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典”，指的是千百年民族文化智慧反复凝炼、提纯而出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同时，作为经典，还在于它不断地处于重读的状态。而在文化消费的时代背景下，“经典重读”又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面对作为“文化消费”的经典重读所表现出的明显的二重性特征，人们的困惑是显而易见的，它究竟是商业经营活动，还是精神文化活动？这一问题颇为复杂，同时也很关键，需要联系“文化传播”的概念才能给出较完满的解释。
首先，经典重读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只要是文化文本各种形式的阅读、改编、宣讲，都可纳入这一范畴。而文化传播可分为消费性与非消费性两种情形，前者是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文化传播，也就是“文化消费”，后者与此相对，指的是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较为纯粹的精神文化活动，比如经典的个体阅读、课堂讲授、学术交流等，就不属于“文化消费”的范畴；相应地，经典重读也可分为两类，一类属文化消费，另一类非文化消费。经典重读是否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关键在于这种经典阅读/传播的形式是否具有明显的商业意识，并以商业盈利为最终目标，比如一次关于传统文化的学术讲演，尽管以公益为名，如果最终目的是为了签售图书，那么，这种“经典重读”依然属于“文化消费”活动。
在一系列的二重区分之后，作为“文化消费”的经典重读同样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精神活动的超功利性，另一方面则是商业运作的功利性。非文化消费的“经典重读”作为较纯粹的精神性活动，其超越商业利益的特征较为明显。但并不能说，只有非文化消费的经典重读，才是超功利性的文化活动。文化活动必然有一个注重精神性的文化维度，这是由文化活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文化消费的二重性是文化维度与商业维度的相互交叉和渗透的结果。
“文化消费”的文化维度与商业维度是如何扭结在一起的呢？从细微处观察，可以发现，两者是通过两步的切换和嫁接完成的。进行“文化消费”的前提是因为有“文化生产”，有生产才有消费。这个过程的前段所遵循的还是文化发展的逻辑，着重于经典精义的阐发，时代观念的引领；后段已经是产品制造的商业逻辑，为获得商业利益而尽可能迎合大众趣味，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切换，“经典重读”切换为“文化生产”，“经典”转换为“产品”。第二阶段则是“文化生产”完工，“文化成品”问世，相应派生出“文化消费”，为推动文化消费，展开种种商业营销的手段，这样，文化维度完全切换和嫁接到商业维度上，商业逻辑成为经典传播的主导。当下出现的“经典热”是文化消费的必然结果，追溯文化消费出现的本意，多少有反抗消费主义文化的初衷：与其让民众沉溺于追求感官刺激的流行娱乐，不如消费具有精神含量的文化产品。
“经典重读”作为当下一种大众化的群体文化行为，空前地吸引了最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潮迭起，这是值得肯定的。“经典热”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经典已经进入大部分民众的视野，正被更多人认识和接受，形成了场面上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社会各层次民众对于经典众语喧哗的热议场面，造就了“经典大众化”的奇观。但是，在热潮当中，学者与广大民众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一方面，“学术明星”通过“代读”影响大众，表现出极强的号召力，“粉丝”成群，拥趸如云；另一方面，自身却被学术主流(有别于大众的小众)所抛弃，正是这一点，使它区别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尽管在中国历史上，经典的雅俗在很多时候并不截然可分，尽管一些文学经典如《水浒传》《西游记》本身就是通俗文艺的杰出代表，但是在大部分历史场域中，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发表见解的方式和场域基本界限清晰、泾渭分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面是以精英团体的分歧为触发点，精英团体内部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则是精英团体与非精英团体对垒，对于经典的评判出现了相互歧异的标准，学术主流与民意主流的观点被扭结在一起，难解难分。
由于文化消费先天的二重性特征，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最终主导着文化消费的方向，从文化维度向商业维度蜕变，乃是文化生产的属性使然。过分的热度显然违背了经典传承的文化规律，这使得“经典热”更像是一场虚热。结果必然是，文化消费不但没能成为反拨和抗击流俗的支柱性精神力量，反而成为经典文化通俗化乃至庸俗化的推动者，当“经典重读”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开始走向群体化、浅俗化时，“经典热”有了更多文化泡沫的成分。当历史性智慧与当代人趣味扭结在一起时，媒体和学者无法摆脱电视媒体的某种先天局限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电视不利于表达思想，它必须在‘固有思维’的轨道上运作”(法国布尔迪厄语)。于是，在媒体和学者的主导下，受众也不自觉地放弃了对于经典深层意涵的探询和追问，信息的不对称使受众面对经典之被肢解和扭曲而浑然不觉。所有人都被裹挟在这一潮流中，虽然彼此以经典相号召，其实被浅表化、通俗化后的经典已经与本相相去甚远。可见，当经典重读的形式大于内容时，当经典重读被贴上时尚标签，几乎演变为一种文化的“狂欢仪式“时，已不大可能要求参与者去平心静气地体味和感悟经典的真意了。
在此背景下，不但反抗时俗的“重读”几乎成为奢望，连市场上标榜的“经典”都成为多少有些可疑的东西，不少所谓的“经典”就是因为符合市场需要而被发现和炮制出来，比如星相算命、阴阳风水之类，正是被冠以“经典之学”而借尸还魂，重装出笼，大行其道。
那么，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经典的开发和利用应把握怎样的原则？如何应对？概括而言，应该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其一，精英性与普世性。经典文本在形成之后，就会自然进入一个开放的、具有超时间性的结构和流程当中，正是通过一次次重读，经典被不断赋予新的文化意识和生命形态，那些栖息在历史文本上的灵魂才一次次被激活，其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才不断获得验证。经典是文化精英创作的文本，其价值却具有普世性，经典的创立者是小众，而受益者却是大众。从先秦、汉魏六朝、至于唐宋、至于明清，正是经典文化的历史性传承汇成了具有民族识别码的文化精神和思想谱系。需要说明的是，经典的普世性并非世俗性，一方面它并非高不可及的玄妙之理，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如人人得而识之的吃饭穿衣那般简单。
其二，主导性与多元性。经典的传播与接受应当以书面形式为主导，多种媒介形式并存。尽管各类以图像、视频为特色的电子媒体被不断开发，但是，书面阅读作为千百年来经典传播的主要方式自有其恒久的生命力，事实证明，它在想像力激发、判断力培养等思维训练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应该坚持这一主导形式不动摇；在传播的价值取向上，应处理好精神导航与知识传播的相互关系，突出精神导航的主导性。传播经典的知识内容固然重要，而注重其思想内核的把握显然更为重要；知识的层次丰富、形态多样，对之全面掌握固然重要，通过对经典精义的弘扬，来引领和提升民众的精神境界显然更为重要。在经典开发的终极目标方面，处于市场经济时代，无法忽略商业利益的巨大诱惑，但更不能忘记弘扬经典本义所负有的崇高的社会使命。
其三，本土性与世界性。把握经典的特殊价值，不仅需要贯通古今，而且需要辨析中外。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同时也拥有了越来越丰沛的文化话语权，从西方独大、文化输出的不均衡状态，到东西方、南北半球文化对话格局的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经典向世界宣示迥异于西方实用理性的东方智慧，当下，西方国家包括图书、影视、歌曲、网络游戏等在内的诸多文化产业领域，正逐渐地从东方文化经典中汲取圆润包容的智慧和灵感。可以预见，西方兴起的汉学热将不断地验证中国文化经典的隽永魅力，实践将证明，真正的经典将跨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为全人类所共享。
经典是历史形成的产物，作为具有指示性意义的精神标杆，代表了所处时代曾经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当前，我们在面对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时，除了继承和弘扬，更应该发奋创造。惟有如此，我们才不辜负这个思想繁荣、文化璀璨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