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上行且充满变数相比，2011年中国经济运行或许会表现出“困难而孕育复苏”的特征。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此轮经济低迷，比初始预计的周期更长，问题更多，困难更大。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各级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可支配财力的增强、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大投资（如4万亿投资）、货币杠杆效应的倍数放大（2009年9.58万亿天量信贷）等信号，导致了国人对此轮经济低迷周期的两个误读，一是经济低迷很快就会结束，二是中国在2009年下半年与2010年上半年已领先全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这两个误读或许依据的是2009年第4季度、2010年第1季度与第2季度GDP两位数（10%以上）的增长数据。很多国人尤其学者对经济运行数据误读与经济运行周期误判的原因，在于混淆了两种增长：一是外部性力量刺激的恢复性增长，二是内生性力量拉动的复苏性增长。从2009年下半年到今年第3季度， GDP季度增长无论是两位数，还是逼近两位数，都属于外部性力量刺激的恢复性增长。基本可以判断，到目前为止，内生性动力拉动的复苏性增长还是没有出现，中国经济运行仍处于低迷阶段。

从经济周期理论及经济周期替代规律看，经济运行走出低迷的复苏往往是缓慢而逐步的，外部性力量刺激并一定会助推并加快复苏，过度过大的外部刺激甚至会加大复苏的困难，复苏更多依赖经济运行内生性力量逐渐积累而完成。因此，2011年与2010年相比，不仅GDP增长可能要放慢，而且经济运行可能面临着更多困难。承接2010年第3季度与第4季度GDP增长放慢的趋势，2011年第1季度、第2季度GDP增幅会继续回落，2011年第3季度可能是全年GDP增长最慢的一个季度，2011年GDP增长大约为8.2%左右。许多属于中国经济体自身的新困难，会抑制GDP增长。GDP增长的放慢更有利于内生性力量的积累，2011年第4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或许会出现一些复苏的明显征兆。就2011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看，大多是以前没有出现过新困难，在某种意义上，2011年可以称之谓“此轮经济低迷的新困难期”。在困难中孕育复杂，新困难孕育新复苏，从而使中国2011年经济运行特征更鲜明更突出。

其一，外部影响弱化而源自中国经济体自身的困难凸现

对贸易出口的过度依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决定了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的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中国此轮经济低迷的爆发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与经济运行快速回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而充分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运行不仅企稳，而且出现了一波较高的恢复性增长。从此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效应看，已经充分消化了外部冲击的力量，弱化了外部冲击的影响，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体自身的深层次问题如产能严重过剩、结构严重失衡等。这些深层次问题解决的一再被推后，导致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叠加演化为更为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2011年及其后可能是中国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期，从而使经济运行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困难。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必然会拖累经济运行。但是，需要指出与提醒的是，这些拖累经济运行的新困难都是源自中国经济体自身，如果再过分强调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会错失更多机会。

其二，落后于其他经济体的中国经济迟缓复苏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更复杂，房价高、物价高及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阻力大等因素所诱发的社会公众心理失衡，在不断加剧着各种矛盾爆发的力度与集中度。面对社会公众心理的普遍失衡，试图以加快经济增长甚至使经济过快增长掩盖问题与矛盾，极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动荡风险。就中国经济体的率先复苏与防范社会动荡风险而言，后者比前者更重要。率先复苏或迟缓复苏对某些国人而言会涉及到“脸面”问题，但是，对中国经济运行及社会稳定而言，迟缓复苏或许更有利于深层次问题解决与矛盾化解。从今年4季度以来的政策信号来看，在加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力度的同时，政策着力点也在尝试转向社会问题解决。在困难中孕育复苏，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实施会使GDP增长放慢，但是，有利于经济复苏力量的积累与积聚。当然，这也让一些断言中国率先复苏的国人感到失望。可以判断，中国经济体有可能落后于其他经济体而迟缓复苏。（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