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章 美学热
一、aesthetica
在西方思想史上，关于审美和文艺的理论思考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
底。但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却是在晚近的１８世纪中叶。这一学术史上的
事件与近代西方哲学的体系化进程有关。
从一个确定的逻辑起点建立一整套哲学体系，从而囊括所有知识，这种工作在
近代始于１７世纪前期的笛卡尔，集大成于１９世纪初叶的黑格尔。笛卡尔回到主
观性的“我思”，以此为基点，重新建构哲学的概念世界。在当时，由于哲学泛指
人类全部知识体系，因此笛卡尔把“哲学”比喻作一棵“树”：形而上学是树根，
物理学是树干，从树干生长出的三个分枝则分别是医学、力学和伦理学。之后，德
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作为莱布尼茨哲学体系的完成者，又把哲学划分为理
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前者包括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后者包括自然法、伦理学、政治
学和经济学。莱布尼茨曾经论述了与美感经验有关的“微妙的感觉”和“含混的认
识”。沃尔夫将它们归为“低级认识”，认为它们只是逻辑学修正、改造和克服的
对象。
笛卡尔的“哲学之树”意味着一个不断生长的体系。从他开始，欧洲唯理主义
哲学就在持之以恒地为建立包罗万象的哲学知识体系而努力。“美学”正是哲学之
树成长的必然结果。
１７３５年，沃尔夫的学生、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嘉滕出版了博士论文
《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首次提出要建立一门指导低级认识能力的科学。所谓“
低级认识能力”，指“感官的感受、想象、虚构、一切含混的感觉和情感”，它们
在当时被归结为人类的感性认识能力。鲍姆嘉滕进而为这门科学命名。他沿用希腊
哲学家对“可感知的事物”和“可理解的事物”的区分，指出“可理解的事物”通
过高级认识能力把握，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可感知的事物”则借助于低级认识
能力，是“感性学”的研究对象。“aesthetica”（感性学）是鲍姆嘉滕借用希腊
语词根创铸的一个概念。日本明治时代的学者中江兆民等人将之译作“美学”，通
行于汉字文化圈内。
１７５０年，鲍姆嘉滕用拉丁文出版了《Aesthetica》第一卷，明确指出：“
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1]１７５８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分。 由于疾病和
死亡，鲍姆嘉滕未能完成这部巨著。但在他身后，美学却在德国哲学－－乃至整个
西方学术体系内，作为一门学科占据了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鲍姆嘉滕在缔造美学的同时，也为这门学科确立了借以展开的
基础，即感性经验。他把这个基础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写”入了新学科的
名称之中：aesthetica－－感性学。我们应当记住这个事实，部分原因是：在鲍姆
嘉滕之后，美学总是一再偏离感性经验的基础，不是从体验、描述和分析感性经验
出发，而是常常沉溺在先验的理论幻想中，不同程度地转变为独断的形而上学（从
方法论来看）和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从社会职能来看）。这种情形内在地与美学
的人文学科属性相关。
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内涵和界限是含混而不确定的。在最低限度上，它
通常包括语言学、文学、哲学和历史等专业。这种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可以追溯到文
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
１４至１６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作为一场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兴运动，直
接对抗贬抑人性和人的世间生活的正统天主教神学。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从精
神的最高处控制着欧洲社会的文化生活，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则被摒为异端。然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罗马由于迥别于中世纪，而被笼统地视为一种异教
的、世俗的、倡导个性自由的文化时代，以至于被尊奉为人文主义精神的生动载体
和样板。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humanism）作为主要的思想潮流，塑造着新的教
育方式和内容。“人文主义”的词根“human”来源于拉丁语“humanus”（人的、
属人性的、文雅的），它不但表明了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渊源，而且也构
成“humanities”（人文学科）的最初词源。
当时，在全欧洲兴起了一股研究古典作品的风尚。在这种社会文化的语境下，
在各地兴办的世俗学校中，神学课程的地位下降，古代的“七艺”（文法、修辞、
辩证法、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受到重视。由于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
是重温古典，因此，古代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作为回到古希腊罗马去的语言途
径，便首先成为这种教育的基础课程。同时，古代人文典籍多以文、史、哲等为题
材，因此，这些专业便成为日后“人文学科”的核心内容。因此可以说，人文学科
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社会科学，乃是因为它们更多地蕴含并承诺着人文主义的基本精
神与价值。
美学之居于人文学科之列，不仅是由于它曾经是近代哲学体系的一部分，而且
更由于它的关注对象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人文价值。一方面，美学回到感性，肯定
感性愉悦的价值，因此“aesthetica”突出和强调了人的感性和肉体方面的意义。
另一方面，美学又远离纯粹的世俗价值。它通过纯净的形式实现精神的提升，使人
达到一种超越的经验。 鲍姆嘉滕借用古典语言希腊语中的一个词汇命名美学（
aesthetica），这恰好象征性地表达了这门学科的人文主义的历史渊源与内涵。
由于人文学科承担了较多的人文价值，因此，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它们便常
常逸出自身的学术范围，发挥着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职能。这是我们在考察新时期
“美学热”现象时所应注意的。
二、学术准备
１９５６年６月，在有关领导的鼓励下，朱光潜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
性》一文，对过去的美学观点做了诚恳的自我批判。当时的《文艺报》在刊发此文
时，所加的编者按指出：
……为了展开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我们将在本刊继续发表关于美学问题
的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点及其它讨论美学问题的文章。我
们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互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
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3]
早在３０年代，留学于英法的朱光潜便连续出版《文艺心理学》、《谈美》等
著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以康德、尼采、克罗齐、里普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美
学，解说了一系列基本的审美和文艺现象。这些著作影响较大，是当时文化阶层的
一次美学普及。然而，它们却很难被看作是真正的中国现代美学。尽管自称“补苴
罅漏”，但朱光潜的美学著述基本上只是对世纪初欧洲流行理论的通俗的援引，这
在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社会政治语境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学理之外的含
义。
《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刊出后，老学者黄药眠旋即发表长文《论食利者的
美学》，批判了朱光潜以《文艺心理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学说，并分析了这种学
说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它们“实际上所起的反动作用”。[4]接着， 唯物主义
的文艺理论家蔡仪撰写了《评＜论食利者的美学＞》，重申自己４０年代的《新美
学》的立场，对黄药眠提出批评，认为他仍旧是以唯心主义的观点批判唯心主义。
不久，朱光潜又发表《美学怎样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反驳蔡仪的旧唯物主义
观点。他坚持“物”与“物的形象”的区分，强调在审美过程中主观条件的“决定
性的作用”。[5]同年１０月， 出身于北大哲学系的青年学者李泽厚发表三万余字
的《论美感、美和艺术》，既批评了朱光潜，又反对蔡仪，提出了著名的美是客观
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命题。李泽厚从社会生活的实践观点出发，在长文中勾勒了一
个初步的美学体系的轮廓。他谙熟马列，立论沉稳，的确显示了新中国建立后成长
起来的一代青年学者的实力和锐气。稍后，李泽厚引起朱、蔡的反批评，同时，吕
荧、高尔太、蒋孔阳、洪毅然等人也相继加入讨论，由此形成著名的所谓四派美学
观点。据统计，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１年，参加讨论的约七十余人，发表的文章
约一百六十篇左右。[6]
套用解构主义哲学的术语，学术论争就像是一个“差延”的过程：在论争过程
中，相继提出的每一种观点都彼此歧异，而最终结论的确定总是一再被延迟。然而，
这种“差延”其实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学术论争从来都发生在具体的社会文化
环境中，并受到这种环境的深刻制约。实际上，５０年代的美学讨论作为社会主义
新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它的贡献和不足之处，只有放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背景
下，才能被公正地理解。
美学讨论处于有关部门的注视和引导之下，进入６０年代，已经趋近尾声。其
中，李泽厚的理论被基本采纳。１９６１年，他前往高级党校，参加编写《美学概
论》，这大概就是上引《文艺报》编者按所期盼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
学”吧。《美学概论》由并未参与大讨论的王朝闻主编，超然的身份似乎暗示了一
种综合性的立场。但实际上，稍加留意即可发现，《美学概论》的观点几乎完全取
自社会实践派。饶有兴趣的是，１９６２年以后，朱光潜也受到高级党校的约请，
但却是讲授“西方美学史”课程。同时，高教部也委托他编写一部《西方美学史》
教材。因而，朱光潜主要承担了一种西方美学资料的译介工作。争论的主要两方似
乎各得其所。
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是社会主义运动背景下的一种时代要求，
它构成了５０年代美学讨论的初衷。杉思当时曾总结说：“批判朱光潜过去的唯心
主义美学思想成为这次美学讨论的前奏。”[7]因此，从一开始， 美学讨论就被自
觉地纳入到唯物与唯心对立斗争的范畴体系内。朱光潜率先批判了自己先前的主观
唯心立场。蔡仪也在随后的文章里指出：“美学中的基本问题……首先就是美在于
心抑在于物？是美感决定美呢还是美引起美感？”[8] 李泽厚则明确主张：“美学
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客观的；美感是
第二性的，派生的，主观的。承认或否认美的不依于人类主观意识条件的客观性是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9]可以说，在讨论中形成的各派学说， 的确正
是围绕这一“分水岭”而立论的。
但是，随着讨论的展开，学术却依照自身的规律演变着。在美的客观与主观、
唯物与唯心，即认识论的主题之下，悄悄萌生着另一个“人”的主题。
李泽厚的第一篇论文《论美感、美和艺术》分别讨论了美学研究的三个方面。
其中，为了阐明自然美的客观社会性，他引用青年马克思有关“人化的自然”的概
念，指出：“自然对象只有成为‘人化的自然’，只有在自然对象上‘客观地揭开
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时候，它才成为美……自然本身并不是美，美的自然是社
会化的结果，也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10]也正是在这篇初作中，他最早
援引了《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后来中国当代美学的圣经。
在李泽厚随后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１９５７年）、《关于当前美学问
题的争论》（１９５７年）、《山水花鸟的美》（１９６０年）等文章中，这另一
个主题继续延伸着。与此同时，在朱光潜、高尔太、蒋孔阳、洪毅然等人那里，青
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也不断得到引用（尽管具体理解有所不同）。此外，朱光
潜逐渐明确反对“把美学看成只是一种认识论”，并提出“阶级性和党性”不能“
排除人类普遍性”，认为古典作品的巨大魅力就是“由于它们真实地深刻地反映出
人类普遍性”。[11]美学从传统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框架内，缓慢地不自觉地转向青
年马克思的人本学立场。在这种转变过程中，隐约显现出抽象的“人”的身影。
李泽厚６０年代初的总结之作《美学三题议》，仍然从“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
的还是主客观的统一”这个“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入手，但在行文中，却通过阐
述“真”（现实世界）与“善”（人类实践）的交互作用，比较全面地提出和论证
了“美”与“人的本质”的关联：
人们在这客观的“美”里看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到自己的实践被
肯定，也就是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或看到自己的理想（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
就是看到了生活或“应当如此”的生活），于是普遍必然地引起美感愉快。“
美”是“真”与“善”的统一。[12]
在６０年代初，美学从传统马列主义的认识论主题（美的主客观性）过渡到普
遍的“人”的主题，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在５０、６０年代阶级斗争学说
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这一步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同时，要真正完
成这一过渡，除了外部社会环境的变迁，也还需要知识分子内在的激情：需要一个
惨酷、扭曲、动荡的时代，使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理论越出自身的合理界限，趋向极
端（“文革”时代）。只有这样，才能激发知识阶层对新的人性理想的由衷向往。
只有到那时，美学才能真正确立“人”的主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前的有关讨论，仅仅为这种新的美学奠定了
学术基础。在一流学者之间展开的这场持续数年、彼此极其严格的质疑辩难，带有
一种经院哲学式的繁琐特征，但它们无疑是民族抽象思维能力的一次磨砺和提升。
同时，美学大讨论确立了一整套概念和问题，形成了几种美学思想和相应的知识结
构，培养了一批学者，从而为后来的时代提供了一种可能。实际上，在“文革”结
束后不久，尚未恢复元气的人文研究界百废待兴。而与此同时，美学却以其学术实
力迅速进入鼎盛阶段，几乎独领风骚，并向人文知识界输送出最优秀的学者，这当
然是得益于十几年前那场讨论的学术准备。
三、鼎盛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一两年的复苏和调整，到１９７８年，报刊上开始重
新发表美学文章。这一年有丘明正的《试论共同美》（《复旦学报》１９７８年第
１期）、克地等人的《美、美感和艺术美、不同阶级也有共同的美》（《社会科学
战线》１９７８年第３期）、朱光潜的《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外国文学
研究》１９７８年第４期）和程代熙的《试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人化的自然”
的思想》（《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７８年第４期）等。但总的来说，新时期的“美
学热”此时尚在酝酿之中。
１９７９年是新时期美学的一个重要年头。除围绕“共同美”和“形象思维”
问题形成小小的讨论热点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
究室编辑的大型丛刊《美学》（通称“大美学”）问世，这是中国当代第一本专业
美学刊物，从１９７９年始，大约每年编发一期。首期刊发的２０篇论文分别涉及
形象思维、西方美学、悲剧和灵感范畴、门类艺术理论以及对姚文元美学的批判，
此外，还有一篇读书笔记和一篇美学普及文章。这其中，李泽厚的《康德的美学思
想》大概是最重要的一篇了。
《康德的美学思想》是作者同年出版的专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
第十章“美学与目的论”的一部分。如本书第１章所述，该书写作于晦暗的“文革”
后期，从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立场全面评述了康德学说。《批判哲学的批判》思想跨
度相当大，从知识理论到伦理学说，从政治、宗教和历史到美学，均有决非肤浅的
阐述和发挥，借评论康德，提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人类学本体论观点。这套哲学人
类学以认识论和伦理学（即所谓“真”与“善”）为左右两翼展开，而以美学作为
其最终的理论总结。这部３０余万字的哲学著述（初版３万册）在新时期初叶的知
识界读书界曾发生广泛影响，以其思想力度独步一时。
这一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的《美学论丛》也首次
出版，第一辑文章的论题大抵围绕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而展开。蔡仪的四万余字的
长文《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分为上、下篇，上篇“批评所谓实践观点的美学”
详细批驳了几位苏联学者的论著，下篇“论美的规律”正面阐述了自己的有关论点。
应当指出，尽管蔡仪文章直接抨击的是苏联学者对马克思的“歪曲篡改”。但
实际上，其真正的锋芒所向却是中国当代美学中的有关理论（李泽厚、朱光潜）。
蔡仪指出，实践观点的“批判的矛头正是对准着唯物主义。虽然他们的矛头也系着
马克思主义词句的红缨，而矛头的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13]
蔡文一发表，便立刻引来对立观点的反驳。只是由于写作和发表的周期，这些
文章大多在一两年以后才面世，如：刘纲纪的《关于马克思论美－－与蔡仪同志商
榷》、李耀建的《关于“劳动创造了美”的问题－－与蔡仪同志商榷》、朱狄的《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指导意义究竟在哪里？－－评蔡
仪同志〈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陈望衡的《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
兼与蔡仪先生商榷》……
针对蔡仪文章，刘纲纪和陈望衡重申：“‘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的
思想是马克思对美的看法的根本。”[14]“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精髓。
实践……是美的源泉。实践的客观性社会性，决定了美的客观性社会性。”[15]李
耀建辩论说：“景色、古物、月亮、花朵是自然的，但它们在‘类的生活’中成了
人的无机身体的一部分，成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物，所以，它们是美的。
”[16]朱狄的文章更具论战色彩，他大段援引德语原文，以辨析马克思的原意。关
于辩论本身，他指出：“鉴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争论已停顿了十多年，每一个对美学
感兴趣的读者都暗暗抱有一个希望，希望再一次的辩论能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
然而蔡仪同志做到的也许只是第一点……而缺乏的是一个新的起点。”[17]
但实际上，这场论争已经“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了。蔡仪与实践观点的众
多追随者之间的争论，并非发生在马列主义认识论的原有范围之内（这是５０年代
讨论初期的情况），而恰恰是围绕“人”的主题展开的，是传统唯物主义反映论与
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立场之间的对立。因此，它并非５０年代美学讨论的单纯延
续，而勿宁是前述中国当代美学的潜在主题成熟之后，与原有主题之间的争辩。因
而，这场新时期初叶持续数年的美学论辩，必须放在哲学理论界同期有关异化和人
道主义的激烈辩难的背景下来理解。
１９７９年可以被视为“美学热”的开端，而１９８０年又为此增加了新的内
容。这年出版的《美学》第二期发表了从美学角度重新翻译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朱光潜节译），并集中刊发了三篇研究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朱光潜）、《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美学思想》
（郑涌）和《〈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张志扬）。由此，引发了美
学界持续多年的《手稿》研究热，在美学界正式奠定了这部著作的经典地位。
该年６月，第一届全国美学会议在昆明召开。这次盛会经过长期酝酿和筹备，
并得到有关领导（如周扬）的支持。参加会议的美学学者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市、
自治区，将近百人，在他们当中，４０岁至５５岁的中年学者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他们年富力强、思想解放，成长于建国三十年来的风浪之中，具有丰富的正反两
个方面的经验……”[18]这似乎应当被看作是对“美学热”的社会历史内涵的某种
说明。会议收到论文３３篇，举行学术报告会（全体）三次，专题座谈会（分组）
十一次。重点讨论了美的本质、美育、中国美学史和形象思维四个问题。会上，还
成立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下辖全国高等院校美学研究会）。
会议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国内哲学动态》、《美学》等著名刊物发
表了长篇纪要和侧记，许多报刊纷纷组织美学论文。这次会议对“美学热”的推波
助澜作用无疑是重大的。
同年１０月，为了适应高等院校开设美学课的急需，教育部委托全国高校美学
研究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了建国以来首次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朱
光潜、王朝闻、蔡仪、李泽厚等人授课，内容涉及美学的各个领域和方面。进修班
培养了大批师资。从此，在全国各大学普遍开设美学课程，持续出现“爆满”的盛
况。进修班结业后，讲稿汇编成册，出版了《美学讲演集》（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０年以后，“美学热”进入高潮。到１９８１年，新时期前半期的基本
美学著作已大部分出齐，如：
《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以上为朱光
潜著）、《美学论集》、《美的历程》（以上为李泽厚著）、《德国古典美学》、
《美和美的创造》（以上为蒋孔阳著）、《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美”的
探索》（以上为施昌东著）、《美学散步》（宗白华）和《美学概论》（王朝闻主
编）……等等。
这年出版的《美学》第三期发表了李泽厚的长篇论文《美学的对象和范围》。
这是一篇影响广泛的重要文章，可与他在５０年代的第一篇美学论文《论美感、美
和艺术》彼此参看。此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体系的构架，代表了作者在十余年的
间隔之后，对美学各层面（所谓“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
的成熟看法。
至此，新时期的“美学热”已进入全盛时期。对１９８１年以后几年的美学状
况，将在第５章做简要的介绍。以下的讨论将转向新时期美学的意识形态含义及其
相应的方法论特征。
四、阐释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左倾思潮急剧激化的政治文
化运动。关于它的“重大意义”，当时的《红旗》杂志社论指出：
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否巩固和向前
发展，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也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命运和前途。[19]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被突出的并不是它那完成
了的圆满的历史成果，而是作为其艰巨奋斗过程的严酷的一面。因而，当时的社会
政治理想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激烈、强硬的斗争哲学。
新时期伊始，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刚刚从政治迫害中复苏的知识分子对“文
革”时代的惨酷、扭曲和动荡心有余悸，记忆犹新，他们厌弃斗争哲学，并试图以
人性复归的观念重新阐释共产主义理想。无论在哲学界还是美学界，青年马克思的
以下论断都被奉为新的历史时代的福音：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
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
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
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
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
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
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20]
显然，这些终极价值的实现只是一个历史的远景。然而，正是在这里，在现实
与理想之间的空白处，美学发挥着其关键的中介作用：在这里，历史远景转化为一
种当下的美感经验。马克思的“历史之谜”得到了审美的解答。无疑，这是通向历
史远景的政治实践之路遭遇挫折（“文化大革命”）之后，取而代之的一种新的途
径。在１９８０年前后，饱含“文革”记忆的知识分子希望远避复杂的现实政治，
他们普遍地、不约而同地在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形式、观念和范畴之间寻找到了
理想的寄托。因此，可以把美学兴盛的动因归结为以下三项，它们分别与三个时代
相关：
（一）５０－６０年代的学术准备；
（二）“文革”记忆；
（三）新时期的人性复归理念。
李泽厚的《美学的对象和范围》大段援引６０年代初的《美学三题议》，重申
并强化了“人”的主题。“关于美的本质，我还是一九六二年《美学三题议》中的
看法，没有大变化……我最近出版关于康德的书中讲美学的部分也还是那观点，仍
然认为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不可分割。离开人很难谈什么美。”“马克思《经济学
－哲学手稿》是从人的本质、从人类整个发展（异化和人性复归）中讲‘人化的自
然’，提到‘美的规律’的。”[21]５０－６０年代美学讨论的潜在主题，在新时
期的人学热潮中进入前台，彻底取代了认识论主题。在这里，美的本质被界定为真
与善、感性与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被理解为人的一切对抗、
纷争和矛盾的最终消除。
１９８１年９月，为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二百周年和黑格尔逝世一
百五周年，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召
开了一次研讨会，会后出版了纪念文集《论康德黑格尔哲学》。在文集中，李泽厚
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被列为首篇，在此文中他引人瞩目地提出了人性
问题。
他说，在西方思想史上和中国当前有关人性的讨论中，人性常常被等同于动物
性和人的原始情欲，或者被归结为人的社会性、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他认为，孤
立的动物性和孤立的社会性实际上都是“异化”的结果。“这种异化了的理性（社
会性）倒恰好与前述异化了的感性（动物性）成了对应，把人性了解为、归结为异
化了的社会性（如宗教、观念、禁欲主义、人成为生产的奴隶等等），正如把人性
了解为、归结为异化了的动物性、自然性（如原始情欲、纵欲主义、人成为消费的
奴隶等等）一样，它们实际都不是人性。人性应该是异化了的感性和异化了的理性
的对立面，它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亦即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22]
李泽厚从美学的立场理解人性，并认为哲学的其他分支均不能胜任这一任务。
他写道：
如果说，认识论和伦理学的主体结构还具有某种外在的、片面的、抽象的
性质，那么，只有在美学的人化自然中，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人类与个
体，才能得到真正内在的、具体的、全面的交溶合一。
这种统一当然是最高的统一。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最完满的展现，美的哲
学是人的哲学最高级的峰巅……[23]
从异化了的社会性，到异化了的动物性、自然性，人性或美学恰好居于一个中
介的位置。实际上，这种对人性的理解方式正是当时时代的表征：从“文革”时代
的政治理想、集体主义、对人的感性生活和欲求的抑制，到９０年代蔚为大观的消
费主义、享乐主义、商品拜物教，新时期前期知识分子所崇尚的人性和美学恰好标
志着一个过渡性的时代。
在新时期，李泽厚将美学划分为“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
学”三部分。美的哲学在“文革”前的讨论中已有不少论述，如《美学三题议》等
篇。艺术社会学也在５０－６０年代的《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
《审美意识与创作方法》、《略论艺术种类》、《典型初探》和《“意境”杂谈》
等篇中做了相当多的探讨。在新时期，有较大变化和发展的是他的审美心理学。这
方面的论述充分展开了５０年代有关美感的两重性（社会功利性和个人直觉性）概
念，提出了审美心理结构和“积淀”问题，并明确把审美心理区分为感知、理解、
想象和情感四种基本成份，所谓“审美愉快是一个积极的心理活动过程，其中包括
了感知、想象、理解和情感多种因素的交错溶合”。[24]在他看来，这个审美心理
结构正是“人性”的完美体现。
《美的历程》是李泽厚的一部名作，曾受到冯友兰的过高评价，在１９８１年
初版和次年重印之后在读书界风靡一时。此著对中国古代文艺史做了一番“艺术社
会学”的考察。在全书的“结语”中，作者提出了艺术的永恒性问题，即那些早成
陈迹的古典文艺，为什么仍能感染着、激动着今天和后世的问题。对此，作者给出
了“审美心理学”的回答，并再次阐明了“人性”与“审美心理”的一致性：
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神性，也不能是官能满足的兽性，它是感性中有理
性，个体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也可以说，它是积淀了理性的
感性，积淀了想象、理解的感情和知觉……[25]
依照这种理论，所谓“人性”无非就是“审美心理结构”各因素的充分活跃与
谐调的愉悦状态。这样，历史远景所包含的终极价值就体现在当下的经验中。因此
作为合乎逻辑的结论，在新时期初叶，人性的完美范例就是这些具备精致趣味、经
常有机会沉浸在美感经验状态中的美学家。
五、两种倾向
在新时期最初几年，文学（伤痕－反思）、哲学（异化与人性复归）和美学（
自然的人化）作为知识分子的不同话语，分别与现实结成了不同的关系，并承担着
不同的社会功能。
如前文所述，文学关注普遍的社会政治问题，以生动活泼的形象和尖锐敏感的
主题、思想、内容，与现实保持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文学大胆地直面十七年和文革
的政治苦难，大声疾呼式地指斥现实的种种弊端，坚定地执行着知识分子作为社会
良心的最高职能。这种情况使文学知识分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使他们成为影响
巨大的社会代言人。
另一方面，哲学作为理论学科采取了思辨的形式。在这里，对十七年和文革创
伤的反思表现为异化学说， 对未来历史远景的展望则表现为关于人性复归的抽象
理论。新时期初叶的哲学以异化学说作为它与现实、与文学的接触点，而以人性复
归观念与远离现实政治的美学彼此沟通。可以说，在干预生活的文学和远离现实的
美学之间，哲学处于一个中间的位置，它以理论的形态既保持着与现实问题的密切
关联，又借助对完美人性的憧憬具备了浪漫玄想的成份。
与文学相映对，以哲学为间隔，美学趋于另一个极端。在１９８０年召开的第
一次全国美学会上，当时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汝信的开幕辞强调：“美学研
究……必须探讨一些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美的本质，美感，真、善、美的关系，
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关系等等，这永远是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不能把这种基本理论
的研究看作是所谓‘从概念到概念’”。[26]实际上，这既是一种呼吁，也是对当
时美学状态的真实描述。
在１９８０年前后，美学沉浸在自身的概念、范畴、命题的系统之中，不但远
离喧闹的文学，而且与文艺批评也保持相当的距离。例如，当时的文艺批评围绕歌
颂与暴露、今天派诗歌和自我表现等问题曾掀起一次次激烈争论，这些争论在一定
程度上与同期的文学相类似，常常是政治化的。然而，与此同时的美学却的确处于
一种自足的“从概念到概念”的状态，它的范畴、命题不但与文学界的主题、与文
艺批评界的争端毫无牵涉，而且，甚至也极少有美学界的人物以个人身份参与这些
争论。在与现实的关系上，美学居于超然的另一个层面，表现了另一种倾向。
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是５０－６０年代讨论和新时期美学兴盛初期的一
部总结之作，也是当时人们研习美学的标准读物。此书在正文之前附有八幅版图，
分别是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历代帝王图》，唐代乾陵雕刻《石狮》、辽代
建筑《独乐寺》、宋代马远《寒江独钓》以及古希腊残雕《萨莫德拉克的尼凯》、
达·芬奇的《莫娜丽萨》和凯绥·珂勒惠支的铜版组画《农民战争》之一。全书在
“绪论”之外，仅设六章（“审美对象”、“审美意识”、“艺术家”、“艺术创
作活动”、“艺术作品”以及“艺术的欣赏和批评”），简约的结构和理论内容是
以滤除杂多的感性经验为前提的。实际上，总体来看，《美学概论》所依据的艺术
经验主要是古典式的。它远离激烈骚动的现代文艺史，更与同期的社会抗议式的创
作实践相脱节。
在美学领域成为热点的那些具体论题，除美的本质以外，如形象思维、艺术掌
握世界的方式、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等等，也都同样含蓄地表达
了跨越实用的、理智的逻辑思维，远避物质性的社会现实的意向，具有人文知识分
子追求自律的独立地位的隐晦含义。
９０年代中叶，一位青年学者回首往事说，１９８０年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召
开之际，他正在四川某大学读书。当时一些著名美学家应邀顺道来校讲学，“千人
大厅坐无虚席直至饱和，群情振奋，如春潮涌动”。这一描述绝似四川画家程丛林
作于１９８０年的那幅油画《１９７８年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中的著
名场面。这是一些刚刚从穷乡僻壤、从机器轰鸣的厂矿车间一步跨入知识圣殿的莘
莘学子们，对于他们来说，美学那种远离尘嚣的陌生的思辨话语本身便已经充满魅
力，足以为他们提供一种超越的经验。更何况，美学还具备将历史远景转化为当下
经验的意识形态内容。
美学与文学的隔膜可以说是相互的。面对美学界这场空前的学术热潮，文学创
作界的反映十分冷淡，几乎一片沉默。唯一的例外大概是青年作家陈建功的一部短
篇小说《迷乱的星空》（１９８０年）。在作品中，顾志达是一位生长在“右派”
家庭的新生代学者，他“寡言、深沉”，对正统美学和文艺理论充满蔑视。顾志达
研究“西方美学”，写出了七八篇专论，受到当年留学英国的老教授季纯青的私下
叹赏和初露锋芒的文艺界伙伴们的崇拜，但却饱受学界保守势力的排斥，一篇篇理
论力作也被埋没。顾志达因此愤世疾俗，他拒绝考研究生，甚至拒绝发表文章，表
示了不与现实体制相妥协的决心。应当说，这种对抗社会环境的人物形象具有政治
意味。放在当时相对宽松乐观的美学界来看，其真实性相当可疑。因而，这位顾志
达与其说是一位青年美学家，勿宁说更像是某种“斗士”，是文学知识分子依据他
们的自我形象而进行改写的产物。
如本书引论所述，依托于书面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承担社会良心角色的同时，还
具有另一种可能性。他们作为一个远离物质生产领域的智识阶层，常常据守在自己
自成一体的形象、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中，据守在自己的阶层旨趣之中，与现实社会
和政治保持疏远的距离。相对而言，１９８０年前后的美学便主要体现了知识分子
的这一倾向，它作为５０－６０年代大讨论、“文革”记忆和新时期人性复归观念
的混血儿，与同期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相反相成，共同组成着新时期前期知识分子
的文化心理结构。
这种由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取向、由相反相成的专业话语所组成的文化心理结
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性地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李泽厚是美学热潮中无可
争议的核心人物之一，到１９８１年，他已经出版了四本书，其中两本属于美学：
《美学论集》（１９８０年）和《美的历程》（１９８１年）。另两本是《中国近
代思想史论》和《批判哲学的批判》（均为１９７９年）。这就是说，在美学之旁，
是他对激烈动荡的中国近代史的关注（以“思想史”为视角），而康德研究和主体
性实践哲学的阐述则为这一切提供了一种比较深厚的理论背景。
有趣的是，以美学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为左右两翼而展开的学术方向甚至在５０
年代的李泽厚那里，就已经奠定了。１９５５年，他在发表《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
中的人民性问题》的稍前时候，便已经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
同研究》。他在１９５６年的文章除《论美感、美和艺术》之外，还有两篇关于孙
中山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的研究专论。１９５７年，他在继续参加美学讨论，撰写《
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意境”杂谈》、《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三篇论
文的同时，也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和《〈大同书〉的评价问题与写作年
代》等等。“文革”前，李泽厚出版了两本书：《门外集》（１９５８年）辑集了
５０年代的美学论文，《康有为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１９５８年）则是有关康、
谭文章的结集。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汇总了作者５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末两个时期的全部有关
文章，并在成书时做了“统一修改”。全书“后记”指明了这些文章的意图：
之所以应该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正是在于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规律、
因素、传统、力量等等，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27]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于总结之作的全书最后一篇《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
作者引人瞩目地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知识分子的主题”，划分并概要地回顾了
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六代知识分子”：“总之，这几代知识分子缩影式地
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28]如前文所述，“文革”之后，知识分子阶层跨入历
史舞台，介入现实，影响舆论，在社会各方面扮演着日益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
在新时期刚刚起步的时候，明确地强调地突出这个“知识分子的主题”，正是该阶
层的群体自我意识已经或即将高涨的一种标志。
在编写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之后，李泽厚的思想史研究朝两个方向延展，
即古代和现当代。《中国古代思想史论》（１９８５年）里的诸篇论文写于７０年
代末至８０年代中期，在１９８５年后热闹的文化讨论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
部思想史论比较侧重学术性，着眼于古代历史上各种思想、学派、传统的根源、特
质和影响。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１９８７年）则更贴近现实，政治意味也更
为明确。其中的“救亡压倒启蒙”和“中体西用”等等名躁一时的论点和命题，与
８０年代后期知识界的总体思想走向一道，渐渐对准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严
峻的时代课题。
以上所述当然超出了美学范围。但是，它们对于理解“美学热”的兴盛和沉寂
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新时期初期，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以社会政治现实为一端，以超
越现实的人性理想为另一端。这两端在知识界主要以文学和美学为标志，在李泽厚
个人那里则表现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美学研究。实际上，这两端在新时期的最初几
年，刚好达到了某种平衡。而到了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倾向愈
来愈占压倒优势，在社会环境和西学思潮的冲击激荡之下，日趋政治化和激进化。
那时，暂时的平衡便被打破。就个人来看，李泽厚在８０年代初叶以后，在美学方
面就再无重要发展，但却在几年之内连续完成了两部思想史论。其中《中国现代思
想史论》大致写于１９８５至８６年，甚至不避“单薄和浮泛”，以“几乎每天四
小时五千字”的速度进行[29]，浮泛躁动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因此，由于上述情
况，从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美学终于被知识界逐渐冷落。
六、方法问题
方法派生于它的对象。简略地说，美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是美感经验，然后是经
由美感经验才能被感知的审美对象，即一般所说的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由
于美感经验是一种内向的身心状态，对它的研究首先应当依靠研究者的自省，即对
自己经验的观察。同时，由于审美对象只在美感经验中才能真正具体地呈现（即实
现），因而实际投身于美感经验，就成为美学家面对、观察和认知其研究对象－－
包括美感本身和审美对象－－的基本途径。只有通过这个途径，人们才能“触及”
对象，获取有关对象的可靠信息，特别是其微妙的差别和意蕴。相反，离开美感经
验的途径，任何研究都将是外在的。它们将不同程度地“误读”自己的对象，导致
理论解说的任意性。
这样，美学的方法便相应地分为三步：体验－→描述－→分析。
“体验”的本质是在实际经验某个对象的同时（或之后，下同），对这种经验
以及经验的对象进行有意识的观察。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研究者真正投身
于某种经验，例如实际观赏某件美术作品；二、在实际经历这种经验的同时，对这
一经验及其对象进行观察。其实，这也正是“体验”一词的原本含义。例如我们常
说“作家要体验生活”，就是指作家在与普通人一样经历某种生活的同时，还要清
醒地观察、体会和反思这种生活。他既要投身于生活之中，同时又必须超越这种生
活，以获得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角度。在进行体验时，研究者应当尽可能摒去有关
研究对象的先入之见，尽可能与先期获得的有关知识、观点、信念等保持审慎的距
离，以获取对象的第一手准确资料。
“描述”是对体验所获得的原初素材进行初步的整理工作，是一个去粗取精的
过程。描述的本质是对研究对象的关键环节、要素和细部获得明确的意识，并将这
种意识诉诸语言。描述使在体验中尚处于含混状态的信息明晰化和条理化，以便为
下一步研究提供准备，可以说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步骤。
第三步是“分析”。通过描述，研究者获得了经过初步整理的素材。分析就是
对这些素材进行由表及里的研究工作，以发现研究对象的特性、规律或本质。这是
美学方法的最后阶段。也只有在这一阶段，在体验和描述的基础上，美学以外的各
种方法才能被合理地选择和引用，而不致于偏离美学自身的对象和问题。
上文曾指出，鲍姆嘉滕在创立美学之初，便为这门新学科确立了借以展开的感
性经验的基础，并将这一基础写入它的名称。应当说，这是有方法论依据的。
以上讨论为我们辨析“美学热”的方法特点提供了前提。
无论从哪方面看，在新时期，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都是一种影响全局
的理论，因而可以成为这一阶段美学方法的范例。
在１９８０年全国美学会上发言时，李泽厚的一段话涉及了“方法论”问题：
不能把现象和本质混为一谈。从本质到现象，有一系列中间环节……如果
希望拿美的本质就能直接解释一切具体的美的现象，便是在方法论上忽视了这
一点。美的本质是不是就等于审美对象（现象）？不等于。[30]
以后，他将上述观点明确表述为“美”的三个层次：
审美对象（美是主观意识、情感与客观对象的统一）
美{ 审美性质（美是对象的客观自然性质）
美的本质＝美的根源（美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它是自然的人化，因此
是客观的、社会的）[31]
李泽厚以这“三个层次”总结了朱光潜（审美对象）、蔡仪（审美性质）和他
本人（美的本质）的学说，吸收、综合了对立派别的观点，形成了实践派美学最成
熟的表述形态。
李泽厚承认，审美对象之所以能够出现或存在，之所以能使人感受到美，的确
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包括具备一定的审美态度、人生经验、文化教养等等，“在
这里，审美对象……与审美经验经常难以分割。”[32]这是朱光潜的合理方面。同
时，另一方面，审美对象之所以能够出现或存在，还要有客观方面的条件和原因，
“即审美性质的存在或潜在”。[33]因此，尽管饱受嘲笑和冷落，但这仍是蔡仪学
说无法被消解的合理内核。
但为什么某些形式规律，为什么一定的比例、对称、和谐、多样统一等等，就
会具有审美性质呢？为什么它们能够普遍必然地给予人们以审美愉快呢？李泽厚援
引格式塔心理学指出，由于“事物的形式结构与人的生理－心理结构在大脑中引起
相同的电脉冲，所以外在对象和内在情感合拍一致，主客协调，物我同一。”[34]
李泽厚强调指出，人的这种同构反应正是人类生产劳动和其他生活实践的漫长
历史成果，“是通由长期的生活实践（首先是劳动生产的基本实践），在外在的自
然人化的同时，内在自然也日渐人化的历史成果。亦即在双向进展的自然人化中产
生了美的形式和审美的形式感。”[35]这种“人化的自然”正是他所谓的“美”的
本质或根源。
这样，如上所述，从美感经验与之直接交流互渗的审美对象，到独立于美感的
客观存在的审美性质，再到审美对象之外的物质实践活动，或者借用朱光潜的话来
说，从“物的形象”到“物本身”，再到“物本身”背后的人类生产劳动，实践派
美学层层递进式的思考焦点一步步偏离美学自身的问题，进入有关人类起源和本质
的哲学人类学范围，这正是李泽厚美学的基本领地。
以上引文表明，李泽厚从“方法论”角度对审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有着特殊的
理解，“从审美对象到美的本质，这里有问题的不同层次，不能混为一谈。”[36]
但实际上，依照这样的理解，“本质”便成为“现象”之外的异在者，它游离于美
感经验的视野，成为理论臆想的对象，成为思辨哲学的专宠之物。因为，这种探讨
既不需要从美感经验的基础出发，也不需要回到这种基础，以接受验证。李泽厚曾
多次表露对柏拉图“理式”说的兴趣，并自许“要用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
论）来回答柏拉图提出的美的哲学问题”。[37]实际上，他本人的学说立场与柏拉
图的“理式”哲学之间倒恰好存在着一种“同构对应”：从审美对象到审美性质再
到美的本质，美感经验所真正面对的活生生的“对象”与它的“本质”隔着三层，
成了影子的影子。
应当指出，李泽厚派的美学往往具有恢宏的构架和巨大的命题。但是，另一方
面，它们却往往缺乏感性经验的基础，因而常常流于一种理论幻想，一种思辨的形
而上学。这种方法论的形而上学与新时期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相辅相成。前文已指
出，审美意识形态的根本动力是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人性复归理想，其兴趣所在并不
局限于专门的学术研究。因此，对于同现实保持“想象性”关系的意识形态来说，
主观的抽象思辨，绕过“现象”以构建“本质”，就成为它所能够借重的最适宜的
“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时期，实践派美学已占据绝对优势，５０－６０年
代的那种一流美学家之间彼此严格的质疑辩难已不复再见。这种一家独尊的局面也
使上述形而上学在美学界内部缺少应有的制约力量。
在新时期，形而上学方法使美学愈来愈成为人文学术界内部的一个幻想领域。
美学超出了自身学科的合理界限，大而无当，充斥着空泛的概念和命题。它热闹非
凡，却缺乏相应的实绩。这种局面为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新方
法”的引进，准备了土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亚·鲍姆嘉滕：《理论美学》（Theoretische Asthetik），１９８３年，第１
节。引文采用简明等译：《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2]参见博伊德等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六章“人文
主义教育”。
[3]《文艺报》１９５６年第１２号， 见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编：《中国当代美学
论文选》，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一集，第１４８页。
[4]《文艺报》１９５６年第１４、１５号，见同上书，第９３页。
[5]《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５日，见同上书，第２５３页。
[6]杉思：《几年来（１９５６－－１９６１）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 载《哲学
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５期。见《美学问题讨论集》，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
六集，第３９５页。
[7]同上，第３９３－３９４页。
[8]《评〈论食利者的美学〉》，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日， 见《中
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一集，第２３９页。
[9]《论美感、美和艺术》，载《哲学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５期。
[10]同上。
[11]《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载《哲学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４期。
[12]《美学三题议》，载《哲学研究》１９６２年第２期。见《中国当代美学论文
选》，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二集，第２８６页。
[13]蔡仪：《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原载《美学论丛》第一辑，见《中国当代
美学论文选》，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三集，第５０页。
[14]刘纲纪：《关于马克思论美》，载《哲学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１０期。
[15]陈望衡：《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载《美学》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16]李耀建：《关于“劳动创造了美”的问题》，载《学术月刊》１９８１年第３
期。
[17]朱狄：《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指导意义究竟在哪
里？》，载《美学》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18]杉樵：《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纪要》，同上。
[1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载《红旗》杂志１９６６年第８期。
[20]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刘丕坤
译，第７３页。
[21]《美学的对象和范围》，载《美学》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22]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页。
[23]同上，第１４－１５页。
[24]李泽厚：《美学的对象和范围》，载《美学》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25]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１３页。
[26]引自杉樵：《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纪要》，载《美学》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27]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４７２页。
[28]同上，第４７１页。
[2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２３页。
[30]李泽厚：《美学的对象和范围》，载《美学》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31]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第６２页。四讲内容系８０年
代初旧有观点的系统表述，并非作者８０年代后期的新见。正如该书“序”所说：
“近年心意他移，美学荒弃”。故以下分析以该书为依据。
[32]《美学四讲》，第５７页。
[33]《美学四讲》，第５７页。
[34]《美学四讲》，第５８页。
[35]《美学四讲》，第６０页。
[36]《美学四讲》，第６１－６２页。
[37]《美学四讲》，第６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