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正在旁落，斗争已经展开，秦王亲政在即，形势错综复杂——吕不韦应该就是在这一时期，组织门客紧锣密鼓地要抛出《吕氏春秋》的。
吕不韦出自何种目的，编撰这部政治论著？最初的动议会是谁提出的？他的不同学派的门客，在酝酿策划直至实施过程中，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都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它们都联系到一个轰动性的事件——
那就是这一部书，曾经“布咸阳市”，也就是在秦国都城咸阳向大家广泛公开，布告天下；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和读者互动、悬赏重金的策略，亦即请各诸侯国的士人宾客来看，说有人能够增减一字的，予以高达千金的奖励，“一字千金”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前无古人的这一做法，按现在的说法，可表述为“由一部书引发的传播事件”。
吕不韦如此招摇，对书大肆推广炒作，到底想干什么？
【传播事件】
咸阳市位于秦国都城渭北老城区，大致从秦武王、昭王时期开始兴盛。它是战国末年咸阳规模最大的贸易市场，由国家直接进行管理。由于商贾云集，经营品种多样，所以市场人气很旺，是公布诏书律令，进行现场法制教育的好场所。
公元前255年的秦昭王后期，河东太守王稽通敌一案，被识破之后，就在这里施以“弃市”重刑的；40多年后，秦二世胡亥上台不久，在此杀了大臣蒙恬及秦始皇12个儿子，其后李斯父子也是在这里被腰斩的。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的“焚书”令也曾在此颁布。
和上述发生在咸阳市重要事件相比，《吕氏春秋》在此公布的“传播案例”，却没有具体的时间记录。学者对于该书的成书时间研究说法不一，我以为公元前239年成书之说，能解释得通，也较为合理。
这一年，秦王嬴政21岁，等待加冠亲政已经等了8年之久。
从常识来看，古代男子当在二十岁举行加冠的礼节，表示已经成年，“二十而冠”说的就是这意思。秦王嬴政举行冠礼的时间却与此不符，被推迟了两年，为二十二岁。有人以为此乃秦地礼制风俗不同中原，有人认为秦国成人有身高规定，更有人认为是真正的掌权者从中阻挠。几种说法都可以备以参考，但似乎都有点证据不足，这里不展开讨论。我以为还有一种可能——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让秦王嬴政放慢了亲政的步伐，他要根据突如其来的变化调整部署，等待最佳时机，一举收回最高权力。
公元前240年，嬴政20岁，史书上记载了彗星先后在东方、北方和西方出现的“异象”。慧星一现，在当时意味着弑君易政之类的凶兆，属于“君臣失政，浊乱三光”之象。果然，前方传来将军蒙骜战死的消息。过了一阵子，彗星又在西方出现，长达16天，嬴政的亲祖母亦即子楚的生母夏太后死去。
嬴政这人迷信，他后来多次被方生、术士欺骗就是明证。当然，天现凶兆，还不至于使他暂时放弃加冠，最充分的理由，是将军蒙骜死了。
原来子楚死前，有过政治交代，辅佐嬴政的除了首辅大臣吕不韦，还有武将蒙骜、王齮和麃公。王齮在嬴政即位后的第三年便战死了；麃公除了在小秦王二年打了一仗外，不见再有记录，估计不是死了，就是不能再打了。嬴政在军事上能倚重的只能是蒙骜。小秦王和蒙骜将军的关系一定差不了，从后来他重用其子蒙武、其孙蒙恬和蒙毅，就能猜出几分。而蒙骜死在疆场，会让嬴政一时手足无措，他需要时间，培植掌控军队的亲信。
在嬴政引而不发之际，第二年，又一起奇怪的事发生了。
公元前239年，秦国居然派出秦王的弟弟长安君，带兵去攻打赵国，他居然还叛变了。虽然叛乱很快被镇压，但整个事件显得十分蹊跷。从史书记载来看，似乎长安君和秦王并非一母所生；倘若如此，那么他可能是子楚从赵国回到秦国以后，和其他妃子生下的孩子。屈指一算，他顶多17岁。让一个17岁的弱冠公子统兵打仗，会是谁出的主意？难道嫪毐通过太后之手，意欲借刀杀人？而长安君自知不为秦国所容，干脆一反了之？史书上没有交代，这样的事不便妄加揣度——但是，可以谨慎地说，这事的背后，可能和秦国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关。
长安君出事不久，秦国又出现了“河鱼大上”的灾异现象。是时，大雨成灾，河水泛滥，黄河里的鱼大量西入渭水，很多被冲上平地，故引来“轻车重马”，大家纷纷捉鱼吃。古人认为鱼属阴类，阴类太盛，昭示着人间君臣失和。
连连的天灾人祸，考验着秦王；也考验着吕不韦和他的门客。
秦国向何处去？吕氏门下，一群“知识分子”在思考，在讨论，在奋笔疾书，在和时间赛跑。
终于，这一年的某一天，《吕氏春秋》挂上了咸阳市。商人相国吕不韦很会营销，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吓人悬赏，造成类似“巨奖促销”的轰动效应，使之迅速传播，成为天下士人热议的话题。
学者历来认为，《吕氏春秋》悬赏的一字千金，只是一种姿态，这大致不假；大家继而认为，因为慑于吕不韦的权势，没有士人真的会去冒险改动，这个意见值得讨论。东汉学者王充以为，“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惶恐畏忌”，只怕也是猜度而已。吕不韦和士子宾客的关系，在我看来十分特殊，他不可能因为某人的改动而去加害某人，或者立即施以报复。极有可能的策略，是组织一个“专家评审团”，对可能“增损”的意见进行甄别评估，以牢牢把控“最终的解释权”。
一次成功的思想营销，谁最早提出如是动议？从吕不韦的商人身份以及经历来看，这个新颖大胆的策划，完全可能出自他本人。他的足智多谋，他的运作能力，以及他日臻成熟的政治智慧，足以做出“布咸阳市”的决定，让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治国理念，迅速向天下传播，以实现文化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同时，又很可能就是因为这起传播事件，因为这部沸沸扬扬的著作，因为这部著作而形成的政治势力过于抢眼，把吕不韦推上了绝路。
【冲撞】
公元前238年，从秦都咸阳城到故都雍城，秦王赢政住进了蕲年宫，他就将在这里举行加冠礼并迈出亲政的第一步。
秦王政九年四月，随着加冠礼的乙酉日越来越近，蕲年宫凝重的气氛里透出四伏的阴森杀气。一股叛乱的力量正在雍城和咸阳两城之间紧张调集，刀光剑影寒气凛人地集合在加冠礼的外围。
很多人对以后发生的事耳熟能详——秦王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全面接管了秦国政权；同时调动军队，平定了嫪毐匆忙之中发动的叛乱。
其实早在平乱之前，嬴政对嫪毐一案已经开始调查侦破，基本弄清了他私通太后并育二子、准备谋反的犯罪事实。他还查清，“事连相国吕不韦”，所以在解决嫪党之后，“欲诛相国”，准备向吕不韦动手。有两条理由阻止了他的行动，一是“为其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
功大功小的问题在于评价，这一条理由不硬；而游说者众，说明众怒难犯，说明吕不韦一党很有市场，这才是真正的理由。
大家熟悉的嬴政，通常是残暴的形象，实际上他很能忍让。在和吕不韦一党的较量中，他表现出足够的耐心。
早在子楚接替王位之前，吕不韦受命做过子楚的老师。在嬴政即位之后，作为首辅大臣，吕相国一定也安排了小秦王的学习生活。怎样塑造嬴政，怎样把嬴政纳入“理想”的轨道，属于秦国未来政治设计的子课题。吕不韦和自己的门客，以政治实践先觉者的姿态，要抛出一个更为宏大的课题，一个具体的政治纲领，抢在嬴政亲政之前，公布于天下——希望以舆论的压力，规范秦国和秦王的行动走向。
所以说，《吕氏春秋》的编著，是战国末年“知识分子”议政意识的一次集体爆发，而“布咸阳市”的举措，更是一场有目的、有组织的“思想示威”。所以，我前面说过，吕不韦和士子宾客的关系“十分特殊”。他们不是简单的主客关系，他们是同盟，他们是一个群体；只不过，吕不韦作为长者，作为精神领袖，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
正如有的学者所研究的那样，《吕氏春秋》可能是仓促成书的，它公布时只有十二纪。但十二纪是主旨，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十二纪》以四季十二月为布局，四季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象征性意义安排主题。每纪的纪首，是该月的月令，记述该月的季节、气数、天象、候、农事、政令，而配以相应的五行、五方、五音、五色、祀及天干等。这个结构只是形式，关键在于内容，在于所讨论的问题——是编撰者心目中理想君主治国的最基本的要务。说得更通俗一点，《十二纪》是对天子的规范和要求。
最鲜明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反对或限制君主专制”。书中阐发了公天下和民本的思想，认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生命比权位更重要；宗庙之本在于民，探讨如何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劝导君主不要亲自做具体的事情，要懂得顺应趋势；要用德化和赏罚并举的方式治理百姓等等。
这些话，嬴政能听得下去吗？如果他十分反感，他能正面一搏吗？
【反击】
这是一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暗战，一场时间和战线被拉长的意识形态斗争。
结果大家都知道——
在对平定嫪毐反叛一年半之后，亦即在诛杀嫪毐三族13个月之后，吕不韦才被免去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
以罢免吕不韦为契机，秦王开始反攻倒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秦国的一道逐客令。嬴政下令，让六国的客卿滚出秦国去！
所幸，在驱逐的对象中，有吕不韦曾经的门下李斯，他以一份著名的上书，阻止了秦王失去理智的命令。
再说回到洛阳的吕不韦。官虽免了，人却闲不下来，他要接近外宾。“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吕不韦的声望居然如此了得，引来六国使者络绎不绝前来探视，还要请他出山。
吕府热闹，自然躲不过嬴政的耳目。他等了一年多，终于还是写了封信给吕不韦，绝情地质问，“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嬴政的质问纯属强词夺理，吕不韦受封河南和被尊奉为仲父，是他死去的父亲的决定；而信上让吕门一家迁到蜀地，才是他自己的决定。接到这封信和这道命令，思来想去，吕不韦自杀了之。
吕不韦死了，斗争远没有结束。
因为吕不韦不在了，他的门人还在，在嬴政看来，他们还会兴风作浪。于是，以吕氏门下为吕不韦偷偷安葬和吊丧为由，秦王再下诏令——对吕不韦的门客家臣，如果是三晋韩、赵、魏的人，则驱逐出境；是秦国人，削去爵位，一律流放。
与重罚吕氏门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这年秋天，秦王却将迁到蜀地的嫪毐门客家臣的赋税徭役免去。
一罚一免，不足以说明秦王残忍，但能说明嬴政对吕氏一党更加“怀恨在心”。
从《吕氏春秋》的编纂，到秦王从肉体上消灭吕不韦，组织上摧毁吕党，中间的时间跨度大约六七年的时间。我以为，这本是一场战国末年罕见的思想文化较量，然而，它却被所谓最高权力的斗争所误读。
显示士时代“集体发言”的政治纲领《吕氏春秋》，对其行动意义上探究，一直没有展开。严格说来，这部政治著作从酝酿到公开发布，是一次“运动”。它是一个自觉的文化阶层，以整体实力、水准和无畏精神，挑战战国世俗政治的一次动员和集结。
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在整体上表现出“上游型”河流气质的性格，这在战国时代绝无仅有。他们“从势”的原则，是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认为一统天下的时代即将到来，愿以自己的专业贡献，描绘可供借鉴甚至进行操作的政治蓝图。作为“集体性格”的流露，战国不乏山地气质，常常表现为一个学派对自己主张和原则的独立坚守；而更多的士人，在“从势”的人生选择中，虽然各自为政，但越来越显现一种“趋同”的士风——主要是利用“市场需求”，游走在各国，或不断改换门庭，依附权贵，以满足一已之利——由此集合成“下游型”河流气质的风貌。
性情迥然，必然带来行为各异。以山地气质的孤傲，他们不可能费尽心机，在咸阳市搞一次轰动一时的传播事件；以下游型河流气质的世故，他们更不可能“逆流而动”，干上一件吃力而不讨好的“公益活动”。而在吕不韦失势之后，甚至是自杀以后，山地气质的会选择“独善其身”地离开强秦之地；而下游型河流气质的早已“树倒猢狲散”，哪里会冒着被边缘甚至被惩罚的风险，践行原则和道义。
吕氏门客，大都来自三晋或出自本土的士人，他们为一部洋溢政治理想的著作走到一起，在吕不韦卓越的组织下，以战国稀缺的合作精神和妥协精神，以团队集体性格的展示，给战国末年的士风，带来了活力和品质，更给秦国沉闷窒息的思想天地，带来一股罡风。
遗憾的是，性格刚强的嬴政，因为独特的成长环境造就的敏感、多疑，使之失去了以自己的雄才大略与这场运动撞击的机会，同时失去了和这支团队互动融合的机会——他的抱负，注定只能靠军事斗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