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据显示，今年10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6%，涨幅比9月份缩小0.5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2%，是今年同比涨幅最小的月份之一，看起来，这一次加了码的调控似乎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对广大焦虑的购房者来说，却一点也没有享受到调控带来的实惠，在多数的感觉里房价并没有下跌，形势仍旧一片严峻。比如济南，在调控之前房价已经升到了8600元（人民币，平方单价，下同），但在调控6个月之后，房价却攀到了9300元的更高位，各大媒体里传出的信息更是混乱，又是价，又是量，又是总投资，又是供应面积的，自从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里高调宣布， 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后，广大普通百姓更是直接掉入八百里云雾之中，从此房价统计问题正式分裂，政府说政府的，百姓感觉百姓的。

对于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而言，这种屡调屡控不住的现象，已经成为常识，更成为一种无奈，多少人想破解背后的迷团，多少人期盼着房价从高位落下好安个家却深感无可奈何。事与愿违的背后是什么？下一步房价究竟会走向何方成为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

今天只谈宏观的大问题，就是房地产调控中的国家角色，这也许是解决房价问题的根本办法之一。作为对局面最大的掌控者，国家层面的角色缺失会对房地产的发展不利，容易迷失方向。

从一个根本的层面上来说，房地产问题是社会财富和财富分配问题。2009年全国人民吃喝拉撒睡努力了一年，整了GDP33.5万亿， 而房地产销售单一项就占了五分之一多，超过6万亿（含存量房）。钱去了哪 里了呢？谁花得这个钱呢？在这一年时间里，超过全社会生产总值五分之一的财富发生了转移，进行了再次分配，最终拿着口袋收获的有两个主体，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开发企业，当然跟着喝口汤的人也不少，但完全可以省略不计。如果加上去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的14000亿元，政府是房地产市场的最大赢家是显然的，这也是最让市场诟病的以“招拍挂”为基础的地方“土地财政”，也是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的最大原因，也是近二十年经济畸形发展的最大病因。最新的证据广州和北京又出了52亿和86亿两个地王，而且预计今年土地出让千亿俱乐部的城市将大扩容，在北京、上海之外增加天津和大连两个城市，今年没有意外的话，土地出让收入还将大增。

当然了，在转移社会公众财富这一点上，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心有灵犀地站在了一起，这也是多少次调控，效果都不理想的根本原因之一。尽管不能说得太白了，但在根本利益上，在推动财富转移的过程中，这两者在行动动力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因而也就在行动上体现出不可言说的一致性，结果就是房价居高不下，还不断有上升。

短短一年时间，财富大挪移，随着面积93713万平方米的商品出售，理论上大约几百万个中产阶级交出了首付，签约成为为银行打工的房奴，也完成了对几百万中产阶层的消灭。这就不简单是“与民争利”的问题了，而是涉及到关系整个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石——财富及分配问题，涉及社会发展驱动力问题。稳定社会的基础是“国富民强”，是“藏富于民”，是在政府引导下绝对的共同富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财富转移和中产阶级的被消灭对社会财富的再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社会的稳定是靠一个强大的中间层来支撑的，大量的不稳定因素产生于对社会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不公平，《非理性繁荣》的作者希勒曾经说过：“无论是谁，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不会希望生活在一个贫富有巨大差距的国家，尤其是这个差距被公众视为是不公平的。如果周围的人都对你的富有很愤怒，那么你即使是个富人，你的生活也了无乐趣。每一个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同样的原则，那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

　瑞士瑞信银行日前发布了一份《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财富总值从2000年的4.7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约16.5万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新兴财富阶层的主力，是全球第三大财富发动机，财富总值仅次于美国(54.6万亿美元)和日本(21.0万亿美元)。如果财富增长趋势得以保持，中国的财富总值将在2015年之前增长111%达到3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变成全球财富第二高。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68500亿元，税收收入63100亿元，加上超过2.5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国家现在已经成为具备相当支付和再分配能力的富裕者，完全可以重新调整对整个社会财富的收集和再分配，同时更多的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体现国家角色的存在，主要体现在秩序维护、资源配置、监管体系、保障政策等方面，具体如合理调配土地资源，强制性推出保障性住房，以国家名义确保房屋供应结构合理化，同时加大力度坚决打击房地产领域的各种不规范甚至违规违法现象，保障正常健康的发展秩序。

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国家角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