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人生经历常常需要借助年代来显示。例如，他出生于某年。如果这个人有一个传记，那么，在他生命历程的记载中，总也少不了关于他年龄的标示，年龄的标示对于一件事情的本质往往是别有意义的。比如说，两个人都结婚生子，但是，一个人是18岁结婚，另一个人是30岁结婚，这两个不同的年龄标示，使得同样是结婚这件事，在两个人的各自生命中，显示出不同的意义。年代标示的重要性，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历史更是如此。
然而，人们在描述某人一生中发生的某件事情时，除了说他当时的年龄外，常常还会借助其他手段。比方说，某人30岁结婚，人们又常常会说，他结婚后的第二年如何如何，例如有了一个孩子。再比如说，结婚后10年，他生了一场病，妻子精心照料他，使得他恢复了健康，诸如此类。如果这个人一生中换过几次工作，人们在记录他工作历程时，也常常会说，他到新工作岗位的第一年如何如何。这个“第一年”的分断标示，有时比他当时35岁（假设）这样的年龄标示更有意义。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不同的年代标示法，会有不同的含义。很多时候不同的年代标示法，有助于我们对这个人和他所做的某件事情的直观或深入了解。放大来说，如果一个人连续不断的年龄标示可以视为一种长期性的连续纪年法，例如西元多少年，干支某某年，那么，在这个人的一生中，上学读书、结婚生子、转换工作等断代重新记录年份的辅助方式，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经常使用的“年号”纪年法。
昨天，韩国首尔新闻社的一位记者采访我，说起国庆六十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他问我：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个六十年，你会怎么说？我说：非常了不起。他又问我：你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吗？我说，这还算不上奇迹。在这六十年里，中国从过去的落后、被人看不起，到今天取得了一些成绩，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尊重，这只是全体中国人正常能力的发挥。中国真正要创造奇迹，还在未来，那就是，以中国的具体实践，改变“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和社会模式，为全人类树立一个值得借鉴的榜样。
接受完采访回到家，总觉得这个话题还没有说尽，应该给国庆六十年加点特殊的彩。我想起不久前与几位朋友聊天时说起的一个话题，大家都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有自己的“纪年”。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从此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采用“公元”纪年至今，已有整整60年。我觉得，对于60年前的这个决议，今后可以做一些修正。
首先，我不认为西方以耶稣诞生为起点的纪年法就等同于“公元”，因此，我总是将这个耶稣诞辰纪年法称为“西元”；其次，西方耶稣诞辰纪年法本身也有不少缺陷，在此不详述，至少，它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不以耶稣为信仰的人是不公平的；第三，中国可以将西元作为参照，同时建立一个自己的纪年，两者并不影响和妨碍。而且，这种方法可以使历史的长期性和阶段性一目了然，使共通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体现。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纪年法，现在不必再使用，但是，依然可以采用年号纪年法。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全称，我认为，西元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使用“人和”作为年号。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六十周年，就可简化为“人和六十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长期拥有尊重历史的传统。纪年方式是尊重历史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也是历史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重要体现。因此，我希望有朝一日，全国人大能够通过立法，明确中国可以同时采用自己的专有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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