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八八）：中国人过去的“代表”是谁？
——是死去了两千多年的孔丘
——孔丘是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文化”的总代表
——是中国过去完全人祸的黑暗历史的总代表
——从21世纪开始，未来中国文化的总代表应是老子 黎 鸣
什么是“代表”？“代表”是怎么来的？
例如“由A来代表B”这句话，我们将如何理解“代表”的意义呢？如果A、B仅仅是两个概念、词汇、符号，那么我们必须认为A与B同义，或者至少A表达了B的本质的属性。如果A、B是两个人类概念，例如A是表示某个人或某些人，而B表示某一群人，这时如果称“A代表B”，那么A必须是由B推选出来的，既可以是一致推选，也可以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推选，而不能没有这种“推选”的过程；或者至少A必须得到B的口头或书面的委托、承认。如果没有经过“推选”的过程，也没有获得B的委托和承认，A却自称“代表”B，即应该认为是非法代表，或是倚靠强势僭称代表。
下面，我们即在上面所述关于“代表”的意义上，来进一步探讨一下，自古以来，究竟谁最有可能“代表”中国人，或者说：谁最具有对于“中国人”的“代表性”？
我认为，最能“代表”中国人的，是已经死去了两千多年的孔丘，这是因为，只有孔丘，在过去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人性、人格和人品的全方位的意义上，最具有“中国人”的“代表性”。而且，从事后的总的情形来看，孔丘的确是中国人自己“推选”出来的，而且也是中国人情愿委托并承认的“代表”，至少其中的大多数人不会，或不敢反对。由于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人精神的“昏聩”，或者说实质上的“愚昧”，使得他们就像患了“斯德哥尔摩症”的“被绑架者”，居然对作为中国人自己精神的“绑架者”的孔丘进行了两千多年的膜拜。其实，中国人患的是“孔儒症”，这是一种比“斯德哥尔摩症”还要更“斯德哥尔摩症”的全人类之中特有的中国历史悠久的“精神症”。
最初推选孔丘的是汉武帝，后来历代的帝王也跟着推选孔丘，以孔丘为中国精神领域的“独尊”，至于中国人，至少在隋唐兴起了“科举制度”之后，所有想要“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年轻人也全都心甘情愿跟着帝王“尊孔读经”，再接着的便是全体中国人，最后也不能不全都紧跟着统治者朦里懵懂地“尊”起“孔”来，并齐称之中国的“圣人”。这样一来，两千多年漫长历史之中的“习惯”，“滴水穿石”，再有“人”的精神的中国人也不能不扭曲自己，成为强大的历史的习惯势力的“奴隶”，久而久之，终于使得孔丘成为了全体中国人永远崇拜的“偶像”，并最终确定了“孔儒症”的“精神病”在中国历史之中的长期的“流行”。
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之中曾经谈到，人们“崇拜”谁，就将最终像谁。西方人崇拜“上帝”、“摩西”、“耶稣”，所以西方人愈来愈使自己相像于上帝、摩西、耶稣；中国人崇拜孔丘，所以也同样使得自己愈来愈相像于孔丘。在中国，至少上层的统治者们，大量的文人们，他们的“人性”、“人格”、“人品”，的确愈来愈相像于孔丘。他们说的话、行的事、思的考，全都仿照《论语》、《四书五经》的样子，久而久之，中国人，至少其中大多数的统治者，大多数的中国文人们，全都像是孔丘的“儿子”、“孙子”、“曾孙”，……总之，像是按照孔丘的“模型”印出来的人了。两千多年来如此漫长的历史惯性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中国人的“人性”，中国人的“人格”，中国人的“人品”，全都不约而同地向孔丘看齐，也正是因此，使得孔丘当然地成为了最能够“代表”中国人的最基本（民族）属性的“人物”，也即成了最有资格作为中国人的“代表”的人物。
问题在于，孔丘究竟“代表”了中国人的什么样的基本（民族）“属性”呢？我的归纳如下：
第一：孔丘“代表”了全体中国人的缺乏“信仰”、缺乏自然真理性的“人性”
在中国古代，真正重视并“信仰”“真理性”的人物是老子，老子对于“道法自然”之“道”的界定，就是标准的自然真理观，然而“孔丘”不仅不讲自然真理，不讲老子所界定的“道法自然”之“道”，反而把老子的作为自然真理观的“道”蓄意改变为天下“礼乐”之“道”、“仁义”之“道”，更是只具体讲“政道”，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亲亲尊尊”的“治人之道”，而且还更为这种明显的反自然的邪道规定了“隐”的方法论：“臣为君隐”（为尊者隐）和“子为父隐”（为亲者隐）。孔丘的如此对于自然真理之“道”的改造，彻底地扭曲了中国人的原本应该属于“信仰”并具备自然“真理性”的“人性”。从此之后的中国人的“人性”，基本上与自然真理，甚至与“真”的“信仰”本身无关。中国人的说假话、做假事、进行虚假的思维的历史特征和历史习惯，可以说几乎完全充斥了中国人全部的历史，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不知道人类的“信仰”为何物，当然更不知道自然“真理”为何物，也根本就不认任何“真理”，而惟一只认据有暴力的反自然真理的“权力”。在缺乏“信仰”的价值，并从而缺乏自然真理性的“人性”的意义上，可以说孔丘从本体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上就已经完全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人，“败坏”了中国人。（一直到今天还在“迷信”孔丘的中国人，我只能称他们为彻底地丧失了真正“人性”的中国“蠢人”。对于这种人，我的“说理”将只能是“对牛弹琴”，因为他们没有了“人性”，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性”，所以我再说也是“白搭”。我惟一能够希望的是，他们不是青年。）
第二，孔丘“代表”了全体中国人的缺乏“真知”、缺乏社会真实性的“人格”
中国人直到今天也未能真正确立人类的“社会”，不讲自然真理性的“人性”的中国人至今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石的“人人平等”的“真理”。严格地讲，直到今天，中国人也未能真正具备社会真实性的“人格”。中国人不能具备这种“人格”的最关键的原因，即是中国人直到今天还仍旧在坚持孔丘及其儒家的“亲亲尊尊长长”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人生观”、“天下观”，坚持孔丘及其儒家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完全服从“天命的、礼乐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的政治体制，坚持孔儒的中国“天下”的“非人”的“无知”的“人格”。说白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根本就不曾真正具备过人类社会真实性的“人格”。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人直到今天也不曾具备人类社会中“人人言论自然”的权利，不曾具备人类社会中“人人行为自主”的权利，不曾具备人类社会中“人人思想自由”的权利。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自己掂量、掂量，我们中国人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之中，是否曾经具有过这些最基本的人类社会中的“权利”呢？很显然，根本就没有过。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我们的没有这些最基本的社会权利，正是从孔丘杀害少正卯所定下的“五大罪状”中就已经系统地“确定了”：“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五大罪”至今仍像是一座“五指山”，仍旧在严重地杜绝全体中国人的一切“言论自然、行为自主、思想自由”的最基本的社会权利。而丧失了这所有的最基本的人类社会性的权利的中国人，实际上即是丧失了人类社会真实性的“人格”，也即是永远丧失了形成中国“社会”的一切可能。丧失了人类社会真实性的“人格”，并同时更丧失了形成中国“社会”可能的中国人，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能力推动中国历史的“文明”前进呢？他们不过是中国孔儒“天下”的一群永远的“非人”、永远的“畜牲”啦！他们怎么可能会有“人格”呢？
第三，孔丘“代表”了全体中国人的缺乏“大爱”、缺乏精神真诚性的“人品”
中国人从两千多年前开始就已经丧失了精神的追求了。这是因为孔丘及其儒家原本就是一群没有任何人类精神追求的“庸人”，他们要求中国人信仰不可知的“天命”，所以，中国人除了喜欢“算命”、“求神”、“拜菩萨”之外，基本上丧失了任何真正有价值的“超验”（信仰、大爱）的生活；他们要求中国人求知永远固定不变的“礼乐”，只要知道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亲亲尊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礼乐”的“知识”就足够了，这是因为有了“礼乐”，即是等于有了“仁义礼智信”等等一切。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什么是“仁”？“克己复礼为仁”；什么为“义”？“礼之宜”即为“义”；什么是“知”？“知礼”即为“知”；什么是“信”？“信礼”即为“信”。你看，这不是全都有了么？他们要求中国人懂得“仁爱”，然而什么是“仁爱”呢？“仁爱”就是“仁者爱人”，即是：“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除此之外，“仁爱”还有什么呢？“克己复礼”，终于还是“克己复礼”，并且永远都是“克己复礼”；这与真正人类的“大爱”自由的精神、“大爱”人类自身永恒开放的智慧的精神、“大爱”人类所有“真善美”的一切可能性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等等等等，绝对无关。孔丘及其儒家的精神“人品”真是太鄙俗了，太丑陋了，太缺乏人类的绝对自由的“大爱”的精神了。孔丘如此，孔儒如此，两千多年来完全“尊孔读经”、“独尊儒术”的中国人也不能不如此。说白了，在孔丘的“代表”之下，中国人早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俗不可耐”的民族了，中国人永远地丧失了“高尚”的情操，中国人永远地丧失了“自由”的追求，即使具有那么一点点的“和谐”，也是“奴隶”永远顺从“主人”的“和谐”。请问，这样的民族能够具有多么“高尚”、多么“自由”的精神性真诚的“人品”么？什么是人类的精神性的“真诚”呢？“真诚”即是发自人类自身精神的“高尚”的情操和“自由”的追求的境界的心地的“坦诚”。没有精神的“高尚”和“自由”，何来人类精神性真正的“真诚”？中国人能够具有这样的“真诚”吗？孔丘没有，所以孔丘所“代表”的中国人也不可能会有。
孔丘之所以能够“代表”中国人，关键的就在上述的三条，孔丘既代表了中国人的“人性”，又代表了中国人的“人格”，更又代表了中国人的“人品”，这即等于说，孔丘其实是全体中国人的全方位的“代表”，实际上不仅如此，因为孔丘不仅代表了中国的“人”，更代表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全部“文化”。何谓全部的“文化”？即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情感文化。中国人的“政治文化”是什么“文化”呢？即孔丘及其儒家自身宣告的“天命的、礼乐的、血统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治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经济文化”是什么“文化”呢？是“民以食为天”，也即“食人”的“文化”，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小农经济的“文化”；中国人的“情感文化”是什么“文化”呢？是以“亲亲尊尊长长”为全部价值的血缘情感的“文化”，而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以“真真善善美美”为全部价值的真正全人类社会情感的“文化”。孔丘正是上述全部中国人的“文化”的总代表。
正是上述孔丘所代表的中国人的“人性”、“人格”、“人品”，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天命的、礼乐的、血统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政治文化、“民以食为天”、“食人”的经济文化，以及“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所表达的血缘的情感文化，它们一起带给了中国人以黑暗的历史。在这个黑暗的历史之中，中国人受尽了“亡国”之祸、受尽了“屠杀”之灾、受尽了“凌辱”之恨、受尽了“奴役”之苦，中国人过去的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之中充满了人为的灾难、人为的祸害和人为的痛苦，基本上可以认定，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完全人祸的黑暗的历史。而孔丘正是这个完全人祸的黑暗历史的总的“代表”。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到，中国人完全人祸的黑暗的历史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人为造成的，而造成这种完全人祸的黑暗历史的总的“设计师”，正就是孔丘，以及其后大量儒家的徒子徒孙。正是他们为中国人设计了假的“人性”、恶的“人格”、丑的“人品”，更设计了中国人的人祸的“政治”、食人的“经济”、血缘的“情感”，也即全部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历史之中的完全“非人”的“文化”。中国人过去历史完全人祸的黑暗，其中根本的人为的“根源”，正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全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总的特征，即是我早就已经总结出来的七条：天命性、礼乐性、血统性、宗法性、人治性、极权性、专制性。这种“意识形态”的最简练的“口号”，即：“亲亲尊尊长长”，这既是孔丘及其儒家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的总的归纳，也是孔儒赖以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总的观念的精髓。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的总的本质，即是一切为了“既得权力者”的“权力的利益”服务，他们的总的方法论，即是一个“隐”字，这一个“隐”字实际上表达了其全部“假恶丑”的反人类文明的“根源”。正是因为具有这样一个“假恶丑”的“根源”，中国人的过去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不能不是完全人祸的“黑暗”的。所以孔丘，理所当然地就是这全部一切的总的“代表”。
总之，过去的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的一切，都是由孔丘所“代表”的。话得说回来，孔丘的“代表”资格不是孔丘本人争抢来的，而是中国人自己一代一代推选的、赋予的，首先是汉武帝以及所有其他帝王们推选的，其次，是中国的文人们一起推选的，再其次，是全中国的愚人们一起赋予的。
说到底，中国过去的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以及中国人的“人性”、“人格”、“人品”，它们的全部的总的“代表”就是孔丘。因为正是孔丘的“思想”引领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一切”，而且这一切，也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说它“黑暗”、“倒霉”、“愚蠢”、“软弱”、“无能”、“卑鄙”、“下贱”、“丑陋”，等等等等，这能怪谁呢？有人怪我“骂”孔丘，对孔丘“不公平”，甚至说：“孔丘还是好的，不好的是后来的帝王将相，是后来的儒家。”说这种话的人根本就不通事理。我“骂”了孔丘吗？我是批判孔丘思想的极端的“错误”，而且他的确也是极端错误的，他完全远离了人类“真善美”的正道，而却引领中国的后人走了一条“亲尊长”——“假恶丑”的邪道。严格地讲，我没有“骂”任何人，而是为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愚昧感到极大的遗憾、极大的悲痛、极大的“恨铁不成钢”。中国人永远都只是把自己当作“羊”，而不是“人”，“羊群走路靠头羊”，而中国人的“头羊”，正就是“代表”了中国人的孔丘。
孔丘“编篡”的“六经”，他的学生们为之编篡的《论语》，以及后来孔丘的徒子徒孙们编写的其他的“经典”，例如《孟子》、《大学》、《中庸》等文献，全都摆在我们所有人们的面前。中国人能够从这些“文献”之中读出一些什么来呢？它们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等等等呢？
我要请问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吗？如果你们知道，那么我请你们告诉我，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究竟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方法论” 、“本体论”、“认识论”、“逻辑论”？等等等等呢？
很显然，你们之中的大多数，根本就不知道，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
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给予了我们：
“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天命、大人、圣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历史观，“臣为君隐”、“子为父隐”的方法论，而根本就没有本体论，也没有认识论，更没有逻辑论。
更进一步，如此的价值观、历史观、方法论，又究竟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文化”和“历史”呢？
给予了我们没有“真信仰”、没有“真知识”、没有“真大爱”、没有“真理”、没有“真实”、没有“真诚”、没有精神“文明”的“文化”。
给予了我们永远充当被周边和远来的少数民族“屠杀”、“奴役”、“压迫”、“剥削”、“残害”的“亡国奴”的“天下历史”，给予了我们只能国家权力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永远“疏离”的“大国卑民”的“天下历史”，给予了我们永远“人人言论不自然、人人行为不自主、人人思想不自由”的“天下历史”……总之，给予了我们永远“人人不平等”的“天下历史”，而根本就不曾具有过人类“社会”的“历史”。
综上所述，孔丘“代表”了中国人过去两千多年整个低文明的黑暗历史的时代，近代１９—２０世纪是中国跨入全人类新世纪的过渡期，当进入２１世纪，中国人将应该彻底抛弃作为中国人“代表”的孔丘及其儒家，把他们给予中国人的所有有害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历史观、方法论、无本体、无认识、无逻辑）全都作为“古董”封存起来，未来时代的真正中国人的“代表”应该是老子。
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老子的“思想”整整超越了人类历史的时代达两千五百年，他的“思想”不仅可以作为２１世纪中国人的代表，而且可以非常融洽地与西方现代文化“接轨”，甚至在方法论、逻辑论的意义上还超越了西方。老子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全人类伟大的思想家。老子所创造的人类价值观“道德宝”，不仅可以与西方人的“普世价值观”接轨，而且比西方人的“普世”价值观还更具有“普世”价值，还更具有“真真善善美美”的“可靠性”、“完备性”、“终极性”，从而是更完美的“普世价值观”。
我的发现中国历史，具有如下的三大主题：
第一， 发现了孔丘对于中国过去两千多年历史的完全黑暗的总“代表”性；
第二， 发现了两千多年中国黑暗历史之中几乎惟一的光明，也即伏羲、老子、墨子的思想的光明；
第三， 发现了老子作为中华民族未来光明时代“代表”的伟大思想的启迪价值，老子不会成为未来中国人的“偶像”，但他的思想绝对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瑰宝，是足可以启迪世界数代人的伟大思想的瑰宝。
老子的思想首先启迪了我，它让我的思想足可以贯通东西古今，它让我看清楚了中国
古代儒家致命的腐败和黑暗，它让我看到了西方哲学的致命的缺陷和命运，老子为全人类首创了“全息逻辑”的雏形，这种“全息逻辑”将由我和我的年轻的同胞们一起来彻底地加以完成。由于老子的启迪，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就是用最简洁的语言，即破解了近代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的“四色定理”的证明，以及更有趣的是，我对于其他两大世界数学难题“费马大定理”和“歌德巴赫猜想”也具有了完全新的发现。
关于这些问题，我将还要不断地重提，因为这一切并不表示我的任何的“天才”，而是完全因为我们伟大的祖先伏羲、老子的伟大的全息逻辑思想对于我的启迪。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关于“四色定理”的我的证明已经简洁到了只需用三句话，即可全部完成。这是谁的功劳？我认为首先是老子的“全息逻辑”的功劳，是老子的思想启迪的功劳。
关于老子将作为中华民族２１世纪之后时代的伟大“代表”的问题的解答，我将在后面的文章之中继续进行。（2010,9,2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