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本文学史著作引出的七个话题

——和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的一席谈

 

穆  涛

 

诸位都是读书多的人，是博士研究生。我念的书少，念书少的人见念书多的人，是小个子见高个子，心里怯着呢。但话还得说，为了不太露丑，我围绕着一本书说，这本书是李浩先生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我说说读这本书的看法，也谈谈由这本书而产生的一些想法。

 

一、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读书是坐船。船有两种，一种是游船，一种是渡船。消遣书、休闲书是游船。坐游船的目的是休闲，是娱乐。坐渡船就很实际了，要有一个清晰的彼岸。如果你的目的地比较近，只是从河这边到河那边，这个船可以简陋一点，弄个竹筏都行。但如果你想跨过太平洋，或者远赴南极，这个船就复杂了，船体的结构要全面，船身质量要过硬，要抗得过台风，航海经验，包括导航技术更要扎实，要确保避过暗礁一类的危险。

读书也是吃饭。

吃饭有两个目的，一是长身体，二是能干活。日常生活里的一些粗话指的是头一点，如混吃等死，酒囊饭袋，吃货，饭桶，光吃不练。吃饭的主要目的是能干活。廉颇当年展示自己还能干一番事业的方式，就是多吃，在赵王派来的使者面前一吃吃了十斤肉，一斗米，然后提刀上马，但那个使者是被廉颇的对头贿赂过的，回禀赵王说，老将能吃，但一饭三遗矢。廉颇将军奉献余热的心思就这么被终结了。

读书还要注意消化，不加选择的吃了一大堆，弄个消化不良会拉肚子，还不如不读。

读书是充实自己，要能吃能干，读到肚子里的书要发挥作用。寺庙藏经阁里的虫子吃书多，而且吃的都是经典秘笈，但连身体都长不大，因此叫做书虫。郑板桥说过一段很有名气的话，“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今人有学无问，虽读书万卷，只是一条钝汉尔。一问不得，不妨再三问，问一人不得，不妨问数十人，要使疑窦释然，精理并露，故其落笔晶明洞彻，如观火观水也”。

让读的书发挥作用，也有两个指向。首先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古人这句话就是这层意思。把书读好了，中举人，做进士，得状元，荣耀门楣。但举人进士状元之后，真正的人生才开始，接下来要融入社会，要付诸实践，古人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书生报国，要为社会，为国家多做有益处有功德的事情。

 

二、带着问题读书。

 

孔子在上个世纪被集中批判过两回。第一回是世纪初的“打倒孔家店”，第二回是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自从汉代儒学被立为国学以来，只有上个世纪，往孔丘老先生脸上大规模地抹泥抹黑。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最滑稽，是往孔老汉脸上抹屎。把孔子和林彪放在一起批判，是滑中国历史之大稽。林彪这个人很不简单，但他们两位不能放一起。当年批林彪的时候，其中有一条罪状，林彪说读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去读。这句话被当成污蔑毛泽东思想。

其实这是一句很中肯的话，全国各行各业的人，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读毛主席的书。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你自己解决不了，去读毛主席的书，用毛泽东思想帮你解决问题。

带着问题读书是会读书的人。一个人脑子里一片空白，或一团浆糊，怎么可能把一本书读好。刚才说到了，读书是坐船，一个人心中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没有清晰的一个彼岸，你去坐哪一条船？只能把渡船当游船坐了。

读书不能什么都读，也不一定越多越好，就像吃饭，吃饱了就行。也不要什么都吃，要对胃口，要会选择。郑板桥还说过一个准对联，很形象，“《五经》、《廿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汉魏六朝、三唐、两宋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才。”苏轼说过，要写出一流的文章，要背熟三本书，《孟子》、《庄子》、《史记》。金圣叹的书单是六本，《庄子》、《史记》、《离骚》、《西厢记》、《水浒传》、《杜甫律诗》。他们二老都是以写好文章为前提说的。我们看一下《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里涉及的书目：《史记》、《汉书》、《宋书》、《魏书》、《隋书》，两《唐书》、《禹贡》、《山海经》、《水经注》、《吴郡志》、《吴地记》、《嘉泰会稽志》、《唐两京城坊考》、《河南志》、《关中胜迹图志》、《唐方镇年表》、《元白诗笺证稿》、《国史大纲》等等。涉及的书还有不少，我不再念了。

这些书突显着两个亮点：

一，这些书都是服务于《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这本书的，是为了写好这一本书去读的，下的功夫很细，很具体，很深入。而且每一本书指向都很清晰，繁而不乱。有一个常用的词叫繁荣，是形容社会状态的。这个词的意思要研究，乱糟糟没有秩序感，不叫繁荣。农民种棉花、玉米，出苗后要间苗的，要拔掉其中的一些，要保持苗与苗之间的株距和行距，要确保每一棵都能充分生长。苗在接下来的生长过程中，如果“长疯了”，还要控制长的势头，不能一味的长“身体”。种庄稼的目的是打粮食，一棵棵苗都长成傻大个子，营养都给了身体，看着好看，但影响粮食产量。这也是光吃不练的一种。我们如今流行说社会繁荣，经济繁荣，文化繁荣，真的做到繁荣了吗？其中的秩序感清晰吗？现在时兴一句话叫“调整经济结构”，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

二，这些书基本上都是“原材料”，所谓的“理论”书很少很少，好像只涉及了两三本古典文论著作，我记得不太清了。好酒都是用原材料，用粮食酿出来的，勾兑的酒不好喝。

如今网络上有一个词，叫“学术地沟油”。指的是从国外“学术市场”上，或角落里搜找过来的一些东西，东一家弄点西一家弄点，勾兑在一起，这类“集大成”的东西不要说价值，品质，最起码的东西都够不上。我服气李浩先生的这本书，一是他下的扎实功夫，二是他严谨的学术态度。

 

三、李浩怎么读《隋书》。

 

《隋书》很重要。《隋书》是中国古人调整“著史方法”之后的一本重要的书，也是李世民“亲自抓”的一本书。在此之前，史书是由史官写，由一个人写。《隋书》是集体创作，由“史馆”组成写作班子，分工负责而成的。由“史官”转而史馆的利与弊，李世民为什么这么干？我接下来还会专门谈。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有一个专门章节，是探讨《隋书》的。他读书的方法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点是不卖弄。我念一下这一章开头的半句话，“《隋书》是唐初史家所修撰，而又由朝廷重臣监领。”

这半句话里，藏着很多东西，也迴避了不少东西。

《隋书》是集体创作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民生民风民俗、文学音乐书画都要具体呈现。主持和参与修撰的都是大腕和达人，主要人物有魏征、孔颖达、许敬宗、褚遂良、令狐德棻、长孙无忌等。照今天一些学人写文章的方法，谈《隋书》，要先说说这几个人，这些人都是重要“谈资”呀。但李浩先生不著一字，洗尽铅华不著妆。李浩先生为什么不著一字？我们可以想象，可以评估，也可以推测，但不要乱推测呀。

我个人是这么推测的。唐之前的史书，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制约帝王的言行，再是传诸后世。史官记写国家大事或帝王的言行，帝王本人是不能看的，这是严格规定，是天条。关于《隋书》有一句总评，叫“书成进御，文笔严净”，这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变成了当朝皇帝。一本书的读者对象朝向哪里，是决定这本书的走向的。“以史鉴今”，也是唐朝人提出来的，但怎么鉴？鉴什么？其中机关重重，门道甚深。李浩先生那半句话，只是告诉我们，那个房子里有很多门，你们自己瞧着进吧，门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这本书也不是写门的。

第二点应该学习的，是对材料的选择，或者叫取舍功夫。

大厨师和一般厨师，使用的材料都是差不多的，鱼呀肉呀菜的，区别在于对材料的认知和选择。刀工和火候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但怎么认知怎么选择需要一点天赋。

《隋书》85卷，帝纪5卷，志30卷，列传50卷。李浩先生取的是《文学传》、《儒林传》和《地理志》。《隋书》整本书都写得好，多项指标都很硬梆。这三部分是《隋书》里写的突出的，虽然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呈示着“文笔严净”那句话。

这三部分“书成进御”的心思也不甚明显，没有明显的讨好领导的心思和意图。

李浩先生这一章的题目叫“《隋书》中的文化地理观”，这三部分也是集中讲这些内容的。这一章里，我建议大家留心“土壤之殊与政教之移人”里的一些认识，还有结论部分里的第二条。

 

四、事关唐朝的三个问题。

 

我读李浩先生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到了三个问题。

1、皇帝攀亲。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是一句老话。普通人都是俗人，皇帝也不免俗。李世民攀老子为祖上，御封“太上老君”，奉他的著述为《道德经》。奉《庄子》为《南华经》，《列子》为《冲虚经》。他这个行为有一个很大的地方，也是李世民这个皇帝伟大的地方，之前很多皇帝，不认为自己是爹生娘养的，是天生龙种，是天之子。比如刘邦，《汉书》第一卷第一段就明文写着他不是人，“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班固老爷子手笔真厉害，天龙成就高祖刘邦的那个爱情时刻，是刘邦的爸爸亲眼见到的。

李世民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自己当人看，这样的领导容易做到以人为本。明代的朱元璋也学习李世民攀亲，他攀的是宋代的朱熹。宋代的大儒中，朱熹并不是最好的，陕西“关学”鼻祖张载就不在他之下。这可不是我说的，宋朝人当时是这么看的。张载是进孔庙奉祀孔子的，他那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多了不起。朱熹被朱元璋攀亲之后，他集注的四书，就成了明朝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朱熹跨朝代，由宋朝而成了明朝讲师团团长。

我们今天也热行“攀亲”，而且把这类事当繁荣文化去做，流行的话叫“打文化牌”。众所周知，黄帝陵是在陕西的，有的省则重金“打造”黄帝出生地，有的省去攀炎帝，有的攀王公大臣，攀诸子百家，乃至小说里的人物也揪出来攀一攀。故里之争，埋葬地之争，此起彼伏。发掘历史文化是好事，但要有尊重的心态，打牌的心态不对，打牌是游戏。

2、由史官而史馆。

文天祥有一句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一句诗，涉及四个史官，齐国的一门三兄弟，还有晋国的董狐。这四个史官是史家的楷模，骨气甚至在司马迁班固之上。唐朝之前，国史由一个人写，叫史官，史官类似爵位，是世袭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有一段话，“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爷俩个交接班的时候，声泪俱下。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著史传统是李世民终结的。国家的历史由一位史官写改为集体创作，设立史馆。史馆的行政级别很高，由领朝大臣担任实际的馆长，官话叫“总知其务”。皇帝为什么惧怕一个人写历史？刚才说到了，因为以前的规定是，史官怎么记写国事，包括帝王的起居与言行，帝王本人是不能看的，有两句老话，一句叫“君史两立”。一句叫“以史制君”。如果皇帝能看，像《隋书》的编写体制那样，“书成进御”，班固老爷子也不敢那么著笔。

诸葛亮也怕“以史制君”，但他没有李世民高明。诸葛亮的办法是不著史，因此三国中，独“蜀无史”。

李世民也有一个惧怕史笔的例子：

贞观十六年四月里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记录他日常行为的《起居注》，遭到了负责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当时君臣的对话为：

“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戎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

“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

我们中国人重视史，在唐之前，史是制约帝王言行的，是防止帝王乱说乱干的。唐之后方向调整了，只提“以史鉴今”，功能由制约改为服务。《隋书》那本书价值很高，因为“集体创作”才是试行阶段，服务皇帝的功能还不太健全。如今的地方志，地方的首长差不多都担当着编撰委员会主任，这样的志，将来有谁会看？

3、唐朝怎么统一？

李浩先生这本书里有个很大的话题，是关于朝代统一的。这个话题不太好谈，因此他也只是点了题。再说这本书也不能放开谈这个问题。

唐朝“安史之乱”之前的统一，存在着多个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并存并荣，并突出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问题。“安史之乱”之后，国家的统一体制都松懈了，很多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因此可以说，如何认识唐朝的“大一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统一，还是有待进一步深究的问题。社会大结构之间的差异产生的东西，我们要仔细思量其中的价值，探讨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文化的多元构建与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鲁迅先生激赏南北朝时代，他赏识的是什么？读历史读什么？趋势与走向的东西在哪里？大的东西指什么？

宋朝也是南北朝，北宋与辽朝、南宋与金朝。元朝表面上不明显，但实质上很突出，北和南在文化上割裂着。元朝的重要官员中，包括地方大员，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不能流利使用汉语，身边随时带着“翻译”，与老百姓的沟通都是问题，别的就更别谈了。清朝也是少数民族执掌大业的朝代，事实上清朝是满蒙合作经营的。总体上说，清朝是很重视文化的融合的，皇帝把儒家文化当成立国大事对待，整理出版了三种大书，一是《康熙字典》，一是《古今图书集成》，还有就是《四库全书》。

秦汉和晋朝的走向是东与西，南北间也有，但不构成最主要的问题。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一个总的转折点，由东西转向为南北。今天的交融趋势也是南与北。内地与香港和澳门是“一国两制”。一个国家并存着两种国家体制，这是前所未有的东西。还有台湾问题，台湾人参加亚运会，旗子上可以写“中华台北”，但谁要搞“台独”的话，对不起，要消灭了你。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我们今天的南与北，是海洋文明与中原文明，是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以前的南与北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而且今天的南与北是复杂的，是立体综合的，是基于地球基础上的南与北，其中也藏着东与西。

 

五、我们的地域文化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词，一个是文化，一个是地域文化。

大约十年前，我听过李浩先生一个专题讲座，是谈文化的，他是给西安市的一堆官员讲的，他那天侧重讲的是文化“用”的那个层面，我记忆比较深。我今天谈的文化概念，是我对他那次讲的东西的进一步理解。在大学里，和诸位博士也从“用”的方面讲，一是避开我的软弱处，我是理论的门外人。另外我觉着，今天的大学好像也流行讲用，但就业的层面多一些。“学以致用”那个词，应该再深一点。

乡下有一种人物，每个村子里都有，谁家有婚丧嫁娶的大事，都去请那个人去协调，去统筹。那个人不一定是村长，也不是村里念书最多的人。但那个人有威望，大家都服气，因为他会做事情。文化这个词，重点在化，化是化开，是充分融解，是融会贯通。仅有概念和理念，只是个墨疙瘩，不叫文化。

我们的文化传播有典型的中国模式，比如一个文盲村，认字的人很少，但儒家核心里的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那一套都很熟悉。“五常”和“四维”这些东西，化得很开。

梁漱溟老先生给文化下的那个定义挺好，“文化是老百姓集体过日子的方式”。一个人的性格叫个性，一个区域里人们的集体性格就叫文化。集体性格是什么？比较一下就出来了。山西人和东北人不一样，北京人和上海人不一样，四川人和广东人不一样，山东人和河南人不一样。西藏人、新疆人、内蒙人、广西人这些少数民族特色集中的区域更突出，也更复杂一些。

这是我理解和认识里的文化。

地域文化在中国是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也去比较着看，北京是首都，但北京人的性格并不涵盖中国其它地方，也盖不住。如今广东很有钱，但广东人能买通内蒙人，把性格卖给他吗？性格这东西是置根很深的，扎根在地域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指的就是中国文化里差异的魅力。还有一首诗，“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老百姓的话叫“喝一江水长大的”，这是指文化中共通共融的东西。但往细里想一下，比如长江流域沿线，青海人、四川人、湖北人、湖南人、江苏人、上海人是住在长江上下左右的，他们之间的差异多么的明显。再比较一下黄河沿线，青海人、内蒙人、陕西人、河南人、山东人，他们之间共通的是什么？差异的东西在哪里？彼此能替代吗？

法国小说里有一个词，叫外省人。我们一些学写小说的，也用这个概念，就是典型的不懂中国文化。中国的政治中心在首都，但文化上从来都是遍地开花，群星闪烁。

中国文化第一个灿烂高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产生了一系列伟大人物和伟大学说。我理解就是地域文化相互撞击后形成的，那个时期国家林立，最多时有800多个，但总人口相当于今天的台湾，不过两千多万人。当时没有统一的文字，方言又重，交流起来很麻烦，在这样的背景下，群星璀璨的大局面出现了，当时思想界、学术界达到的高度，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超越。

英国人弗雷泽写的那本《金枝》，也是讲地域文化的。但他有一个大线索，有一条主航道，从源头一路梳理下来。用这样的视角梳理中国文化梳理不下去。我们有长江黄河的东西，还有珠江的东西，还有辽河、黑龙江的东西，还有沿海的东西，有儒，还有佛和道。还有大平原的东西，还有深山里的东西。此外，我们还有传统皇家的东西。皇帝的东西和民间的东西并不融在一起，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特色，就像饮食，有宫廷菜，还有地方名菜，而且地方菜系比宫廷菜丰富多了。

我念过几本美国人写的文学史的小册子，一本叫《1890年代的美国》，一本叫《流放者归来》，一本叫《伊甸园之门》，这几本书是按时间为阶段顺序写的。写中国的文学史，用这样的视角也不太方便。李浩先生这本书里有一句话，“人地关系是历史演进中的基本关系。”这句话很重要，是他的学术心得。

西方的文化是一条河流，基督的东西是主流。我们不是河流，有点类似植物园，品种各异的一棵棵大树林立园中。用观察河流的方法观察植物园，存在着视角的问题。

这本书叫《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这样的视角就是基于中国文化特征的。

 

六、双轨制，或三轨制。

 

我们的文化主特征是植物园，一棵棵大树彼此影响，也彼此独立，彼此间的区别和差异是最大的魅力。如果硬说成河流也行，但这条河流不是流向远方的那种，而是一个完整的内循环系统。

我们文化的另一个主特征就是脱节，雅和俗双轨并行。

举例子说吧。

我们在哲学审美上讲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讲究静，隐，淡，定，讲究空灵无限。音乐上有丝竹乐，绘画上有中国画。这是文人境界里的高雅。相对应的是俗，老百姓家里是挂年画的，婚丧嫁娶的仪式上不用琵琶古筝，用唢呐。而且不仅仅老百姓，皇帝住的房子雕梁画栋，着装是大红大紫大黄，繁华绚烂。从审美层面上讲，皇帝个人可能高山流水，但在大场面上也是下里巴人。

皇帝在政治上是大一统的，但浩荡的皇威也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各地开花，并且特立独行。比如地方戏和地方饮食，因为“晋京”，为悦龙颜而千万般努力，致使地方特色更加异彩纷呈。

三轨制指什么呢？

上个世纪初，发自五四之后，至“改革开放”，西风渐炽，西学成了“先进文化”。一个孩子，名小学名中学名大学之后去了国外，被认为“有出息”。大学教授嘴里不吐出几个半明半白的翻译术语，被认为没水准。国人的婚礼也穿起了婚纱。中国老百姓说的“红白事”，颜色所代表的东西变了。西方人的婚礼穿婚纱是基督文化，结婚时赴伊甸园，婚纱象征着祥云。去天堂要先进教堂，教堂是天堂设在人间的办事处。牧师主持婚礼的仪式是严肃的，相当于办签证。但我们的新娘子穿婚纱是进招待所，婚礼主持人又把中国人闹洞房的一套搬了上去，插诨打科，荤的素的一起来。不信基督穿婚纱干什么？！还有，房地产开发商盖一个楼叫曼哈顿广场，改造一个小山沟叫莱茵河谷。

人是应该进步的，一个国家更应该与时俱进。一棵树要往高大里生长，增加光合作用，加水加肥料都是对的，但应该是借地力和地势自己往上长。有些果树是靠嫁接的办法取胜的，如苹果梨、梨枣那一类，但这种果树的产量是一时的，过几年还必须重新嫁接。

中国文化是一个大植物园，如今这个园子里嫁接的果树可能稍多了一点，而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大树、老树被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

 

七、史家怎么史

 

打个不妥当的比方，我们中国历史的胖脸上有四颗痣，很显眼，就在脸的表面。

第一颗，中国历史四千年，华夏文明五千年，这两种说法都是讲我们历史悠远厚实的。但我们的历史是断代史，二十五史，是二十五个大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朝代与朝代的延续不是自然顺延，而是革命，是一个推翻另一个，是流血牺牲，基本上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习惯说法叫改朝换代。段落与段落之间，是高级焊工焊在一起的。我们的历史更像一条一环套一环的粗链条。我们有中国通史，但没有中国史通，有秦汉专家，魏晋专家，唐专家，宋专家等等，整个粗链条太庞大了，打通并理顺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大学问家了。

历史的这种演进方式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们的历史那么 悠久，但留下来的大建筑很少，尤其是皇宫，都让后来者放火烧了。清朝之后是中华民国，是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启了新文明时代。如果再是一个帝制，北京故宫恐怕也是保不全的。

我们有二十多个朝代，每个朝代又有那么多王侯将相，如果他们的住处，办公室都保留下来，今天的景象该是何等壮观。但事实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仅朝代与朝代之间是打碎之后重建的。即使在一个朝代里，新皇帝即位，从老子手里接过玉玺，也要推行新主张。不仅仅皇帝，我们可以比照着想一个现实问题，今天的一个科长处长，履任后对前任科长处长的作为，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很少有在原基础上继续踏步前进的，他要实行“新政”。他没有“新政”，下属和同事也会认为他没有水平，没有“新东西”。什么叫文化的劣根？什么叫文化的阴影？这些东西都是大问题呢。

第二颗，我们历史的顺序是这么排列的，从三皇五帝一路下来，一直到唐宋元明清，这是用的归纳法。在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打量历史，不走这个规律，而是使用演绎法。老百姓有两句话，一句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另一句是“五百年出一个真龙天子”。

这两句话很重要，是中国人的大智慧。比如第一句，我们具体算一下，1919年到1949年是三十年，1949到1979年是三十年，1979到2009是三十年，其中的变化都是巨变，是本质在变。第二句话我就不说了，犯忌讳。

第三颗，唐之前由史官著史，唐之后由史馆修史。史官时代因史官个人才学修养，乃至视角视野的不同，史有高低起伏之憾。史馆时代因为“书成进御”，史又存在着真伪虚实之患。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的觉悟和政治觉悟是两回事，但皇帝是要求政治觉悟的，把历史政治化是不完整也不完备的。

第四颗，著书的人多为儒士。汉以降，儒学是国学，是大学。对佛和道两门普遍存在着表述不充分的缺憾。像对待另一个单位的领导，敬而不亲，甚至根本不放在眼里。佛和道，和儒学一样，都是融入了中国老百姓血液里的东西，这三种，是中国老百姓过日子最大的三元素。一个人以偏见做事情，危害不至于太大，但以偏见修史，问题就大了。

这四颗痣是我们独有的，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不同视角的“史观”。文天祥是古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一种。今人有“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种。海外的学人也是一种，如夏志清说的，“过分的爱国热忱可以令一个文学史家把自己蒙蔽起来”。读着这些“史观”的时候，就觉着治史的方法和态度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是一部文学史专著，治史方法是新的，是切合中国文化特性和中国文学传统特征的。治史态度是宽容开放的，厘清了一些旧问题，但又可以由此引出许多新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