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是怎样自我颠覆的？
——社会主义崩溃通解
前 言 向自身内部探究病因
一 时代的巨子诞生在瘠贫的大地上
二 理论上的彻底性与灵活性双重教条化修正化
三 领导高层的知识分子化
四 理论队伍的贵族化
五 领袖崇拜的迷信化
六 党员成分的小资化
七 思想体系的蒲鲁东主义化
八 执政党制度必然导致官僚化
九 特权待遇制度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化
十 民主与法治的集权化
十一 国际主义的失落
十二 社会主义崩溃的通解
后 记 只有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才能永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春
前 言 向自身内部探究病因
共产党是怎样自我颠覆的？
这个题目是沉重而又沉痛的，但我们还是用坚强蘸着痛苦写下来了，因为敢于向自己的失败学习的军队是勇敢的军队，敢于自我疗伤的医生才是高超良医，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丢失苏、东、南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社会主义阵营土地之后，在一百多个党多数不信马列之后，在中国也踏上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共产党人的勇敢就是舔净自己伤口上的血迹，总结教训，重整队伍，高举旗帜，继续前进。
辩证法揭示，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内部的矛盾性，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政党的生死兴衰也是如此，怨天尤人苛求外因只能证明自己盲目短视。流水不腐，户枢不蛀，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
历史上，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一种旧的社会制度都经过了复辟与反复辟长时间的反复斗争。中国的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就经过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也经过二三百年的反复斗争。这两种社会制度的代替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经过如此长时间的反复斗争，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存在着导致复辟的多种因素，因此出现复辟的严重危险性，这在理论上毫无疑问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是否就一定必然出现复辟呢？从理论逻辑上分析是完全有可能防止复辟的，那就是要通过种种有力的措施使导致复辟的因素不能发展到使复辟成为不可避免的程度，即将复辟可能性限制在仅仅是可能性的程度而不至于发展到现实性的程度。但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确实被颠覆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出现了历史的大倒退。在苏、东、南出现复辟崩溃后，必然复辟的宿命论已经成为定论，像沉重的乌云压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头顶上。但是，我们仍然要说，这种已经出现的历史性复辟并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是本来可以完全避免的。要回答这个本来可以避免的复辟而终于没有能够防止的问题，就必须探析可能导致复辟崩溃的因素到底是怎样发展到完全能够颠覆社会主义大厦的程度的，同时探索完全有把握防止复辟的措施是什么？
那么，共产党是从哪个缺口开始腐败的呢？让我们自我诊断吧。
一 时代的巨子诞生在瘠贫的大地上
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这一结论是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理论（“生产力决定论”）为奠基的，由这个基本理论推论出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所以，他们在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前就断定革命必然失败，历史证明了他们的断言。马、恩还曾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英、美等国家首先发生和取得成功。但历史却沿着马、恩揭示的唯物辩证法的螺旋式上升规律突破渐进发展飞跃到更高的螺旋轨道上，自由资本主义在它渐进发展到高度发达之前孕育出垄断资本主义，飞跃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个新怪物的出现改变了原来条件下革命的某些规律性，使原来经济比较落后、但集中了矛盾焦点的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反而超前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诞生了列宁主义。其实，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完全是辩证法渐进过程中断发生突变的规律的一次精彩表现。十月革命的炮声宣告了突变规律的胜利，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反作用的一面鲜活地彰显出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可辩驳地矗立在世界版图上，短短几十年中就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时代巨子昂首挺立。
但是，基本规律的正作用终究是基础性的，它在表现形式的某些方面发生变化的时候，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基础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像早产儿一样存在先天性的弱点——经济瘠贫化——奶水不足，与此相应的是它承受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和严重的封建遗毒。早产儿并不一定不能强健地发育成长，这就要看它出生后的护理情况。如果保姆能及时地提供良好的人工喂养，克服妊娠期的先天不足，这个时代巨子照样能发育成强健的小伙子。反之，如果人工喂养不得当，就会使早产儿夭折。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出色地成功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了经济，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强大的优越性。如果社会条件能继续具备这种生产关系反作用规律的基本要求，使反作用规律正常地发挥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力将会持续高速发展，巨子将会成长为巨人。遗憾的是，这个政权的保姆——无产阶级政党本身患了癌症——滋生了官僚腐败，不能再为时代巨子提供优质奶水，反而注入了病毒，使这个时代巨子轰然骨折而夭折。
无产阶级政党催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但又使这个时代巨子夭折，成亦保姆，毁亦保姆，悲呼哉？
由于原来经济基础薄弱，在夺取政权后不能实行全国范围的单一全民所有制，就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存在两种公有制的差别，因此不得不在两种公有制之间实行商品交换，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调节，完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规律受到严重限制。也就是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远未到达马恩预想的充分良好的条件，计划经济规律是在一定程度变形下运动的，这就要出现一定程度偏离单一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轨道。实际上，苏、中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只是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阶段，并不是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创造充分条件的社会状态，何况它本身就是发育不充分先天不足的早产儿。——这就要为资本主义钻空子提供机会，增大复辟的危险性。
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机制比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机制要先进，但它确实存在着弱点、局限性及不利条件，确实不是一朵十全十美的花朵。
（一）由于不是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不得不利用商品交换渠道，因此计划经济规律受到阻碍而产生修正，不能达到最佳良好状态，就像空中客机遇到风要左右摇摆一样，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是由历史时代造成的局限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发生，经济基础薄弱，完全的计划经济机制规律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条件不充分具备，这就造成仿佛计划经济规律本身不理想的误解。比如交通、通讯、统计等方面薄弱，使再好的计划也要受影响。其实，这并不是计划经济规律本身的缺陷。就是说，本身就有局限性的计划商品经济机制也没有充分达到它的最佳的理想状态。只有随着全民所有制成分的不断提高，经济运行会不断趋于更合理状况。
（二）由于计划商品经济规律的各方面特征还未充分表现出来，全靠实践摸索，难免失误，为探索规律必须投入成本。资本主义经济已有几百年，经济危机出现也近200年，《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发表也多年，资本主义理论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著作更是浩如烟海，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至今仍未被充分掌握，每次危机都有新的特点，这次世界金融风暴说明这一点。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实践不过几十年，怎么能要求对其规律掌握得很自由裕如呢？它仍有很大的程度处于是必然王国状态，探讨规律是需要投入成本的，苏联的高剪刀差，中国的大跃进中的一些失误都是摸索过程中难免的。
（三）由于帝、修、反的包围封锁，战争威胁，国内机会主义干扰，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封建遗毒，存在复辟的严重危险性，不得不将较大的财力用于阶级斗争，预防侵略战争，使经济建设受到各方面牵制，不能达到良好运行状态，效益受损害。即使社会主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后，对单一的计划经济机制运行规律也要有个充分表现和认识过程，也不会没有曲折。
（四）执政党制度造成的过度集权歪曲计划管理机制的集中要求，干部的特权待遇制度，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性，使管理队伍产生官僚主义，使计划、管理中存在不科学成分，反而由计划经济为其背黑锅，被认为是计划经济机制的缺点。计划商品经济机制仍是个新事物，过分苛求它是不公平的。有人说它是“传统经济”，这是搞错了时间差，它比价值规律调节要年轻得多。
还应该指出，改革二十多年中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有原计划经济体制兜着底。如果改革之初就完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逐步放开市场，中国也会像俄罗斯“休克疗法”那样陷入混乱崩溃。计划经济体制一面受着贬斥，又一面为市场经济机制做着牺牲，它一面被抽打，一面又驾着车，它不冤吗？
即使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也仍然存在复辟的可能性，而在经济条件落后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复辟的危险性毫无疑义会更为严重。但并不是复辟就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命中注定的，只要措施得当复辟是完全可以防止的。令人奇异的是，托洛茨基不是从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会发生官僚腐败究查原因，探究防止官僚腐败防止复辟的办法，却是从“唯生产力论”出发导出补课的宿命论，在他看来经济落后的国家是无法避免官僚腐败的，只有失败，必须补课，重新走一次资本主义。
那么，这个时代保姆自身又是怎样患上癌症的呢？
二 理论上的彻底性与灵活性双重教条化修正化
一切理论体系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命运规律，它都自然地伴生出一个自己的对立物，它正是在与这个对立物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但它也存在被对立物战胜击垮的某种弱点。许多理论体系具有明确的教条性，尤其是宗教思想体系，所谓“教条”就是来自对宗教教义的苛刻严厉性，门户界线极为严格，不可越雷池半步。而有些理论又具有诡辩性，灵活得像游蛇一样。
鉴于宗教教条僵化性的弊病，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初期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确定，“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恩格斯更是多次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用以对抗教条主义的灵活性。
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彻底的，反诡辩论的，甚至毋宁说，由于它的强烈的革命性，它的彻底性超过它的灵活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彻底的论点莫过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结论了，抽去了这一基本论点，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一切灵活性都是在这一基本论点的基础上的变化。而马克思主义最难之点正是在于怎样把握它的彻底性与灵活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彻底性坚持到僵化程度就成为教条主义，而将灵活性发挥到随意程度又成为修正主义。遗憾的是，能够把握这种辩证关系达到出神入化程度的人实在太少了，就是如斯大林那样的优秀领袖人物也存在着缺陷。
马克思主义从它确立时起，几乎就同时遭遇到教条化和修正化两个方向的侵害，而教条化和修正化往往就是一个东西，教条的本身就是修正——抛弃了灵活性，而修正又是教某些方面的“条文”——将灵活性教条化。早在马克思在世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就曾针对某些大学生搞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说：“我只知道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恩格斯也几次重复这句话。
辩证法是顽强的，任何事物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自己的反面发展。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马克思主义就遭遇到严重的歪曲，号称是马克思、恩格斯学生的理论家伯恩施坦首先扯起修正主义的旗号，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而他立论的基点正是“唯生产力论”，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教条化（修正化）成为“唯生产力论”，借口资本主义还没有高度发达而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放弃暴力革命道路，否定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修正主义的经典口号。但他为自己进行“修正”的借口又正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化的灵活性——一切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有的人曾经说，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血缘关系，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直接产生出来的，即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走向自己的反面，孕育出像游蛇一样的修正主义对立物。这种理解是肤浅的，只看到表面现象，实际上修正主义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是偷运蒲鲁东主义，用蒲鲁东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修正”不过是借口和形式而已。
不无遗憾的是，这种“修正”化——教条化在历史上周期性地反复发作，反复互相惩罚——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可以说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永久的伴侣。一股错误倾向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被搞得面目皆非。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又如何灵活地把握它的原则性，这才是真工夫。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优点在一定条件下变成缺点，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地辨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精华之处，也是最难点，因此也就成为薄弱点。它的精华用革命的成功来挥扬，它的薄弱点就由它的挫折来衬托了，两全其美的事情在世界上真是难得的很啊！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轻松容易的，但愿我们这些后来者学得更聪明些，将这两方面结合得尽量协调，尽量避免大的挫折，使胜利成果尽量更大些。
三 领导高层的知识分子化
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就必然存在差别，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就总是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总具有一定的脱离生产实际脱离社会实际的弱点。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它诞生的初期不是工人阶级自发产生的，它是由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来的。然而，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高层知识分子化，就会把知识分子的弱点集中起来膨胀化，导致路线变异，甚至导致党的阶级性的蜕变，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了。毛泽东说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问题最多。所以，党的高层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产业工人直接参加领导。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学习理论得到保障，工人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甚至不再是必须从外面灌输就可以自觉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中央机关中都是知识分子的天下，产业工人寥寥无几，这正是癌细胞最初的病灶。
四 理论队伍的贵族化
由于上一个缺点就无可避免地出现理论队伍的贵族化，知识分子垄断了对理论的解释权，广大工人和劳动群众成为理论的奴隶，知识分子的缺点开始扩散。
在这方面，林彪倡导的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唯此为重。
五 领袖崇拜的迷信化
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或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至臻至善地处理好，对领袖崇拜的迷信化普遍存在，这是封建遗毒严重存在和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社会状况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政党与人民的关系是颠倒的。政党的腐败在很大的程度上与领袖崇拜迷信化有关。在这里要说明一点，马恩列毛在领袖崇拜问题上是很清醒的，他们并不追求对自己崇拜的迷信化，毛泽东更是将崇拜问题与阶级斗争联系到一起进行处理，从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给予运用。邓小平等人攻击毛泽东有“帝王之癖”是用自己在镜子中的画像猜度毛泽东，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风。其实很多领导人搞领袖崇拜迷信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崇拜他们自己，毛泽东多次说过“明曰树我，不知树其人”，说红海洋“讨嫌”。领袖崇拜的迷信化形成对真理的盲目性，一方面造成神秘的权威主义，另一方面又造成精神奴隶主义。领袖被神化，领袖的话就是真理，而领袖的话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为这是领袖讲的话，于是对领袖的崇拜不是建立在对领袖言论真理性理解基础上的崇拜，对真理的崇拜被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所代替。只要有人类，就必有崇拜，因为极优秀的人总是少数，他们的思想代表着历史方向，不崇拜是不行的，但是这种崇拜应该是在真理理解基础上的崇拜，不应是图腾式的崇拜。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自己的事情，必须有千百万人的自觉战士的队伍，不能将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少数英雄的身上。革命必须有导师，但不能将导师神化，对领袖神化必然出现人在事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对领袖崇拜的迷信化是人类在精神上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标志，那么，精神还没有充分成熟的人类，就不能不为自己的精神走向充分成熟的每一步付出代价，用巨大的挫折教训自己，有时这种代价确实是很大的。比如最热衷搞迷信崇拜的林彪的背叛，给予人们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
六 党员成分的小资化
决定政党性质的因素有三个——路线，领袖集团，党员成分。而路线终究总的说来是由领袖集团制定和执行的，而有什么样的党员成分就必然有什么样的领袖集团。党员成分是基础，领袖集团是主干头脑，路线是灵魂。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决定党的盛衰兴亡，而领袖集团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决定路线的方向，而领袖最终是由党员中产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成分本应该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这是由它的阶级性质决定的，但遗憾的是，多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中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占有过大的比例，领袖集团中知识分子又占绝大多数，尤其是中共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党员成分的小资化，造成领袖集团的知识分子化，最终造成路线蒲鲁东主义化，国际共运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几乎都可以从这个方面得以诠释解答。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无产阶级政党中工人成分为主，但它们也都蜕变了，其蜕变的主要原因是工人阶级小资化、资产阶级化，帝国主义从由世界掠夺的超高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腐蚀本国工人阶级，尤其腐蚀工人阶级的上层，造成本国工人阶级小资化、资产阶级化，工人上层资产阶级化，从而从灵魂上腐蚀了无产阶级政党，从内部开始腐烂垮掉。恩格斯在1858年从英国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在1863 年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英国工人能够多快地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腐蚀，还要等着瞧。”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引用恩格斯1881年的信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用马恩列这个阶级分析看当今中国改革中的工人阶级，不能不看到也存在着小资化的问题，广大工人群众在被剥夺国家主人地位出现整体贫困化的同时又被物质刺激政策小资化，导致小家庭利己主义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
七 思想体系的蒲鲁东主义化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一个半世纪以来，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体系，主要有四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二是资本主义思想；三是蒲鲁东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四是布郎基主义。布郎基主义主要导致左倾机会主义。第三种思想体系蒲鲁东主义的核心理论是“公私合题”——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共同存在互相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
人们比较注意前两种对立体系的斗争，而往往忽视第三种思想体系的影响作用——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是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在列宁逝世后八十年的国际共运中，很少再提及蒲鲁东主义，尤其是在中国革命中几乎没有提及蒲鲁东主义问题。现在在偌大的省级图书馆里，根本找不到关于评论蒲鲁东及蒲鲁东主义的著作。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一半的国家，比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
蒲鲁东声称要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私有制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他的理论基础就是要寻找这样一个“合题”。他说：“共产主义和私有制所希求的东西是好的，但这两者招致来的东西都是坏的。 为什么呢？……共产主义否认独立的比例性，私有制则不适合于平等和法律的要求。”简言之，他认为，公有违反独立（没有财产就没有独立），私有违反平等（贫富不均没有平等）。那么怎么办呢？他发明了第三种形式，他说：“我们把社会的第三种形式即公有和私有的合题叫做自由。”具体地说就是“消灭私有权而保存领有权”，实际上所谓“领有权”还是私有权，只不过形式不一样罢了。他说这样一来，就消灭了私有制“恶”的方面，使穷人不再受富人的奴役；而保留了私有制“善”的方面，人人都得到了“独立”。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他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应当提高认识携手合作”。（转引自《共产党宣言》解释）
“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是相反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通的、绝对的、“公平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列宁（《列宁全集》20卷17页）
在自有人类以来的千百种思想体系中，在百十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流派中，鼓吹“公私合题”的，只有蒲鲁东主义，它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唯一有明确纲领的学说（见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序言）。所以，恩格斯在1887年为《论住宅问题》作第二版序言时警示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直到现在在德国还有很多代表。一方面是以讲坛社会主义者和各种慈善家为代表，在他们那里把工人变为自己住宅所有者的愿望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因而我这部著作用来反对他们仍然是适时的。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内，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么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恩格斯警告的“回到蒲鲁东主义”的情况在他逝世后不久就在德国出现了。
由于蒲鲁东主义和布郎基主义在理论上被马恩彻底批驳，在巴黎公社运动的实践中遭到彻底失败，变得臭不可闻，所以后来的机会主义者谁也不敢以蒲鲁东主义和布郎基主义自认，却打出“修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骗人。一个多世纪的批修斗争中，只是指出修正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始终没有指出它到底是什么思想体系。也就是说，只是指出它“不是什么”，而没有指出它“是什么”。修正主义的实质是借“修正”马克思主义而偷换搬运蒲鲁东主义，“修正”只是他的表现形式，而移植蒲鲁东主义才是它的本质，从伯恩施坦，考斯基开始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宣扬的都是在不根本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的“公私合题”的修修补补。所以修正主义这个称谓是不确切的，就应该直接称它是蒲鲁东主义继承者。
在工人占主要成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尚且出现回到蒲鲁东主义的情况，那么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主要成分的党内蒲鲁东主义必然具有更广泛的市场，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其实，中国新民主革命中中共的最低纲领，就是完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这个三民主义在实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纲领。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评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 “从学理上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政策和土地政策都是蒲鲁东主义的“公私合题”，继续维持私有制，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终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作为最低纲领。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民主革命中的共产党员，确有一部分经过革命的洗礼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许多中高级干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烙印并没有彻底消除，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也就是说这些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始终没有无产阶级化，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程度，没有超出蒲鲁东主义的思想体系高度，在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在本质上是有原则差异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个根本问题。世界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主观能动力量，它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指挥人们去思考和行动。人们实际上是能动地按照自己真实的世界观去思考和行动的，并不是按照自己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革命词句去思考和行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严肃地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在这里严肃地将世界观问题与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到一起。
由于世界观没有彻底地转到无产阶级轨道上来，许多中高级干部在积极完成最低纲领后就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坎前停止前进了。所以，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在困难时期鼓吹分田单干，改革初期从分田单干开刀，积极推行资本主义路线，“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即合乎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习的愿望去行动，也就一目了然豁然开朗了。一旦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袖去世，遏止蒲鲁东主义的力量就大大削弱了，蒲鲁东主义“合乎愿望地”泛滥“就是必然的”了。
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主要成分的党是不可能长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会使蒲鲁东主义占上风，苏共如此，中共也如此，要拯救共产党必须大幅度地吐故纳新，使产业工人党员至少要占80%以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有过大比例的党，可以应付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很多共同点），但绝不能应付社会主义革命。本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就应该立即大量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彻底改变党员成分，彻底改变干部队伍成分，遗憾的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都没有这样做。
决定一只木桶盛水量的因素是那块短板，而决定一只木桶的坚固性的关键因素是那块烂板，这个短板烂板定律同样适用于政党，党员成分这块板如果短矮不坚实，党的生存就危险了。
八 执政党制度必然导致官僚化
本人就这个论题有专门论述《国家不需要执政党》，执政党制度必然导致干部队伍官僚化，附文在后，在此不赘述。
前面谈到的七个方面的因素，是基础因素，但都是发生腐败导致复辟的可能因素，如果措施得当这些弱点缺陷都可以得到抑制和弥补，但这些可能引起腐败复辟的因素如果不能被有效抑制的话，反而得到执政党制度这个大框架和平台的支持，这些基础因素就会发挥强大的综合作用，就能在很短时间内将共产党颠覆，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已为历史悲剧证明。而发生催化剂作用的则是下面的因素——特权待遇的既得利益导致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
九 特权待遇制度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化
（一） 奴隶主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在原始社会中，各个部落内部的成员是平等的，担任公共管理职责的氏族首领酋长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这些首领酋长在各方面都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公仆。但原始社会末期，家庭已经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物品剩余，小部分剩余物品由各个家庭保管，家庭所有制出现了，逐渐产生了私有意识。大部分剩余物品自然由首领酋长家庭保管，慢慢地这些公共剩余物品就转化为首领酋长家庭所有了。首领酋长家庭的势力越来越大，到后来选举制度被取消，由禅让变成了世袭。在各部落之间的战争中出现的俘虏，也由过去属于整个部落所有的奴隶变成首领酋长家庭所有的奴隶，原部落内部的一些贫困家庭和个人也逐渐沦为奴隶——阶级分化出现了，首领酋长等上层家庭成为奴隶主。这就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由分配差距（实际上是剥削侵占，而且是通过公权力的间接剥削）导致的第一次阶级分化，原来的公共管理人员社会公仆演变成社会主人统治者。以后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分化都是在私有制基础上通过直接剥削发生的了。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内资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剥削阶级是从剥削行为中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剥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后不久都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夺或改造，对小私有制的改造，并且严厉取缔剥削经营，打击剥削行为。按说，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新资产阶级滋生的渠道——从私有制的直接剥削产生资产阶级的可能。但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却成为新官僚资产阶级滋生的温床。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的公职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法兰西内战》）
这就是防止国家工作人员发生阶级蜕变的两项根本措施，一是干部的产生和监督制度；二是干部的待遇制度。只要认真实行上述巴黎公社的两条根本措施就足以能够防止国家干部（官吏）蜕化为新资产阶级。但是，执政党制度破坏了第一条措施，紧接着的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又破坏了第二条措施。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发布《法令》，规定国家所有公职人员只领取全国平均工资，也就是说，连列宁的工资也低于工人中的高工资。如果这种待遇制度认真坚持下去，就能从个人利益上截断干部升官发财欲望，再进一步实行民主选举和监督，就可以有效防止干部队伍发生整体的阶级性蜕变。当然仍然还会滋生少量腐败分子，但形不成强大的势力，就能严格有效遏制导致复辟的因素的发展。可是，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废除了巴黎公社原则措施，实行了干部和工人等级工资制度，而且干部职务越高工资也越高，而且对干部还实行了特殊待遇制度，如用车、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出国以及家属子女的优越待遇，同时实行了军衔制。这些制度与巴黎公社原则是明显相悖的，必然滋生官僚资产阶级。我在拙作《也论文革》中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论述，也节选附在文后。
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的理论失误是斯大林对“按劳分配”中的“劳”的计量标准的错误理解。按马克思的《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论》中的论述，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产品价值计算不再是间接的“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而是“直接以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计算”，而且这是唯一的计量标准。至于其他的因素，诸如产量、质量、工龄、技术水平、资历、功劳、干群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男女差别、城乡差别等等，都不是衡量“按劳分配”报酬的标准，而斯大林将这些因素都当成为按劳分配的标准，当成在社主义条件下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干部高薪制度和特殊待遇制度的要害，是他们的所得物质利益远远高于他们的劳动为社会创造的价值，那些不应得的物质利益就是无偿占有他人的生剩余劳动价值，这就是合法剥削。剥削阶级是从剥削行为中产生的，只要存在严重剥削就必然要产生剥削阶级。正是从这种等级高薪制度和特权待遇制度中迅速滋生出一个新资产阶级——新封建官僚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最终搞垮了社会主义国家。远在帝国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政策之前很久，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自己就自我和平演变了。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自己的党实行执政党制度，这个执政党又进而推行背离按劳分配原则的、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含有严重合法剥削成分的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和封建等级特权性质的干部特权待遇制度，用自己国家的俸禄培植出一个最终打倒了自己的党内资产阶级，而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主要头面人物恰恰是党的第一代、第二代党员中的一些人，在南斯拉夫甚至是党的创始人铁托自己。——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悲剧。
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执政党制度几百年，资本主义还没有崩溃，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执政党制度不到一百年，却导致崩溃呢？这里的原因很简单，执政党制度本来就是维护剥削制度的，虽然它必然产生官僚腐败，但它能缓和资本主义矛盾，使资本主义在周期危机中苟延。社会主义国家本应该实行最充分的民主，即无产阶级大民主，但执政党制度彻底背离巴黎公社民主原则，它与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根本对立的，它彻底剥夺了人民的国家主人的地位和权利，使执政的共产党干部队伍（包括党政军公检法司工青妇企事业一切干部）蜕变成封建性官僚资产阶级，走向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反面，使社会主义从内部腐败变质，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瓦解。即使没有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没有国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腐蚀，仅仅由于实行执政党制度和干部特权待遇制度，也会滋生官僚资产阶级，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会自我颠覆自我崩溃。
十 民主与法治的集权化
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部本来应该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但是在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上，民主在多数情况下被削弱，出现集权化，甚至人治化，领袖专制化。在执政党制度下，人民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领袖的言论就是法律，人民民主监督权利实际上被剥夺，这一点在斯大林时期表现最为严重，是苏联最终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制度下，人民民主受到极大限制，在某些方面（比如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甚至不如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民主。毛泽东就说过，斯大林那样的问题在英美等国家都不会发生。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而集权化的权力必然产生严重腐败，最终的结果就是自我颠覆。
十一 国际主义的失落
《共产党宣言》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只顾自己的小家庭，“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他们的处世原则。对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小资产阶级的小家庭主义放大到国际关系上就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执政党制度下小资产阶级占绝大成分的无产阶级执政党，最终必然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这是阶级性质规律的必然结果。
十二 社会主义崩溃的通解
社会主义国家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实行与《共产党宣言》和巴黎公社民主原则相背离的授职制的执政党制度，而只要实行执政党制度，迟早有一天要推行干部特权待遇制度。执政党的授职制取消了无产阶级大民主，剥夺了人民国家主人的权利地位，而干部特权待遇中含有严重的剥削成分，这样就必然导致官僚腐败，使整个干部队伍（包括党政军公检法司工青妇企事业一切干部）蜕变成封建性官僚资产阶级，由“社会公仆”异变成人民老爷，走向人民的反面，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从自己的内部发生变异腐败变质，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瓦解。也就是说，历史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了必然崩溃的陷阱，这个陷阱就是授职制的执政党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崩溃的通解。
后 记 只有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才能永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春
从上面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之所以出现了复辟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背离巴黎公社原则，实行执政党特权制度和干部特权待遇制度，从而使干部变质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从内部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江山是自己葬送的，是不能奈何他人的。
必须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才能有效遏制官僚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滋生。关键是取消执政党制度，还人民以国家主人地位，取消干部的等级特权待遇制度，杜绝干部发生阶级性蜕变的合法剥削道路。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滋生了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是事后的痛定思痛，也是为将来重返革命路线后的建议。现在的问题是，在已经出现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怎么办，怎样正确地与修正主义做斗争。此题许多同志已有各种论述，本人正在构思一文《为大决战而练兵——试答“怎么办？”》，对这个课题进行探讨。
附：《国家不需要执政党》（略）
《也论文革》节选（略）
M. L. M .毛继东
2007年5月初稿
2009年6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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