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的人，最后大抵到都会变得幽闭和悲观。我喜爱的摄影师卡特就曾以“抱歉，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为跋，结束了自己伟大一生。我还眼看着我的几位老师，从一个个愤青，磨砺成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苦行僧。这里面，除了规律使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在于，他们看到了更多的假恶丑，却因为职业使然而无法回避。在这个世界上，一些糟糕的规制被认为是必要的，指引我们从善如流、远离丑陋的规制则时常被丢弃。紫金矿业在东窗事发前，曾被环保部门多次批评并勒令整改，但这些关于危险的警告丝毫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再来看看另外一重意思。政府官员辞去公职转投企业，或者企业高管赴地方政府任职，在西方国家已经屡见不鲜，国内亦是常态。但紫金矿业的高管人员中，有一多半来自于地方政府，其中更有辗转于企业和政府之间几进几出者。这使紫金矿业几乎变成了一个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模糊定义的组织，不仅在管束方面多凭自觉，来自环保部门等更高层的压力也会被化解于无形。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任职完备机制，恐怕是服务型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向“两型社会”转型的当下，如果没有很好的形成机制和管束机制，“市长”和“市场”的角色界限就会变得愈加模糊。在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政府意志很容易被绑架。

此外，倚赖非市场化手段成长起来的公司，其核心竞争力很难有保证，遇到危机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找市场，而是找市长。他们变得不再适应市场竞争，像一只在温水里养大的青蛙，失去了抗体、习惯了傲慢。

网络上流传的一句王小波式的幽默是这么说的：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这句话不幸成了紫金矿业“污染门”事件最合适的注解。

策划之初有朋友提醒，操作一个过期新闻，风险太大。但编辑部讨论过后认为，在紫金矿业事件东窗事发后，多数媒体并没有把与核心事实相关联的道理讲清楚：为什么紫金矿业屡屡被国家部委点名批评，却依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十年间，以透支环境为代价发展成全球500强，究竟体现了谁的力量？陈景河代表的“红顶商人”，在官商牵连的局势中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度？在对这个数十年不遇的产业灾难的解读中，这些答案本是应有之义。

就像上海1115火灾过后，我们反思得最多的“如何避免下次灾难的发生”一样，紫金矿业事件的唯一价值也就在于传递警醒。这也是这个封面文章的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