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生喜读散文。学生时代受语文课本影响，崇拜杨朔、秦牧、吴伯箫……后来发现，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才是散文大家……至于梁实秋、林语堂，尽管也以散文名家，我对二位总提不起兴趣——或许是先入之见在作怪：两人都曾受过鲁迅的讥弹批评。
此后也读张爱玲、张中行、余光中，近年则独喜汪曾祺。说不上为什么，可能因年齿渐长，平实散淡的风格更合自己的口味吧。书架上原有几本汪氏集子，为窥全豹，又网购了《汪曾祺全集》，有小说也有散文，共八册，这儿一本那儿一本地放着，随手翻阅，总有收获——这种读书方式似乎也很“汪曾祺”。
汪氏散文老而弥佳，内容也很广泛，记游历、谈美食、说文学、赞友朋，而我最喜欢看他的忆旧文章，回忆西南联大的几篇，更是百读不厌。
一个民族只有遭受巨大的灾难，才会显露他的本色。汪老为我们娓娓道来：在日寇空袭的阴影下，南迁昆明的大学生们如何在涂了桐油的纸窗下苦读，如何在闹市茶馆的嘈杂中构思论文，如何在“跑警报”时从容不迫、苦中取乐……而国家一声召唤，这些青年又如何脱却长衫、改换军装，没有一个是“孬种”！
这是个吓不倒、压不垮的民族，淡定从容，心态乐观，从未泯灭过希望——我希望那些动不动就批判传统、自掘祖坟、甚至宣称“不愿作中国人”的人，都该读读汪老的散文，接一接中国文化的“地气”。
汪老的旧体诗也很耐读，举一首吟咏新都桂湖升庵祠的七绝：
桂湖老样弄新姿，湖上升庵旧有祠。
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词曲罪臣诗。
升庵姓杨，名慎，四川新都人，明正德间状元。嘉靖时因言获罪，谪戍云南永昌。一生历经坎坷，却从未停笔，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三国演义》开篇有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是抄杨升庵的。四川新都的百姓为了纪念他，在其旧居桂湖建起祠堂。
汪曾祺不是四川人，但有一年游历至此，颇生感慨，于是写下这首诗——汪曾祺自己也曾遭受不公正待遇，有过怀才不遇、报效无门的经历，故对这种“状元词曲罪臣诗”式的“风流”，心有戚戚、格外欣赏。
二
汪曾祺的散文中，历史题材的不多。有一篇《国子监》，写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是其历史散文的力作。
北京的国子监始建于元代，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最高学府，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央大
一点是关于清代“国子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的工资。汪文说：“查清朝的旧历，祭酒每月的俸银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外加办公费每月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加在一起，实在不算多”。——在这里，汪老有一点误会：“一百零五两”不是祭酒的“月俸”，而是“年俸”。有据可查，国子祭酒是四品官，一年的薪俸正是这个数目。若按白银一两合人民币200元计算，这位清代“中央大学校长”的工资加办公费，每月只有区区1800元，还不如今天的一个保姆！
然而汪文在后面又介绍说，祭酒每年还有五千两银子的固定外快。这样一来，这位校长的月收入一下子就窜升到85000元，年薪超过百万！由此可知，封建时代就是国子监这样的“清水衙门”，也是肥得流油的！
第二点瑕疵，是文中有一笔账算错了。明清两代，到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监生”。成为监生的途径，一是通过考试推荐，二是用钱来买，也就是“纳监”——清代名剧《桃花扇》的作者、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就是通过捐纳成为监生的。
纳监的费用大约二三百两银子（相当四至六万元），直接上交吏部。同时要到国子监领一张“监照”，相当于学位证书；领取时，要交一两七钱银子，应属“契税”一类吧——这就成了国子监每年的固定外快，祭酒五千两银子的“灰色收入”就出自这笔账。
汪文在此写道：“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汪老这里肯定是马虎了。按监照每张收费一两七钱银计算，十四万两绝非“八十二三万”张监照的收入，汪老的小数点往后错了一位，人数也陡涨了十倍——实际应当是八万二千三百多人。即便如此，这个数字仍是惊人的，也仍符合汪文后面的结论：“这是一种比乌鸦还多的东西！” （不过我怀疑这个数字也是大大夸大了，应该没这么多。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只是纳监之制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科举制的公平。其一，因为这是一桩由皇帝做老板的公开交易，明码标价，监照上也明白宣示；不像今天暗箱交易，假文凭足以乱真，让人真伪莫辨。其二，监生若想做官，需先取得举人、进士的资格；而举人、进士是拿钱买不到的，仍要通过考试取得。
当然，《国子监》一文虽然有这两点瑕疵，仍不失为汪氏散文中一篇风格独特的佳作。惜乎哲人已逝，如若汪老健在，定会以他一贯的通情达理态度，同意去微瑕而还白璧。
三
汪老文章还提到国子监中的碑刻：如石刻六经及朱元璋的敕谕碑等，不过汪老唯独不曾注意到国子监大门外两座很有特点的石碑。
国子监门前是东西走向的成贤街，街的两端分置两碑，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字样——所以立此碑，大概还是沾了国子监隔壁孔庙的“光”吧。无论如何，这让我们见识了那个时代对文化所抱持的崇敬态度。
我曾思量：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什么？我想，对待文化的态度，无疑是个重要标尺。道理很简单：社会的进步取决于文明的进步。广义言之，文化与文明是同构的；而狭义的文化，则可由高等学府来代表。
无论昔日的国子监，还是今天的大学，都是青年才俊从事文化研习的场所，这些青年才俊是通过公平竞争选拔出来的，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在这样的场所中，氛围自然应是静谧安宁的。这里应当有参天的乔木、如茵的草地、雅洁的楼宇，是师生们探讨学问、传承薪火的一片“净修林”……这样的处所，当然容不得车马喧阗、鸣锣喝道。级别再高的官员，至此也要“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心怀敬谨，悄然走过——这也是对文化表达敬意的一种恰当方式。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战火都烧不断的文化传承，似乎失去了她以往的尊严。有一段时间，大学被停办，到处在烧书、人们争相抹掉文化的痕迹……文化变成耻辱的标记，“大老粗”反倒成了到处受欢迎的品牌！这种不正常的心态侵染了几代人，虽经拨乱反正，仍有余毒未消。
例如，我们今天的大学校园已不再安宁，她应享有的那片静谧和敬意，都荡然无存。不要说学校门外的大马路，就是校内的林荫道，也是汽车往来、行人避让不及——大学校园竟不如实行交通管制的商业步行街，这也要算中国校园的一大特色！
其结果自然是汽车刮蹭、撞伤师生的事件时有发生，直发展到前不久河北大学“我爸是李刚”事件：社会车辆开入“省学”撒野，竟将正常行走的学子撞飞致死，可谓登峰造极！
我听说国外的大学不是这样。例如美国的大学，在校园外设有宽敞的停车场，任何汽车——无论教师、学生的还是校长、官员的，一律不准进入校园。只有距离较远的校区，才有校车往来其间。（这是前几年的情况，不知近来是否有所“改革”？）
强调国子监的下马碑，难免有贩卖封建货色之嫌；然而“最先进”的美国居然也如此“封建”，实在令人“不解”！——当然中国也有中国的难处：一般校园面积很大，你要“官员人等”下马下轿，徒步而入，难免要影响学习及办公效率。
万全之策并非没有，例如可以在校门附近设置停车场，同时在校园中开设若干路以电瓶观光车代步的线路，可以把师生、官员及来访者快速送到校内的任何地方；再预备足够的免费自行车供人在校内骑行，如此一来，既保证了师生安全，又低碳环保，更彰显了平等理念，还校园一个安宁祥和的文化气氛，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建议一些“出了事”的大学可以率先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