊）。
“碣石宫”质疑
——兼与苏秉琦先生商榷
董宝瑞
近年来，在辽宁绥中县境内和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海滨，相继发掘出了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建在有着壮美景观的渤海岸边，两者之间相距也不为远，约有40公里。然而，颇有意趣的是，国内某些考古学家不知何故，先后确认这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均为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据
据笔者所知，关于“碣石宫”的文献记载，始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战国时，齐国人驺衍“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此碣石宫为燕昭王款待驺衍，“亲师事之”之所。《史记正义》认为，这座冠以“碣石”之名的宫馆，“在幽州蓟县西二十里，宁台之东”。即认为在今北京市大兴县境，其地根本无碣石山可言，去海也很远。历代注疏家大多认为燕昭王在燕国都城为驺衍筑碣石宫，是“借美名命之”（程大昌《禹贡论》语），“此碣石特宫名耳”（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语）。也有人疑在昌黎、抚宁一带，如明代学者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引述《大明一统志》记载云：“都城南旧有碣石馆，考之乃辽时永平馆，朝士宴集之所也。或谓蓟州东去抚宁县，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即禹贡冀州之碣石。燕时故宫疑在斯地，后人承讹袭舛，遂主其说。”但其将“碣石宫”（后人称其为“碣石馆”）记入《皇都·杂记》中，并引述了唐朝陈子昂蓟邱览古诗“南登碣石宫，遥望黄金台”（黄金台亦为燕昭王所筑，在燕故都），以及当时的已故都人刘效祖蓟门怀古诗“驺衍曾居碣石宫，人传只在蓟门东”。实际上，他也认为碣石宫在蓟门，说在抚宁一带只是一“疑”。按照燕昭王在都城招贤纳士的壮举，他为应招而来的驺衍筑宫，只能在都城，不可能在远离都城几百里外的海滨。借碣石山山命其名，是为壮其声威。也就是说，此“碣石宫”旁附近并无碣石山，也不在东去五六百里外的碣石山所在地或其邻近地域。驺衍后来又回到了齐国，晚年他曾为齐使赵。他当年究竟在碣石宫留居多久，已很难考究。其所居的碣石宫即便安然保留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按其建筑规模及其历史状况，也很难成为秦始皇出巡的行宫，即使改建为行宫，也在燕故都地，与建在辽西郡海边的两座行宫风马牛不相及。苏先生对此史况当有所知晓，但他却在鉴定石碑地、金山嘴秦代行宫遗址时，一连认定了两个“碣石宫”，这就不能不让人莫明其妙了。情有可原的是，苏先生在作出“碣石宫”的判断时，肯定受到了秦代行宫遗址发现地即为古碣石所在地这一说法的强烈影响。其地既然有“碣石”，其宫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碣石宫”，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推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继一个秦代行宫遗址发现之后，又发现了一个秦代行宫遗址，而且这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均明显与秦始皇东巡碣石有密切关系，这就难为苏先生了，只好都认定为“碣石宫”。殊不知，态好表，矛盾却难以解决。道理很简单，即使按照有的古人所疑，燕昭王所筑的“碣石宫”很蹩脚地建在了这一带，也不会由一个变成两个吧？倘若在这一带再发掘出一两个秦代行官遗址（这并非无稽之谈，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关中以外修建的行宫有四百处，当时的辽西郡地域广阔，恐怕在沿海不会仅修这两座行宫），终归不会出现一连串的“碣石宫”吧！
石碑地、金山嘴秦代行宫遗址的发现，使人与秦始皇东巡碣石联想起来，不足为怪。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这两处行宫均为秦始皇（包括秦二世）东巡碣石驻跸之地。问题是，秦始皇所巡视的主要目标——“碣石”，是否必定在这两处驻跸之地，也就是说，在秦皇岛一带海边发现了秦代行宫遗址，就算解开了“千古之谜”，发现了被某些人认为已失明的“碣石”。问题恐怕远不是这么简单。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后，为广播皇帝的声威，视察边疆防务，加强对各地的专制统治，生前曾先后五次大规模地出巡，到处祭祀名山大川，刻石记功，还进行了封禅、求仙等活动。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他第四次巡狩郡县，巡视的是东北和北方边境地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同时在旧燕国海滨进行了求仙活动。在战国时，燕、齐两国海滨地区曾是方士们活动的地方。据传说，燕国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先后修仙成道，仙人在当时几乎成了燕国的特产。后来这一风尚传到了齐国。当时又传说，这些仙人的居地在燕国东边和齐国北边的渤海，要求仙必须得到海上去。因此，当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首次出巡到旧齐国海滨时，怂恿他求仙的方士就不计其数。他听信方士徐福（一名徐市，旧齐国人）的话，派遣徐福带童男童女到海上访三个神山。毫无结果后，秦始皇仍不甘心，这年借巡视北边之地。直奔“碣石”，在旧燕国海滨又大搞求仙活动。他听信了方士卢生（旧燕国人）等人的话，派卢生下海去求羡门、高誓等仙人，又派韩终（或作韩众）、侯公、石生等去求仙人不死之药。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韩终等一去不返。卢生等又跑了，按说秦始皇应当醒悟，但他一心求长生不老，至死仍很尊信方士。从这些情况看，断定石碑地、金山嘴这两个秦代行宫遗址，均为秦始皇当年“之碣石”后，举行求仙活动之地，似毫无疑义。问题在于这两处行宫遗址，是在碣石山附近地区，还是为“碣石”所在地。
“碣石”一名始见于《尚书·禹贡》。《禹贡》中的记载有两处，一在“冀州”：“……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一在“导山”：“导岍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前者讲的是岛夷（一作“鸟夷”）入贡航道，以“碣石”为驶向古黄河口的转航之标；后者讲的是山脉走势，“碣石”为群山入海之识。按此记载，“碣石”当为渤海北岸一座有独特风貌的大山。此外，《山海经》中明确载有“碣石之山”。由此可知，“碣石’为远古时这一带海畔的名山。秦始皇“之碣石”，当为奔这座历史名山而来，刻石也当刻在这座名山的门户之地，即“碣石门”。关于碣石山的记载，秦之后的汉朝学者记述的是很清楚的。西汉孔安国曾明确指出：“碣石，海畔之山也。”东汉许慎在《说文》中云：“东海有碣石山。”汉以后学者记述得更加清楚，东晋郭璞云“碣石”为“海边山”，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明确指出：“秦始皇、汉武帝皆尝登之”，汉武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继秦皇、汉武之后，魏武帝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其诗中所云“碣石”也是指的碣石山。在其后三十一年，司马懿领兵到辽东伐公孙渊时，《晋书·宣帝纪》清楚地记其“进师”是“经孤竹，越碣石”而“次于辽水”的。很明显非山不可用“越”字。《魏书》、《北齐书》在记载北魏文成帝、北齐文宣帝“登碣石山”时，均未省略“山”字，还记文成帝“观沧海”后，“大飨群臣于山下”，“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于海滨”。这些历史记载，不是我们今人凭借某一两处考古发现，可随意更改的。诚然，史书中亦不乏关于“碣石”为石的记述，东汉学者文颖在注《汉书》时曾云：“此石著海旁。”《尔雅·释名》也说：“碣石者，碣然而立在海旁也。”此外，《说文》在言“东海有碣石山”之前亦云：“碣，特立之石也。”对此，《辞海》注释者的见解是：“（碣石）山南去渤海约四五十里，但古人记载中或作在海旁，或作在海中，这是由于山势兀立，从海上远望，宛如在海边或海中之故》。”（1979年版）还应指出的是，《水经注》中也有关于“碣石”为石的记述，并云“世名之天桥柱也”。不过，郦道元明确指出是“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也就是说，有着特殊定义的“碣石”是“如柱形”的，而且位于碣石山之巅。从中可知，史书中记载的称其为石的“碣石”是存在的，其就在碣石山顶。无可争议的是，这块“碣石”也就是碣石山“之所以名也”（《昌黎县志》语）的根由。与这些历史记载名实相符的，在秦皇岛一带，或云在山海关内外沿海地区，唯有今河北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其山顶“形如冢”，从海上远眺如天桥柱石，此即为“古碣石”。这是被古今不少学者考证认定的，并非欺世之谈。目前所叹的是，在碣石山下尚未发现秦代行宫遗址，但这并不能表明，今昌黎县城一带在历史上就根本上没有建筑过秦始皇的行宫。今昌黎县城距北戴河海滨金山嘴直径约30公里，由陆路去约40公里，与金山嘴距石碑地的距离相差不了多少，其地当年完全有建行宫的可能性。当然，即便确定有秦代行宫遗址，其名也不会是“碣石宫”，只是秦始皇巡视旧燕国海滨的众多行宫之一。
由于史书中关于“碣石”的记载有些纷杂，“碣石沦海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曾成为权威说法，为学术界所广泛采用。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著文《碣石考》，否定“碣石沦海说”，确认今碣石山即古碣石山时，因解释不通郦道元关于“天桥柱”的描述，从而提出了另有一块“碣石”没于陆的说法。这样，就使得当代一些学者在考证碣石时，纷纷在昌黎、乐亭、抚宁、秦皇岛一带海边寻找起消失的“古碣石”来。在这这种情况下，辽宁省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在绥中县海边发现秦、汉建筑遗址时，即认为邻近海中的“姜女坟”礁石可能是那块“碣石”，也是情有可原的事。但是，未经严谨的考证，便说“姜女坟”就是“碣石”（此说法在石碑地秦代行宫遗址发现两个多月即公诸报端了），未免操之过急，言之失慎。因为没料到，继石碑地秦代行宫遗址发现后，金山嘴也发现了秦代行宫遗址。既然辽宁省一些考古工作者以发现秦代行宫遗址为依据，发出“姜女坟”为“碣石”的“爆炸性新闻”，河北省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又有何不可依据考古发现，说“碣石”在金山嘴呢？这样，又一个“碣石”也问世了。顺便指出的是，某些记者和通讯员在报道这两处秦代行宫遗址发掘消息时，似乎有失公允。在谈及“秦皇东巡古行宫，遗址犹存今绥中”时，说“由于秦汉行宫遗址的发现，为‘姜女坟’就是‘碣石’一说提供了实证”（此语抹煞了一个事实：“姜女坟”是“碣石”说并非出现在绥中秦汉行宫遗址发现之前，而是在其后），从而，向世界宣布“东临碣石”的“千古之谜被揭开”（见1986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而报道“北戴河发掘出秦始皇父子行宫遗址”时，避开了“东临碣石”这一所谓“年古之谜”，仅言“秦皇岛得名传说有了确凿依据”（见1986年9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这就难怪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有些同志心中不平，在《秦皇岛日报》发表《秦始皇东巡碣石》一文时也宣布：“北戴河发现秦始皇行宫，为研究碣石所在地提供了依据。”并介绍苏秉琦等教授认为北戴河发现的行官也名“碣石宫”。
勿庸讳言，不论是在绥中县万家乡海边，还是在北戴河海滨的金山嘴，都有一些奇特的礁石或海蚀岩，而且这两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都属临榆县地，在东汉时与昌黎均为辽西郡临渝县辖地。但是，不论是万家乡海域中的“姜女坟”，包括其附近的“龙门石”等礁石，还是金山嘴的“南天门”，包括其附近的“鸽子窝””（一名“鹰角石”）等海蚀岩，都没有符合“碣石”这一特定名词的形状。若有一点相像的话，恐怕早就被古往今来的无数个觅“碣石”者所发现，不会至今还使一些人把“碣石”称为“千古之谜”。况且，依据《水经注》的记载，这些礁石或海蚀岩既不“当山顶”，也在远离“濡水”（滦河的古称）流域的地方（《水经·濡水注》明确记载“濡水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絫县”为今昌黎县西汉时的古称）。一言以蔽之，这些礁石或海蚀岩根本不是《禹贡》所记载的“碣石”，也不是秦皇、汉武、魏武等帝王所“登之”或“东临”的“碣石”。《禹贡》记载的“碣石”，秦皇、汉武、魏武等帝王所临幸的“碣石”，就是今昌黎城北的碣石山。至于石碑地、金山嘴等秦代行宫遗址“是秦始皇当年东巡碣石山时，在旧燕国海滨举行求仙活动的下榻之处”。之所以选中这两个地方建筑行官，派遣卢生等方士下海求仙，是因其地临海景观富有神奇色彩，也是极好的观海之地。
（原载1987年第6期《河北学刊》、1987年第4期《河北大学学报》）
北戴河横山秦代行宫遗址
摄影：王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