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大火逝者”传递的集体情绪值得警惕

2010年11月21日是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的第7天，约十万市民走向胶州路街道，献上花圈、花篮和花束，悼念在大火中无辜失去生命的58位逝者。

参与悼念的民众，除上海本地人，还有相当的人从北京等外地赶赴火灾现场。他们除了表达对逝者的缅怀与哀思，也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他们对政府相关部门漠视人民生命安全的愤怒与绝望。

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留给人们的伤害不止58位生命的逝去，还有充斥着恐惧与愤怒的集体记忆。

就在不久前，世博会在上海圆满落下帷幕。世界各国蜂拥来到上海，世界各国的，不同肤色，不同语种的人们涌入上海，世博会客流量高达七千万次。这样一场盛会，上海市政府做到忙而不乱，各方面处理得井井有条，突发事故少有出现。可见，上海市政府完全具备处置大型突发事件的财力与实力。

然而，厚此薄彼的事情时有发生。在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刚刚结束，在上海这座大城市，一场火灾轻而易举把整个高楼烧毁，多条生命在消防员的眼皮子底下逝去。

对突然事件的应急处置主要分为预警、应对和善后问责三阶段。

其中，危机预警重中之重。从潜在风险到危机转化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风险发生质变之前，如果能从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明晰风险，并及时化解，会大大减少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坦言，“上海建筑市场表现出的混乱现象以及监管不力，是造成"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快速城市化催生了大批高楼，高楼林立几乎成为城市化程度高低的刻板符号，但也带来了高密度风险。任何疏忽，都有可能引发出人意料的骨牌效应，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此时，政府更应该建立健全的危机评估系统，进行持续、科学和完整的危机评估，严格监督高层住宅的防火等级，明令禁止层层分包建筑工程等。上海火灾发生，很大程度在于当地政府漠视高楼本身的风险，疏于监管。

火灾救援过程中，相关消防工作的应急力也饱受质疑。

号称拥有“世界一流消防设备“的上海消防部门，在火灾面前表现得有些束手无策。高压水枪过少，难以有效遏制火势；水压不足，水只能喷射到六七层楼的高度；消防云梯高度有限，22层以上的火势难以控制。两架直升飞机试图通过索降方式救人，但浓烟火势问题，无功而返。消防设备存在缺陷，延误了灭火和救人的时机。

看似铜墙铁壁的城市高楼，火灾面前却表现得不堪一击，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群众的负面情绪，可能会被一个又一个重大意外事件所强化：

对政府危机预警不作为的愤怒与失望，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如果政府部门在“痛定思痛”之后继续我行我素，置公众生命于不顾，如此反复，达到公众忍耐力临界点，当某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反馈给政府的可能就不止群体性悼念这么温和的方式。

对高层住宅的恐惧。高楼事故尤其是火灾多次发生，会逐渐改变人们对高层住宅的价值认同，产生恐惧这种负面的集体记忆。“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脉络”。对高层住宅的心理恐惧，很容易演绎为行为上对高层住宅的抵制，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选择板楼。此时，高楼林立不再是城市化的象征，异化为危机事件高发的梦魇。一旦对高楼的抵制从心理层面发展到行为层面，新的冲突还会产生。

最大的危机是人心危机。任何时候，都不应轻视公众情绪。如果任其发展，负面的集体情绪可能固化为对政府充满敌意的社会性格，这就需要政府花费更多的精力来消解这种非常态的社会性格。

所以，当救援、善后和结束后，政府还要留第三只眼睛看到上海大火留下的后遗症——负面集体情绪。政府应采取适当措施对这类负面情绪进行疏导，除了加强舆论宣传，还要落实到行动层面，如增强高层住宅的安全监管，提高消防部门的应急力等。

如果公众能看到政府“痛定思痛”之后实施的有效措施，免除后顾之忧，上海大火引发的负面情绪，终将慢慢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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