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超越性思想与普世性价值
中庸是一种方法和实践。孔子曾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来盛赞虞舜的中庸之德，而“用其中于民”正是中庸之道的具体体现。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适中的解决方案，犹如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地达到适中，因为“过犹不及”必然走向反面。将“庸”理解为恒常之用，正与孔子“中庸”本义一脉相承。如果说“中”是一种知，那么“庸”就是实践，知已很难，行则更难，可谓知难行亦难，甚至知难行更难。
《中庸》引用孔子的话“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赞美中庸之德，感叹人们很少能够做到中庸，其原因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聪明人做得过头就离开了中庸，不太聪明的人又达不到中庸。“过”和“不及”这二者都离中庸甚远。“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之不彰明，我是知道原因的，是因“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贤良的人做得已经“过”了，而不贤良的人又达不到。这里孔子提出两个关键的概念——“过”与“不及”，这正是中庸的两个极限，一端是过了，一端是不及，只有达到中间才会合律适度。
没有一个人不喝水不吃饭，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品尝出其中的味道。“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为什么食而不知其味呢？为什么眠而多梦呢？这是因为我们心在别处。心本来在这儿，由于杂务缠身，很多事情使人们灵魂出窍飘飘忽忽，心不在胸中，思维不在脑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必然是心在别处。“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以自我反问的方式提问，大道真的不能实行起来了吗？从表面看这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然而实际上孔子认为大道是能实行的，因为孔子自己就是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在这个茫茫世界，大道真的就实行不起来吗？大道真的就消隐了吗？大道真的就没有了吗？这里隐含的本体问题是：如果大道真的没有，那么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精英，其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呢？因为，知识分子和精英存在的意义就是担当道义，甚至说就是“天下为公”的仲裁者、担当者，正是因为他们用自己已明白的道理去启蒙自己，同时也启蒙传承他人，整个社会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32]否则天下为私，整个社会人欲横流，也就不成其为仁人志士的社会了。这里，孔子通过一种带有反问和自我疑问的方式，肯定大道是要仁人志士的努力才能够传下去，不去实践不去努力，道必然远离人和人类。
孔子感叹中庸在天下难以实行，然而自上古时，从尧舜禅让开始，中庸之道便开始实行。“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朱熹对此注释道：“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孔子说，舜真是大智慧的圣人，他特别喜欢提问。这提问充满了玄机。但是今天，好问却被人诟病。如果今天一个人德高望重知识渊博，他好问的话就会被人耻笑，一是笑他不知为耻，二是笑他居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这么浅显的问题都不知道。在孔子看来，这没有什么可耻的，因为孔子自己就很好问。[33]
《吕氏春秋》、《史记》、《礼记》等多种古籍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34]生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博学多闻，曾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吏。当时的孔子虽远在鲁国，但醉心于周公所制的礼乐，对于老子更是抱有深深的敬意。汉代的《孔子问礼图》就呈现了孔子与老子第三次见面的场景。当时，老子在家乡讲学，孔子在陈蔡被围时，在鹿邑再度问礼，老子详尽地介绍了自己的辩证哲学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宇宙起源的基本看法，向孔子深入阐述了圣人之道、修身之道和治国之道，揭示了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并尖锐地批评了当下的现状和制度，这使孔子受到极大的精神启发和心灵震动。孔子不仅向自己敬仰的老子求教，更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好问的精神值得后人推崇。
孔子对舜好问的精神推崇备至，这种精神对中庸之道的实行有特殊意义。正是因为问，他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凡事问人，使得自己的事变成大家的事，使得个人的困惑与个人思考的尖端问题，成为共同来思考共同解决的问题。我给你一个思想，你给我一个思想，我们同时拥有两个思想，因为思想是可以分享的。凡事让大家共同来探讨结论，可以防止自己的误读，防止自己的偏窄，并且只有大家来关注这个事情，事情才会成功。这是舜好问、孔子好问的一个原因。二是好问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素质，可以使自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好问就是一种有进有退的方式，它是征求意见。好问，就是在前进时给自己留下了退路，在无路可走时仍有一条路。好问可以告诉自己，原来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惟一的方案，而可能有多个方案。
在我看来，往往莫测高深的理论最终显出浅薄，往往浅近的语言能道出微言大义。“好问而好察迩言”，“迩”就是浅与近的意思，“好察迩言”就是善于体察那些浅近的话。有些哲学著作往往令人不知所云，有些宗教著作使人觉得隔得很远。而浅近的话直指人心，如“人要做事业，不要做是非”这句话很简单，人人都能懂，就是说人好好去做事，不要去搬弄是非。这句话用谐音方式把“事”与“是”连到一起，这就叫做“迩言”，浅近的言论，让人远离是非，远离争端，而踏踏实实做事。
孔子提出舜的三个品德，一是好问，二是喜欢去体察体会那些浅近的话，三是“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恶与善问题关乎道德的深层问题。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还是“以怨抱怨”。所谓“以德报怨”就是人家打了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伸过去。基督教传教士奉行这种做法。但是孔子是有中道原则的，他马上就问，那“何以报德”？既然“以德报怨”的话，那用什么来报德呢？最后孔子说了四个字——“以直报怨”。[35]“直”就是用率直、正直的态度去回答怨。比如说，这个怨来势凶猛，你当然不能用德去报它，而是“以直”，即用正直的直率的态度，不遮掩的态度去回应它。“以德报德”，只有对美好的品德，你才能用发自肺腑的好德性去感恩报答。这里的“隐恶而扬善”，为什么用隐恶，而不是用戒恶惩恶杀恶？历史上有过很多战争，如黄帝和炎帝打仗惊天动地，最后觉得杀戮太多罪孽太重，后来也握手言和。隐恶就是说隐而不发，不主动去揭露别人。虽然不去说，但是在人的内心有是非判断力。“隐恶”还隐含一层意思，意味着相信他觉悟时，会认识到自己的恶，而会自处解决。“隐恶而扬善”代表了东方文化的一种怀柔思想，以宽厚之心待人接物，承认人性的善良，这正是儒家仁爱精神的集中体现。儒家思想强调，恶是暂时的，善是本原的，善是本，恶是流。一个人只要不断地推举高扬他的善，他就会去以善抑恶。
事物两端就是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就是过和不及，“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两端之间去寻找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并且对这个平衡点掌握得非常精妙，此时许多问题就会像冰释一样很好地解决。而用于其民，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如果用偏激的方法去做，受害的是老百姓，如果用过分保守的方法去做，不作为的方式去做，受害的也是老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端相对取其中”。这个“中”绝不会是二分之一的“中”那样简单而确切，而是说要找到这个事情的最恰到好处、合度的解决方式，如同找到0.618的黄金分割的精妙一样。“其斯以为舜乎”，大概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了吧，舜之所以会成为圣人就在于他行了中庸之道。据说舜传位给夏禹时曾经说了十六字真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36]说的就是如何把握那种精微的度，如何把握最高的领导艺术的平衡。可以说，这正是对中庸之道的真正领悟和贯彻。
《中庸》从更为人性的或者心理的角度分析中庸实践。“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有教养的君人要警戒谨慎。谨慎什么呢？“其所不睹”，就是在别人看不到时要注意并戒备——慎独。“恐惧乎其所不闻”，在人们听不到你的地方也一定要注意，要有一种自我戒备恐惧。这两句话还有一种解释：要警戒那些自己看不见的东西，要恐惧那种自己听不到的事情，也能讲得通。这个世界由道、理、义在规范制约着人类社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启发人们，超越于人之上还有人看不见听不到的维度。“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没有什么东西比隐讳的东西更容易被呈现出来被人看见，有些人将自己的凶悍愚蠢藏起来，以为别人看不见，其实是藏不住的，反而因为隐藏而更加显示出来。“莫见乎隐”，没有什么比所隐藏起来的那些东西更能够显现出来，有人认为很多事情很小，见小利去拿小利，那你今后可能见大利去拿大利，最后可能窃国。“莫显乎微”意思就是说，极其微小细微的东西，都会呈现出来，逃不过众人的眼睛。儒家思想强调从小处入手，从小事做起，从细微处入手，所以“莫显乎微，莫见乎隐”，“隐”和“微”就是这个含义。“君子慎其独也”。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恐惧自己单独的时刻不做坏事，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而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庸》讲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心灵之“诚”。“诚”的对立面就是本能之“欲”。一个人的私心太多私欲太大，就会处处为了自己去贪婪争斗，就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说出谎言。这时《中庸》告诫人们，要放弃一些东西，人不要做加法，而要做减法，减法就是把自己心中想得到的一切物质的欲望的、权利名誉的东西放开去掉，这样才会成为一个诚实规矩内心坦荡的人。这就叫做“修道之谓教”。《中庸》开篇论述了人的自我修养与自我反省的要点，指出有道德的君子要慎重对待自己的独处，对大家所看不到的美好品德充实起来。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采纳的方法、遵循的规律即中庸之道是不偏不倚的，不偏不倚就是坚持走正道。人生的道路有多条，人们最喜欢走的是捷径，但是捷径面临很多歧途，面临的道路可能是断路、绝路、死路、末路。断路没有希望，绝路铤而走险，死路执迷不悟，末路无可挽回，所有捷径的投机取巧，都是不归路！还有一条路，尽管艰难，但对人生来说非常关键，就是“正路”。正路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对待道路的人生态度。正路就是不偏不倚之路——中庸之路——一条非常难但是唯一能成功的路。“君子中庸”，意味着君子要遵循实行中庸之道。反过来说，正因为遵循了中庸之道，君子才因此而成为君子。“小人反中庸”，点明小人违反中庸，不遵循中庸之道，专门走侧峰，走偏峰，走捷径，违反了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他一意孤行地去剑走偏锋，太倚而“过”，当然会因为反中庸而受到事物发展规律的惩罚。“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之所以能够中庸，因为君子实实在在、时时刻刻地按照中庸去做，无时无刻不处在中庸的状态。“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小人之所以去违反中庸，是因为他不按照规律办事，而不按照规律办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道的规律是存在的，如水一百度就要开，如果把手放到一百度的水中，不管谁的手都会被烫伤。而小人不按照这个规律办事，他肆无忌惮，怎么想就怎么放，去逞能冒险，无知者无畏，当他把手放进开水中，就会被规律烫了手。所以为人行事应依中庸之规、守中庸之道。
《中庸》阐明君子和小人对待中庸的态度是不同的，君子时刻用中庸之道约束自己，而小人则肆无忌惮，视大道为无物。《中庸》引孔子的话对比君子和小人对待中庸之道的不同态度，其实告诉我们，人要按照君子的方式遵循规律去做事。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自然规律，最重要的不是外部的形式、程序、等级，最可怕的是内心不正、自心不诚，那么在生活中对中庸的坚守也不可能。儒家最大的敌人不是学习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障碍，而是内心的欲望恶念和肆无忌惮。人心的规律与大道的规律相生相契。正唯此，心不诚使人们离开真理大道非常远。君子不是一个高不可及的人格境界，不是一生都达不到的目标，孔子和《中庸》其实告诉我们，回到平常心就有可能走向君子。
孔子强调做君子不做小人。小人有两大缺陷，第一“反中庸”，有意同中庸对着干。第二，肆无忌惮，就是完全不按照规律办事，无所顾忌地按照自己的内心贪欲去谋划，把贪欲发展到极点。其实，小人离我们并不远，甚至就在我们心中。每天的“三省吾身”，[37]防止贪、欲，戒除一味求大、损人利己的贪念，这才有可能使自己远离小人，而逐渐修为成君子。事实上《中庸》强调了自我修为的功能，强调在君子和小人中选择君子的精神意向。选择君子就是选择自觉，选择自己觉醒，选择发自本心恒常去做事，主动地而非被动地去做事情。因为主动是按照内心的善良的愿望自然去做，而被动做事往往是迫于外在的压力外在的律令，这样做往往事与愿违而南辕北辙。
今天是一个信仰失落的时代，在西方还可以说人们信仰上帝，但如今很多人开始信仰钱包。《圣经》上有一句话：当你获得整个世界，而丧失了灵魂，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中国人而言，由于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信仰，它是一种日常人伦中的平常心修为，在娓娓道来的心灵对话中的自我启蒙。所以，一些人认为儒家思想的力量太弱。在我看来，一些乐于在日常生活中沉沦的人，开始在无信仰时代找到一个世俗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孔方兄。但是当人们信仰钱时，人生问题多多而灾难重重。因此，回到本性，让自己的本性发出光辉，这才是中庸之道的精神指向和价值归宿。
颜回为人处世选择了中庸之道。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38]而真正继承他衣钵者，颜回等几人而已。孔子是一个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为什么这么大的思想，被称为“素王”的思想，继承衣钵者仅仅是颜回等几个人呢？[39]原因何在呢？其原因在于颜回选择并终身实践着中庸之道。“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得一善”之善不是和恶相对的善，而是得到善端善事美好的东西，就表现出拳拳恭敬挚诚的样子。得一个开端而“拳拳服膺”，打心眼里佩服而且去遵循这善事。有些人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忘到脑后，而颜回却牢记在心中永远不忘。
孔子认为自己一生当中都难得几次做到中庸，但却盛赞颜回对中庸之道的坚守。颜回实践中庸的一方面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不改其乐也。”[40]另一方面，颜回还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他的一个优点是沉默不语——听老师讲道，却终日不语。为什么不语？他在思考如何把老师的雄才大略应用于具体实践当中。所以，孔子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而颜回是一个实践家、践行家。孔子有颜回所不及的地方，而颜回也有孔子所不及的地方，那就是他终日去修行践行。正是因为这种教学相长的做法，才使得颜回成为孔子所说的“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这样一位实践家的形象。
中庸之道在颜回身上的体现，一方面是“回不改其乐也”，当然孔子也不改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41]孔子对美好音乐的向往和深入体验，使他三个月都忘记了食欲味觉，可见这乐是大快乐——充沛于心的智慧快乐和审美愉悦。另一方面是“不贰过”，[42]即不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原因就在于颜回不断地去思考揣摩，不断地去把理论放到实践中。当听了一个事情以后，他总是去模仿好的善端，对于“过”这种不好的事情，绝对不再犯第二次，这就是中庸。中庸之道之难就在于不走极端，甚至是不专门去分辨好、坏、是、非，甚至在苦中也能感觉到乐，在乐中他能意识到危险的临近和忧郁的到来。正是因为他处于不分别或不刻意分别的状态，才能够坚持中庸之道。正是因为木讷不贰过而仔细体道，而且把这个道放在心中，“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不再丢弃中庸之道，所以颜回成功了。颜回之所以能很好践行中庸之道，是因为他把中庸之道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并且不断思考不断改正错误、修正方向。正唯此，孔子把颜回看作是自己唯一的同道。他评价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43]这是孔子对学生的最高评价。
一般人在一个月（“期月”）之内就已经违背中庸之道，而颜回时刻不放弃中庸之道，永远坚守中庸之道。很多人把规律或道当作外在的一种强迫，总是要不断地要求自己警告自己，才可能去被动地接受道，但是当把这样一种外在的强迫性变成了一种内在的自觉性，再去实行道时，他就充满了本真的快乐。“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遵循大道而去行事，但是半途而废，很多人都有良好的初衷，都像君子一样怀着远大的理想，而且痛下决心要去坚守他的道义，可惜半途而废的人比比皆是，走到终点的人却非常的少。对半途而废的情况，孔子说，“吾弗能已矣”，我是不能像这样停下来的，就是他既不赞成那些奇怪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赞成半途而废的，有好的愿望而没有好的结果的事情。颜回对中庸之道的坚定不移，符合孔子“吾道一以贯之”[44]的风范，同时也说明只有化外在的强迫性为内在的自觉性，才能坚守中庸完美品格。
中庸实践的全面性体现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整体性要求之中。“博学之”是广博地学习，“审问之”是深刻地思考，“慎思之”是谨慎地追问，“明辨之”是对事物的功过得失进退明晰地了解。学、问、明、辨都是知识论，都是求知。如果仅仅是这四条，也可以做一个知识分子。但还有最关键的第五条——“笃行之”。笃，坚定不移地、踏踏实实地；行，就是实践。“笃行之”就是把所广博学来的、审问的、慎思的、明辨的真知灼见，都放到天下的实践中去。这样，在知行合一中，人才可以把自己所知放之天下，才可以使自己独善的东西兼善天下。[45]君子重视知行合一。“博学之，慎问之，慎思之，明辨之”，都属于知识论，而笃行才可以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实践。
所言的要顾及所行的，所行的要顾及所言的，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46]说得好听，做得很差不行；或者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做得多么美好，而行动却相反；或者言论像一个君子，而行动却像个小人。孔子认为这些都是不合适的。“君子胡不慥慥尔”，君子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做人和做事呢？为什么要说得好听而做得很差呢？为什么要言过其实呢？君子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真正的中庸之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平淡、一种优雅，甚至一种沉默寡言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子不语怪、力、乱、神”，[47]那些很怪的，那些残暴的，那些混乱的，那些神乎其神的东西，他都不谈。孔子专注的事情是人间的事情，人和人之间的平等，生命当中的朴素的人我交往。真正的君子泯灭一分是非之心、名利之心、夸张之心以及过分作秀之心，而回归到一片平常心。不争不斗，不喜不厌，无生无死之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才是孔子要坚守的中庸之道，才是君子应该真正做到的。
三 君子自强与价值操守
（一）君子之强的精神向度与价值操守
子路问老师关于强、强大、刚强的问题。“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路性格果敢直爽，为人勇武，这样一个人来问强，孔子的回答很具有分析性和引导性。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的那种刚强呢？还是北方的那种刚强呢？或者是说你自己的那种刚强呢？这说明孔子对强的问题有灵活性。孔子在这里把一个关于强、刚强的问题一分为三，而且还引进了地缘学或者是地理文化学，说明刚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氛围当中有不同的含义。“宽柔以教”，“宽柔”，柔顺地去教诲别人，不是声色俱厉，不是拍案而起。“不报无道”，不报复那种无道之人即恶人，这很宽容。“南方之强也”。之所以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在于南方空气湿润，地理环境良好，人的体格也不是很高大，脾气秉性也很温和，在这个氛围中形成一方人民的人格和秉性。“君子居之”，孔子把这种南方之强看成是君子所应持之强。北方是塞北，华北平原以北，与作为中原的南方不同，寒风凛冽，飞沙走石。北方和南方在水土、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北方人和南方人有区别。北方人“衽金革”，把金和革当成席子一样躺着，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这是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在于用宽厚、仁义的方法去教化人，即便对残暴的人也不加以报复；而北方的强则在于勇毅、果敢，哪怕是在金戈铁马的战场，面对强敌也能够勇往直前。但在孔子看来都不如“君子之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和而不流”，即和和气气但不流俗不低俗，这才是真强大、刚强。立定中道把握到很忠直的度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正的强。在国家有道需要人才时，不变过去穷之时的那些志向，也就是说国家有道时，他出来做事，但并不是因为做大事而忘本，而是坚守自己处于过去那种穷知识分子在陋巷的美好情操和远大理想。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如果国家处于无道的状态，处在满地是小人的境况，那么到死都不改变自己的节操，宁死不变节，这样的人是真刚强。
通过子路问强，孔子传达出自己对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看法，谈到了南方的强、北方的强和君子的强。当然，他欣赏君子的强，其中的关键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国无道至死不变”。“和而不流”是态度，不是一团和气，不流是不流俗，要保持自己的理念。“中立”，不走偏激，不偏不倚，并不是强，而是有原则。在国家有道时，不忘其本，在国家无道时，宁死不变节，这很难。《中庸》认为，真正的强不在于体力，而在精神力量的强大。精神力量的强大体现为和而不流，体现为柔中有刚，体现为中庸之道，也就是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固守自己的高远志向和操守。孔子推崇君子之强，君子之强的核心就是坚守中庸之道，即便周围环境如何变化也决不中途放弃。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素”，按照《汉书》当为“索”，“素隐”可以叫做“索隐”。“索”和“隐”指的是人的言行和思维要通过隐怪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故作高深标新立异。“行怪”就是行为很怪诞、怪僻，不同于一般。后人也把他们记载下来流传下去。但是孔子说自己不去做这样的事情。孔子表明自己绝不做那些过分怪诞，过分怪僻的事情，甚至去思考过分刁钻古怪的东西。[48]这表明了孔子绝不做言辞上的伟大人物，而要做坚定不拔的实践者，但在行动上绝不去过分张扬、夸张搞得满城风雨，让所有的人都叹为观止。行中庸之道的人是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沉默而行的君子。反过来说，那种大张旗鼓传播自己的名声，到处去张扬自己宣传自己做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者把自己打扮得很流行、很时髦、很另类，孔子认为都不合乎中庸之道。
君子要依照中庸之道去行，遁世隐居，不为人知，但却不会后悔。“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这个地方遁世隐居有不同的解说，也有人说整个世界都不知道他，他也不悔，“人不知而不愠”，[49]这当然只有圣者才可以达到。不知道自己，我也坚守我的事情，不为天下所知也没有关系，他认为这正是君子杰出之处，只有圣者才可以做到。在孔子看来，坚守中庸之道也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被人们理解、认可和接受，甚至那些坚持中庸的人在很多的超强、超胜、超高的领域中还不能取得一席之地，但是他维系了人类的和谐发展。也许那些超强、超胜、超高的也有其意义，标榜了人类达到的极限，但是孔子的哲学不强调极限，相反，在两个极限之间取其中，这是一种东方的思想、东方的智慧和东方无言之大美，需要人们放平机心去沉静体悟。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非常重要。儒家传统不是愚忠，不是说国有道也忠，国无道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和精神操守。相反，儒家强调国家清明和谐、万物兴旺、百废待兴时，君子应去发表言论和自己的施政纲领，使国家振兴起来。当国家昏暗无道时，应以他的沉默对抗表示绝不跟随，以他的沉默表现出自我的特立独行，因为知识分子是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当政治清明时，他们的言论足以兴邦，使国家兴盛富强。但是当政治黑暗时，他们全身远祸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启迪、感召后人。“《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诗经》上说，以聪明智慧保存自己的身体，保存自己的思想学说，保存自己的教学的延续性和弟子的传承性，并以待新政来世。君子不愚忠，在“国无道”时，保存自己让薪火相传，把自己的学问传下去，益于后世，泽被万代。
其实，这种非愚忠的中庸思想在孔子那里表现非常明显。孔子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50]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51]作为自己接人待物的原则，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52]作为教育的辩证法。在“过犹不及”[53]的中庸之道中，彰显了孔子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辩证法和走向仁爱的普遍和谐观。
君子应该得其份、安其位，意味着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去行事，而不做分外的好高骛远之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54]“素富贵”，在富贵的位置上就要行乎富贵。如果富贵了却还想得到更大的富贵，于是就更加贪婪，把他人囊中之物据为己有，这就叫不行富贵之位。相反，有些富人觉得自己富了而他人还穷，于是心有不安，于是拿出部分钱财去赞助教育、资助宗教、扶助贫困，这就叫行乎富贵，做了有钱人可以做到的善事。“素贫贱”，一个人贫穷时，如果天天做黄粱美梦，想发大财发洋财，就没有“行乎贫贱”。人应该安贫乐道，如果怀有太多的野心就会徒增痛苦，而且会嫉妒甚至是埋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不是调整自己更加努力使社会制度更为公正，而是一心怨恨社会和他人，从而造成了更多的社会内伤，受到更多的来自他者的伤害。“素夷狄”，夷狄指的是边疆边地，不在华夏或中原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列。“行乎夷狄”，不是去埋怨条件差或地理位置不好，而是踏踏实实地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去做事情。不能邯郸学步把其他方的制度照搬过来，那样反而收不到好的效果。“素患难，行乎患难”，处在患难之中就应知道患难是一种多么重要的提升自我品质的契机。因为正是患难可以使人超越自己，在患难中如果只想着有人来解救帮助自己，幻想着不经过努力就获得平安畅达，这是与人生修为背道而驰的。在患难中要重温“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55]的精神，安于患难中的坚守道义的意志和相信未来的自信，通过自我实力提升走出困境并重新崛起，造就君子的精神生命魅力。
孔子用射箭来比喻君子为道，“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一箭射去，但脱靶，没射到靶心——“鹄”，是去怪靶子不好呢，还是应该怪自己射得不好呢？当然应该“反求诸其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君子之道自我内修的重要价值要求。《中庸》强调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这一观点同《大学》中“知其所止”的观点相一致。《中庸》其实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取得都基于对现状恰如其分地适应和处置。一个不能适应现状，在现实面前手足无措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智慧、仁爱、勇敢是天下最重要的美德。而如何实行？“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概括为一个字，就是“诚”，这是《中庸》一书的关键词。“诚”的本体是真诚诚信。[56]有的人天生就知道这些道理，有的人通过后天学习才知道，有的人是遇到困惑后经过磨难才琢磨出来这些道理，不管是先天的后天的都可以走向诚，因为诚本体为一。有些人是从容安详地去实行某种大道，有些人是贪图利益地去实行大道，就是急功近利地速成地去实行大道，还有人很勉强地要别人敦促他去实行道。不管是哪种途径，最终目的都是实行大道，这都是具有实现诚的可能性。
孔子又说，好学不倦就接近于聪明明智，努力行善就接近于仁爱之意，懂得了耻辱就可以称之为勇敢。了解了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点，就知道应该如何修养自身。了解了应如何修养自身，就知道怎样通过这件事情举一反三，去治理民众去从事政治。“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了解了政体、政治和治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天下国家的要务。儒家思想强调从身体开始，从小处入手，然后去治理大国，这当然需要出于公心——“天下为公”的公心。有了公心有了公德有了好的口碑，又有了好的行政举措和人伦秩序，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步骤去治理天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如果还没有学就赶紧去学；如果学了还没有深刻掌握，就不要放下而要坚持下去；如果已经开始问但还没有问到深刻透悟的程度，就要坚持不断地追问；如果还没有思就赶紧去思，如果思考得还不深刻就不能够罢休；如果还没有学会辨、没有达到明辨的程度，就不要放弃，要持之以恒地分析，一直到弄清楚为止；如果还没有去行，就赶快去行，没有达到持之以恒、精神不断地往前推进的程度，那么在修为的道路上就永远不要停下来，一定要达到笃行的程度。
这里，《中庸》用精警的语言，有序地强调了学、问、明、辩、行五者不能浅尝辄止，不能刚刚触及就以为大功告成，而要不断地推进，达到至善之目的，这才是君子、圣人真正应达到的境界。“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别人用一倍的努力就做到，自己要用十倍的努力。人家通过了十倍的努力，自己要千倍地勤奋。也就是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所有的学习和行动，所谓的知行合一，是靠坚毅不拔的毅力往前推进的。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你尽管不是很聪明，但你肯定会走向聪明。尽管柔弱，不是很强，但持之以恒终有一天会变得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