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以“为中国制造”作为封面故事，展示了全球企业如何从“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向“为中国制造”（Made For China）的巨大转变。

文章指出，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和品位，或重新设计产品，或专门制造。原因在于，“中国消费者现在不再满足在纽约或是巴黎抢购批量生产的LV包了，也厌倦了依据西方人身材制作的芬迪衬衫。他们现在希望‘量身定做’属于中国人的奢侈商品。”

在笔者看来，从这则新闻中可同时读出正反两方面的涵义：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是中国多年来扩大开放和积极融入全球化的结果。近年来，中国不再片面追求扩大出口，而将注意力转向实现进出口平衡。外贸进口的巨大增幅自然也就为国际奢侈品也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

但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的门槛，中国人的消费结构也产生了质的飞跃：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乐型转变，进入了追求生活质量的新阶段。以汽车消费为例，根据一般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汽车开始进入家庭；达到4000美元时，私人购车将出现爆发性增长。此外，旅游消费也将迅速膨胀，住宅消费向郊区化、别墅化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普及阶段。

另外，中国居民收入和购买力的实际增速也大大超过人们的设想。2000年，中国官方确定的人均GDP目标是到2020年达到3000美元，而实际上，中国在2008年就超过了这一目标，而从3000美元到4000美元更只不过用了两年时间！按照这样的速度，加上人民币升值速度的不断加快，也许用不了10年，中国的人均GDP就会达到1万美元。也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国际品牌不再将中国视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作为一个潜在的中等发达国家，提前进入市场布局和定位调整。

中国并非不生产服装和箱包，事实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服装和箱包出口国，每年向欧美出口大量此类产品。但与此同时，中国对欧洲的香奈儿、爱马仕、LV等一些高级服饰、皮具和化妆品的需求也正在节节上升。这一现象可以用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内贸易”来解释。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同一产业部门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现象。即便中国目前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由于产品内“垂直差异”的存在，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就可能出现欧美进口中国制造的中低档产品和中国进口欧美生产的高档同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现象。

因此，国际奢侈品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俯下身来为中国人量身定做也非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西方国家市场陷入低迷，而中国对奢侈品的需求却不降反升。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的报告，20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能力已占全球市场的25%，首次超过美国，“荣升”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国。中国消费者“买奢侈品就像买白菜”的阔绰风格令国际品牌印象深刻。

但另一方面，中国毕竟还只是一个人均GDP在全球排名相对落后的国家，对国际奢侈品消费能力的过分“早熟”，反映出中国当前消费结构中存在严重的两极化趋势，而这种鸿沟又源于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上的不公平。

就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达到2000-3000美元时，通常就会伴随着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人群的显著扩张。相比之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物质条件确实得到较大改善；但中等收入者并未大量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过去片面强调效率、忽视公平，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已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整个社会收入结构类似于一个宽底座的“金字塔”。

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目前的0.47，大大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对立情绪也日益尖锐。而中国国内一项独立调查也指出，2009年中国贫富收入之比为1：13，也就是说，10%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也许正是这10%的人，成为了国际奢侈品在中国的消费主力军！

值得欣慰的是，2010年初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频繁表态，强调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性。胡锦涛主席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将“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了首位。此外，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也先后提及“分好蛋糕关系到公平正义”、“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如今已步入了深水区，零敲碎打式的增量改革已没有多少余地，剩下的就是直面矛盾的核心：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不少学者将本轮收入分配改革的整体思路概括为“提低、扩中、调高”六个字，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其中，“提低”和“调高”更类似于手段，而“扩中”才是目标和归宿。

就在本月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等内容已正式写入了“十二五”规划中。相信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将有助于中国更多民众也能享受更高品质的消费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