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世无奇才 遗之在草泽——————从04年首期《楠溪江》看楠江写作群落的形成及可能
文学为历史提供的最大援助，是使之更加贴近一个时代的灵魂，从而触摸到其情感的源泉和地下的脉络。而一个庞大的国土其文学的潮水如能千流竞壑，则时代的精神细节亦将得以丰富全面的立体呈现。历史通常首先考虑的不是区域的个案，而是时代的群像，因为对于历史而言，时间比地点远为重要，这是我多年来持有的一个文学信念，也是我对一个国家的外省文学的一次意义的粗略定位。也许，我们因着精神的韧度，因着思想的燃烧，因着火光中的坚守；也许，更因着神祗的庇佑，而为后人阅读历史时，提供了一份有力的证词，就象我们在追念昔日文学的荣光一样地虔诚和无畏。这是我在拿到了一卷2004年第1期《楠溪江》时，心头涌起的对楠江流域写作群落的未来期待。我不知道这个庸俗的时代在扫荡精神事物时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除了人们对精神事件的迅猛崛起、精神信仰的重新高昂的盼望以外。而这一盼望在时代的长夜里，早已一灯如豆。
当然，文学不是历史，它的力量与纪实无关，而首先来自于人类内心汹涌的情感火山和人类艺术虚构的天才。当19世纪的文学黄金时代逝去以后，也就是以推崇情感和强力意志为至高律令的浪漫主义和现实批判主义文学在欧洲衰落以后，文学王国一统江山的似乎只有靠单纯的叙事了。
一册《楠溪江》在手，首先让我饶有兴致的阅读，自然是本期的主打小说《向枫林》。我对杨大力这篇小说情有独钟的原因，正是它那别具魅力的叙事技巧。现在来谈叙事似乎有些落后了，因为这个词汇曾经是80年代大陆先锋文学中一个梦幻般的概念，而现在似乎早已时过境迁了。其实，人们忘记了叙事的恒久性，从小说诞生的那一天起，叙事就是文学的一把刀，它披荆斩棘，奥妙无穷，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小说形式美学的绝大部分秘密都藏在“叙事”里边。英国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大师斯特恩的《项狄传》至今还在喂养和陶醉着我们，靠得无非就是它那特异超群的叙事艺术。
这篇小说叙述的是抗战时一支日本小分队浩浩荡荡开向枫林、一路作恶的故事。除了烧杀掳掠以外，令人发指的罪恶还有：轮奸省亲的大嫂和一位老大娘，虐杀福民老头和陈有理。从中我们可以见出杨大力小说的基本叙述风格是沉静的，偏爱舒缓而又坚实的节奏和饱满有力的细节，尤其是其不动声色的冷静，象刀锋一般冰冷，这种情感的零度叙述是19世纪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金科玉律：“作家要从小说的背后消失！”，因为它应该服从的是文学的逻辑，而不是现实情感的逻辑。
小说《向枫林》开篇，扑眼就是一段写实：
“日本人要打过来的消息，是乐清方向逃难过来的几个脚夫传播的。据他们说，日本人的军队刺刀铁青，皮靴锃亮，并且步伐整齐，在行进的路上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哇啦哇啦的唱着军歌，歌词里说：
‘向枫林，向枫林，勇往直前；
向枫林，向枫林，有进无退……’”
铁青的刺刀、锃亮的皮鞋、整齐的步伐，还有日本人似乎响彻耳际的军歌，看来，严峻的危机已向枫林逼近，于是乌鸦纷飞、村民逃窜，以及日本人及汉奸翻译在钟埠露面后，国军三十三师弟兄们的跳江奔逃等，所有这一切都顺理成章的真实。
可是，小说到了最后却又将一切都虚化了，“这支小分队在双溪县境突然失踪了”，其煞尾一段是：
“四年之后，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国民政府虽然对冈村宁次司令官网开一面，对汉奸却绝不姑息。大大小小的汉奸都被送上了刑场。听说玉环县霞山镇一位汉奸至死都喊冤枉。他声诉自己从未替日本人当过路探，只不过当年和几位盟兄弟一起扮作日本人到邻县抢劫，发了几个铜板的国难财，因为相貌生得猥琐，被弟兄们公推扮演汉奸的角色而已。当然，这只是传说，无案可稽的。”
显然，杨大力这里耍了一种实入虚出、深入淡出的叙事技巧，所有对日本人的作恶写实此时似乎都成了子虚乌有的事件了。至于日本人的有无本身也已变得虚实莫辨。而充斥小说角落的却到处都是这类真实细节，如“日本人脚短，进军的速度也实在慢，直等到枫林人向山面上逃得精光了，队伍才开进枫林”；几条黄狗“其中一条叫得太狠，肚皮下抽筋，倒在地上打起滚来”等等。看来，日本人到底是否真正地开进过枫林，我们只有向小说主人公打听，也就是现实苦难的直接承受者 陈有理了。可这个后来被刺刀虐杀的人，作者却偏偏要安排他在笈篮上打瞌睡时遇上了所谓的日本人。这里似乎有意无意的，却为小说的叙事艺术的虚实转换提供了方便法门、作了呼应。果然，小说中间隐藏着这样一段话：“有理这样胡思乱想，想得神思恍惚，脑瓜里灵光一闪，想道，我这会不会是在做梦？其实我根本没碰上日本人，日本人也根本未曾打进楠溪江来，我只是靠在笈篮上打了个瞌睡罢了。”小说就这样悄悄滑入了另一个层面。
好了，结合我们上面关于开篇和结尾的分析，小说的叙事框架已经基本完成，我们来看：
实（日本人进村）→虚（有理作梦）→实（有理被杀）→虚（日本人失踪）。
而此时的小说也就获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读法：一是通常读法——日本人开向枫林作恶的故事；另一种是日本人根本不曾来过，而是中国人扮作日本人开向枫林作恶的故事。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读法，因为两种读法都获得了它的合理依据，并且还获得了两种不同的意义。可见，杨大力这种深藏若虚的叙事技巧恰恰隐藏在其简洁朴实、饱满有力的语言细节里，而小说也就成了一种瞒天过海的艺术。
与杨大力玩技巧不同的是高远。在我看来，他应该是目前永嘉传统文人习气较浓的一位。在生活中，他自称是自由人，我看其在文学领域里也是风一般的自由；其人狂狷，作的是性情文章，再加上他没有文体意识的束缚，纵笔挥洒的却正是高度的灵气，随手播运，均合妙谛。
公元422年，古历8月12日，谢灵运携着一身的疲倦和牢骚抵达永嘉，并于第二年盛夏草草离永。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却为华夏诗歌史添上了浓彩重墨的一页，山水诗也由此发端。高远的《千古谢公 千古石门》瞄准的正是这段历史。
此文是可以视为文化散文来阅读的，它留给我的最大印象是“文气”——才情充溢横流的感觉，剔挞无羁、异彩纷呈。高远写作此文是因不忍谢灵运笔下的石门羚羊挂角般地湮没于时空，便于某年重阳节后携三二友朋，整装出游，决定“凭几点文光诗影，做一个大胆近乎荒谬的想像，要锁定这个千古石门。”但切勿误会，以为高远摩拳擦掌要做什么考据文章，其实他不过是以想象力为主人，遣着自己的才气和一颗诗魂来穿透时空，接近真实，找到这个精神上的千古石门，因为高远已在开头的文字里做过交代：“我是个懒于检索古籍，磨洗折戟的人，更难耐考据的寂寞。”
于是，文章便以诗文为经，以行游为纬。才气一旦与想象力结队同行，自然能口吐珠玉之音，比如文章一开篇便气贯如虹、十分潇洒活泼：
“根据有关资料，可以想像得出，谢灵运是一个壮硕的男人，中等身材，内分泌旺盛，胡子长得又多又长，非常好看。感情丰富，不冷静，容易冲动，但不失超然物外的神韵。”
又如，作者由谢公一首《夜宿石门》中一句“暝还云际宿，寻此石上月”而想断千年：
“这时离他御任的时间不远，可能是他即将回京来此告别。早晨过来，盘桓于此，在这里过夜。晚上风霜高洁，皓月当空，他坐在‘千银坦’上，水凼里犹有积水，圆圆的明月沉璧其中。要么伸手捞月，要么端详这亘古照来又有圆缺的清灵冰魄。”
桐城前辈姚姬传先生曾说好文章必须以“考据和词章”为手段，来阐明“义理”，换句话也就是说，光有文采和诗据还够不成好文章，必须要达至思想的层面才能让人醒豁内照、百读不厌。对于谢灵运在永嘉的惊鸿现身，高远见解独到，认为其山水诗虽给当时毫无生机的诗坛带来了一般清新之风，其实还并不重要，他爬梳出重要的两点是：
1．他的诗是他经历繁华归于平淡，回归于自然的吟啸，是崇高的理想与痛苦心灵的缓冲。
2．他以学者郡守的情怀在永嘉广播文明之火，以山水诗鼻祖的姿态赋予这一角山水美的内涵。
又云“人往往都充满了矛盾，他（谢灵运）追求山水的清朗与自在，但诗却写得刻意，多有刀斧之痕。尊崇佛老，又生性偏激，事事挂怀。诗人有这些缺点才可爱。”
我从中看到高远的风神洒脱深处，也感觉出了一丝悲悯。而正是这种性情文字，才格外惹眼。至于文中提及的关于谢灵运胡子去向的佚闻更教人拊掌而笑！
说到文化散文，我不禁联想到凭一卷《文化苦旅》而名躁一时的余秋雨先生，其面对历史和文化遗容时的矫情和误读教人直冒虚汗，很少有真性情的流露，却大都是文革时期宏大主题和叙事的延伸，而不似高远的这般玲珑妙曼、天然成趣的性情之作。其实自古以来，好文章纵然是一月千水、一本万殊，却无不讲究一个“真”字—— 真性情、真感觉。文章一旦以真为指归，美和善就自然投奔门下，于是让有心的读者见到时，在循览讽诵之下，多少也能祛除一点鄙俗，涵养出一些性灵罢。
关于文学，通常我是：一不读庙堂华章，二不读纪实作品。对于缺乏文采的纪实日记大都也勾不起我的阅读兴趣，但徐崇统的这篇《黟县日记》我不但读了，而且还读得细致缜密，其中原因却不是因为文章本身，而是由于我发现了作者的内心秘密，我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这些原本一袭青衫的文人，当披着官服去叩问民生时，我明白他们在衣服底下藏着的真实意图，于是，当我通篇读到的都是这类文字时：
“1．我们三人又出去，想找图书馆找不到，就沿着漳河走。
2．东园是一位读书人的宅第，有几副对联写得相当工稳，其中一副曰：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3．在博古斋初识吴峰芳女士，这是一位有修养且深具古典美的现代徵州女人，其夫是一位收藏家，在县城经营古玩生意。
4． 有两首诗写得很好，是古代黟县人许宣平写的，据说李白看了也非常感动，非常羡慕。一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借问家何在，穿云入翠微。又云：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樵人歌垄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
5．西递村好多古宅院现在的主人都不是原来的主人。古人常言：屋是主人人是客，人世沧桑，大抵如此。
6．去外面体味雨后古村落的独特韵味。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巷中，只听见我自己走路时发出“笃、笃、笃”的声音。”
不禁心中暗自窃笑，是啊，这些经谢灵运笔下的山水风乳点染过的文人，在遥远的黟县到处游走，到底此欲何为呢？他们在远方的古村落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巷中，究竟要踏访什么呢？
余秋雨先生曾在《阳关雪》一文中说过“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却认为文人如失去格调，一为政客，便不足观矣。当失意的官僚消失时，文人无羁的灵魂却诞生了，历史便是这样喜剧般地成全了谢灵运、成全了白居易和苏轼。是的，我相信他们的寻幽访胜才是他们真正本色的衣裳，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淌着的是文人的血液，他们胸中跳动的是一颗最敏感纤弱的艺术心灵。也正因如此，我才不会轻易地将徐崇统在黄山归来写就的《重上黄山有感》中的最后充满逸气的一句——“此身愿共此山老，只为烟霞不为愁”视为矫情。
故乡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心，而每一个故乡又都是世界的中心，因为在精神意义上，可能有偏远的思想和偏远的文化，却向来没有偏远的生活和偏远的情感，每一块土地的深处都是大地的核心。而我们所有人与这个世界纷繁复杂的联系也都是从故乡开始。于是，再繁华的都市也仅仅是故乡的一种延伸，走的再远，心头胸中安放着的还是一块故乡的碑石，几度梦回神游，皆是两手空空，因为任何一个异乡游子，在故乡面前除了一颗灵心之外，唯有一腔赤子情怀。诗人张志洲的《中秋》便是在远离家园的古都北京酿就的一杯乡愁。
在此我要向诗人张志洲表达谢意，因为自己的大学时代有相当一部分时光是在张志洲的诗歌里度过的，曾在他明丽典雅、质地澄明的《桃花系列》里心慕手追、心旌摇荡，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些美好的诗句：
“现在我是唯一的青年 敢在花下弹琴
我唯一的琴声飞扬 听不出一点悲伤
如阳光照耀着桃林 风照耀着水面
我远离的爱人 她在内心拨弄琴弦
在没有声音的地方 她几乎是一句歌唱”
——《桃花系列》(之二)
我的一个朋友当年这样评价这个诗人——“张志洲，这个自称‘除了孤苦和进入内心的骄傲，我没有携带什么’的诗人，这个天才，失败者，蓄长发的自大狂，除了贫穷，他还有什么？他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平庸的世界上，身边并没有奇迹。”呵，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如今，我居然在故乡与其相遇，他说：
“但我决不要用书面形式 说出多年前的一次漫长等待
时间如废墟 却什么也不能挽回
我希望今夜的明月 被全部的人类所平等共享
除了我 只渴望一夜酣畅的醉倒 沉睡
醒来时 就已经回到故乡”
——《中秋》
这个多年梦想逃离故土的诗人，却又在诗里以梦作舟回抵乡里；这个已成功潜入北方的天才，走在人烟阜盛的京华大街，好像一滴楠江之水溶于大海一般的平凡，这种平凡又是如何惊心地自失于人群之中啊，此时，我想除了向故土回望之外，已经很难有更好的疏解方式了。幸亏，多年来他还在用诗思考、用诗走路、用诗生活，那悠长得犹若永生的青春至今还在频频召唤着诗人。那些奢侈的事情，竟然能在一夜明月的照耀之下一一实现，古典的忧伤和古典的诗情在世俗的侵袭下，早已退居到了荒野江村里的三五素心人的事了，而张志洲却还在把玩抚弄，品咂着往昔岁月里的种种疼痛：
“当她照耀到花园对面倾斜的屋顶时 我读取她
就像读取一切古典主义的浩瀚大雪
而往事如落花 在我对自身的观望中
汹涌而又堆积
飞扬 却再也回不到春日的高枝”
——《中秋》
其实，就我个人的阅读嗜好而言，我更喜爱大气雄浑的巨构，能涵纳更多精神信息的读物，但我也不知这种阅读趣味究竟是败坏了我 还是成全了我，因为，在阅读中，单纯地依仗趣味来指引精神的方向其实并不可靠。但根据创作风格和阅读趣味的差异多少还是可以见出人心的浩瀚和深邃。
在同一期刊物上，我还读到了其他素来令人敬重的写作好手的文字，如陈晓江的《<芙蓉外史>序》，因这篇小说还未曾寓目，不敢妄加揣测，但此前陈晓江凭着一篇痛快酣畅的《一个楠溪人看《楠溪江中游古村落》》早已满座皆惊；如温州新闻界的捕快徐贤林的一纸雄文《决斗》；诗人小路和董伟斌的私房诗歌等；而且还有文坛老人戴岩梁和陈继达的文字，我想，这些可敬的老人，即使撇开才华不论，光凭他们的冷板凳精神，就足以激励我们的一生了。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左太冲曾有诗云：“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我私心里是认同这句话的。
此时，我端坐窗前，屋外阳光自长空直铺过来，照彻了我的内心和喜悦；可是另外一层阴影却开始爬了上来。说真的，我什么都不担心，就担心狭碍会摧毁我们。这种狭碍首先来自于我们惯于将自己的写作意义定位于空间，而不是定位于时间；将自己的文学使命囿于钱币大小的精耕细作，而忽略了无边无际向无穷覆盖的历史星空。一句话：我们应该以整个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创作为背景，要祛除（因地处偏远）内心的所有鄙俗和自轻意识，要勇敢地向永恒迈进。我已经说过：有偏远的地理，但没有偏远的人生；有偏远的思想，但没有偏远的情感，自然更不会有偏远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理由被时间永久遗忘，只要找到历史的突破口，那些雪藏已久的人生便会真的象大雪一般纷纷扬扬，弥漫神州。
为了消除人们可能会误以为我是个“疯狂的罗兰”，从而产生的嫌疑和耻笑，我想有必要为自己这种信念找到一个依据：
在19世纪的美国，一批精神领域里的实践者们藏在波士顿郊外92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康科德，他们是爱默生、梭罗、弗伦奇、霍桑和奥尔科特，这个小镇在美国庞大的版图上不过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弹丸小地，却因着他们将精神的根须扎入了大地的深处，而使得他们中的每一个名字都光芒四射、熠熠生辉；放眼整部历史，高层次的精英人物在同一狭窄时空如此集中，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视为一种奇迹。而那小镇也很快就成了美国历史上一块庄严的文化圣地。在他们那里，你将找不到一丝的狭碍和俗气，他们仗的就是一份单纯明朗的理想主义，一份自觉的不屈不挠地参与历史的热情。
可是，我在阅读本期《楠溪江》时，还是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平庸之气，一旦这股俗气弥漫了卷册，那将会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想，里面却空无一物！” 这样，当整个森林还没有开出一次花时，而伐木工人却已经在向我们逼近了，噢，对了，那就是死亡对我们造成的威胁！
当然，这种狭碍和平庸将会考验和抽打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它并不会姑息容与任何一人。所以，如此看来，优秀的生命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与平庸和狭隘的一场殊死搏斗！而这搏斗本身，却反过来又成全了优秀！于是，在时间精心搭建的这个历史舞台上面，人，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主角，永恒也就在这里开始现身。
文学为历史提供的最大援助，是使之更加贴近一个时代的灵魂，从而触摸到其情感的源泉和地下的脉络。而一个庞大的国土其文学的潮水如能千流竞壑，则时代的精神细节亦将得以丰富全面的立体呈现。历史通常首先考虑的不是区域的个案，而是时代的群像，因为对于历史而言，时间比地点远为重要，这是我多年来持有的一个文学信念，也是我对一个国家的外省文学的一次意义的粗略定位。也许，我们因着精神的韧度，因着思想的燃烧，因着火光中的坚守；也许，更因着神祗的庇佑，而为后人阅读历史时，提供了一份有力的证词，就象我们在追念昔日文学的荣光一样地虔诚和无畏。这是我在拿到了一卷2004年第1期《楠溪江》时，心头涌起的对楠江流域写作群落的未来期待。我不知道这个庸俗的时代在扫荡精神事物时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除了人们对精神事件的迅猛崛起、精神信仰的重新高昂的盼望以外。而这一盼望在时代的长夜里，早已一灯如豆。
当然，文学不是历史，它的力量与纪实无关，而首先来自于人类内心汹涌的情感火山和人类艺术虚构的天才。当19世纪的文学黄金时代逝去以后，也就是以推崇情感和强力意志为至高律令的浪漫主义和现实批判主义文学在欧洲衰落以后，文学王国一统江山的似乎只有靠单纯的叙事了。
一册《楠溪江》在手，首先让我饶有兴致的阅读，自然是本期的主打小说《向枫林》。我对杨大力这篇小说情有独钟的原因，正是它那别具魅力的叙事技巧。现在来谈叙事似乎有些落后了，因为这个词汇曾经是80年代大陆先锋文学中一个梦幻般的概念，而现在似乎早已时过境迁了。其实，人们忘记了叙事的恒久性，从小说诞生的那一天起，叙事就是文学的一把刀，它披荆斩棘，奥妙无穷，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小说形式美学的绝大部分秘密都藏在“叙事”里边。英国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大师斯特恩的《项狄传》至今还在喂养和陶醉着我们，靠得无非就是它那特异超群的叙事艺术。
这篇小说叙述的是抗战时一支日本小分队浩浩荡荡开向枫林、一路作恶的故事。除了烧杀掳掠以外，令人发指的罪恶还有：轮奸省亲的大嫂和一位老大娘，虐杀福民老头和陈有理。从中我们可以见出杨大力小说的基本叙述风格是沉静的，偏爱舒缓而又坚实的节奏和饱满有力的细节，尤其是其不动声色的冷静，象刀锋一般冰冷，这种情感的零度叙述是19世纪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金科玉律：“作家要从小说的背后消失！”，因为它应该服从的是文学的逻辑，而不是现实情感的逻辑。
小说《向枫林》开篇，扑眼就是一段写实：
“日本人要打过来的消息，是乐清方向逃难过来的几个脚夫传播的。据他们说，日本人的军队刺刀铁青，皮靴锃亮，并且步伐整齐，在行进的路上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哇啦哇啦的唱着军歌，歌词里说：
‘向枫林，向枫林，勇往直前；
向枫林，向枫林，有进无退……’”
铁青的刺刀、锃亮的皮鞋、整齐的步伐，还有日本人似乎响彻耳际的军歌，看来，严峻的危机已向枫林逼近，于是乌鸦纷飞、村民逃窜，以及日本人及汉奸翻译在钟埠露面后，国军三十三师弟兄们的跳江奔逃等，所有这一切都顺理成章的真实。
可是，小说到了最后却又将一切都虚化了，“这支小分队在双溪县境突然失踪了”，其煞尾一段是：
“四年之后，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国民政府虽然对冈村宁次司令官网开一面，对汉奸却绝不姑息。大大小小的汉奸都被送上了刑场。听说玉环县霞山镇一位汉奸至死都喊冤枉。他声诉自己从未替日本人当过路探，只不过当年和几位盟兄弟一起扮作日本人到邻县抢劫，发了几个铜板的国难财，因为相貌生得猥琐，被弟兄们公推扮演汉奸的角色而已。当然，这只是传说，无案可稽的。”
显然，杨大力这里耍了一种实入虚出、深入淡出的叙事技巧，所有对日本人的作恶写实此时似乎都成了子虚乌有的事件了。至于日本人的有无本身也已变得虚实莫辨。而充斥小说角落的却到处都是这类真实细节，如“日本人脚短，进军的速度也实在慢，直等到枫林人向山面上逃得精光了，队伍才开进枫林”；几条黄狗“其中一条叫得太狠，肚皮下抽筋，倒在地上打起滚来”等等。看来，日本人到底是否真正地开进过枫林，我们只有向小说主人公打听，也就是现实苦难的直接承受者 陈有理了。可这个后来被刺刀虐杀的人，作者却偏偏要安排他在笈篮上打瞌睡时遇上了所谓的日本人。这里似乎有意无意的，却为小说的叙事艺术的虚实转换提供了方便法门、作了呼应。果然，小说中间隐藏着这样一段话：“有理这样胡思乱想，想得神思恍惚，脑瓜里灵光一闪，想道，我这会不会是在做梦？其实我根本没碰上日本人，日本人也根本未曾打进楠溪江来，我只是靠在笈篮上打了个瞌睡罢了。”小说就这样悄悄滑入了另一个层面。
好了，结合我们上面关于开篇和结尾的分析，小说的叙事框架已经基本完成，我们来看：
实（日本人进村）→虚（有理作梦）→实（有理被杀）→虚（日本人失踪）。
而此时的小说也就获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读法：一是通常读法——日本人开向枫林作恶的故事；另一种是日本人根本不曾来过，而是中国人扮作日本人开向枫林作恶的故事。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读法，因为两种读法都获得了它的合理依据，并且还获得了两种不同的意义。可见，杨大力这种深藏若虚的叙事技巧恰恰隐藏在其简洁朴实、饱满有力的语言细节里，而小说也就成了一种瞒天过海的艺术。
与杨大力玩技巧不同的是高远。在我看来，他应该是目前永嘉传统文人习气较浓的一位。在生活中，他自称是自由人，我看其在文学领域里也是风一般的自由；其人狂狷，作的是性情文章，再加上他没有文体意识的束缚，纵笔挥洒的却正是高度的灵气，随手播运，均合妙谛。
公元422年，古历8月12日，谢灵运携着一身的疲倦和牢骚抵达永嘉，并于第二年盛夏草草离永。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却为华夏诗歌史添上了浓彩重墨的一页，山水诗也由此发端。高远的《千古谢公 千古石门》瞄准的正是这段历史。
此文是可以视为文化散文来阅读的，它留给我的最大印象是“文气”——才情充溢横流的感觉，剔挞无羁、异彩纷呈。高远写作此文是因不忍谢灵运笔下的石门羚羊挂角般地湮没于时空，便于某年重阳节后携三二友朋，整装出游，决定“凭几点文光诗影，做一个大胆近乎荒谬的想像，要锁定这个千古石门。”但切勿误会，以为高远摩拳擦掌要做什么考据文章，其实他不过是以想象力为主人，遣着自己的才气和一颗诗魂来穿透时空，接近真实，找到这个精神上的千古石门，因为高远已在开头的文字里做过交代：“我是个懒于检索古籍，磨洗折戟的人，更难耐考据的寂寞。”
于是，文章便以诗文为经，以行游为纬。才气一旦与想象力结队同行，自然能口吐珠玉之音，比如文章一开篇便气贯如虹、十分潇洒活泼：
“根据有关资料，可以想像得出，谢灵运是一个壮硕的男人，中等身材，内分泌旺盛，胡子长得又多又长，非常好看。感情丰富，不冷静，容易冲动，但不失超然物外的神韵。”
又如，作者由谢公一首《夜宿石门》中一句“暝还云际宿，寻此石上月”而想断千年：
“这时离他御任的时间不远，可能是他即将回京来此告别。早晨过来，盘桓于此，在这里过夜。晚上风霜高洁，皓月当空，他坐在‘千银坦’上，水凼里犹有积水，圆圆的明月沉璧其中。要么伸手捞月，要么端详这亘古照来又有圆缺的清灵冰魄。”
桐城前辈姚姬传先生曾说好文章必须以“考据和词章”为手段，来阐明“义理”，换句话也就是说，光有文采和诗据还够不成好文章，必须要达至思想的层面才能让人醒豁内照、百读不厌。对于谢灵运在永嘉的惊鸿现身，高远见解独到，认为其山水诗虽给当时毫无生机的诗坛带来了一般清新之风，其实还并不重要，他爬梳出重要的两点是：
1．他的诗是他经历繁华归于平淡，回归于自然的吟啸，是崇高的理想与痛苦心灵的缓冲。
2．他以学者郡守的情怀在永嘉广播文明之火，以山水诗鼻祖的姿态赋予这一角山水美的内涵。
又云“人往往都充满了矛盾，他（谢灵运）追求山水的清朗与自在，但诗却写得刻意，多有刀斧之痕。尊崇佛老，又生性偏激，事事挂怀。诗人有这些缺点才可爱。”
我从中看到高远的风神洒脱深处，也感觉出了一丝悲悯。而正是这种性情文字，才格外惹眼。至于文中提及的关于谢灵运胡子去向的佚闻更教人拊掌而笑！
说到文化散文，我不禁联想到凭一卷《文化苦旅》而名躁一时的余秋雨先生，其面对历史和文化遗容时的矫情和误读教人直冒虚汗，很少有真性情的流露，却大都是文革时期宏大主题和叙事的延伸，而不似高远的这般玲珑妙曼、天然成趣的性情之作。其实自古以来，好文章纵然是一月千水、一本万殊，却无不讲究一个“真”字—— 真性情、真感觉。文章一旦以真为指归，美和善就自然投奔门下，于是让有心的读者见到时，在循览讽诵之下，多少也能祛除一点鄙俗，涵养出一些性灵罢。
关于文学，通常我是：一不读庙堂华章，二不读纪实作品。对于缺乏文采的纪实日记大都也勾不起我的阅读兴趣，但徐崇统的这篇《黟县日记》我不但读了，而且还读得细致缜密，其中原因却不是因为文章本身，而是由于我发现了作者的内心秘密，我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这些原本一袭青衫的文人，当披着官服去叩问民生时，我明白他们在衣服底下藏着的真实意图，于是，当我通篇读到的都是这类文字时：
“1．我们三人又出去，想找图书馆找不到，就沿着漳河走。
2．东园是一位读书人的宅第，有几副对联写得相当工稳，其中一副曰：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3．在博古斋初识吴峰芳女士，这是一位有修养且深具古典美的现代徵州女人，其夫是一位收藏家，在县城经营古玩生意。
4． 有两首诗写得很好，是古代黟县人许宣平写的，据说李白看了也非常感动，非常羡慕。一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借问家何在，穿云入翠微。又云：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樵人歌垄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
5．西递村好多古宅院现在的主人都不是原来的主人。古人常言：屋是主人人是客，人世沧桑，大抵如此。
6．去外面体味雨后古村落的独特韵味。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巷中，只听见我自己走路时发出“笃、笃、笃”的声音。”
不禁心中暗自窃笑，是啊，这些经谢灵运笔下的山水风乳点染过的文人，在遥远的黟县到处游走，到底此欲何为呢？他们在远方的古村落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巷中，究竟要踏访什么呢？
余秋雨先生曾在《阳关雪》一文中说过“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却认为文人如失去格调，一为政客，便不足观矣。当失意的官僚消失时，文人无羁的灵魂却诞生了，历史便是这样喜剧般地成全了谢灵运、成全了白居易和苏轼。是的，我相信他们的寻幽访胜才是他们真正本色的衣裳，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淌着的是文人的血液，他们胸中跳动的是一颗最敏感纤弱的艺术心灵。也正因如此，我才不会轻易地将徐崇统在黄山归来写就的《重上黄山有感》中的最后充满逸气的一句——“此身愿共此山老，只为烟霞不为愁”视为矫情。
故乡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心，而每一个故乡又都是世界的中心，因为在精神意义上，可能有偏远的思想和偏远的文化，却向来没有偏远的生活和偏远的情感，每一块土地的深处都是大地的核心。而我们所有人与这个世界纷繁复杂的联系也都是从故乡开始。于是，再繁华的都市也仅仅是故乡的一种延伸，走的再远，心头胸中安放着的还是一块故乡的碑石，几度梦回神游，皆是两手空空，因为任何一个异乡游子，在故乡面前除了一颗灵心之外，唯有一腔赤子情怀。诗人张志洲的《中秋》便是在远离家园的古都北京酿就的一杯乡愁。
在此我要向诗人张志洲表达谢意，因为自己的大学时代有相当一部分时光是在张志洲的诗歌里度过的，曾在他明丽典雅、质地澄明的《桃花系列》里心慕手追、心旌摇荡，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些美好的诗句：
“现在我是唯一的青年 敢在花下弹琴
我唯一的琴声飞扬 听不出一点悲伤
如阳光照耀着桃林 风照耀着水面
我远离的爱人 她在内心拨弄琴弦
在没有声音的地方 她几乎是一句歌唱”
——《桃花系列》(之二)
我的一个朋友当年这样评价这个诗人——“张志洲，这个自称‘除了孤苦和进入内心的骄傲，我没有携带什么’的诗人，这个天才，失败者，蓄长发的自大狂，除了贫穷，他还有什么？他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平庸的世界上，身边并没有奇迹。”呵，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如今，我居然在故乡与其相遇，他说：
“但我决不要用书面形式 说出多年前的一次漫长等待
时间如废墟 却什么也不能挽回
我希望今夜的明月 被全部的人类所平等共享
除了我 只渴望一夜酣畅的醉倒 沉睡
醒来时 就已经回到故乡”
——《中秋》
这个多年梦想逃离故土的诗人，却又在诗里以梦作舟回抵乡里；这个已成功潜入北方的天才，走在人烟阜盛的京华大街，好像一滴楠江之水溶于大海一般的平凡，这种平凡又是如何惊心地自失于人群之中啊，此时，我想除了向故土回望之外，已经很难有更好的疏解方式了。幸亏，多年来他还在用诗思考、用诗走路、用诗生活，那悠长得犹若永生的青春至今还在频频召唤着诗人。那些奢侈的事情，竟然能在一夜明月的照耀之下一一实现，古典的忧伤和古典的诗情在世俗的侵袭下，早已退居到了荒野江村里的三五素心人的事了，而张志洲却还在把玩抚弄，品咂着往昔岁月里的种种疼痛：
“当她照耀到花园对面倾斜的屋顶时 我读取她
就像读取一切古典主义的浩瀚大雪
而往事如落花 在我对自身的观望中
汹涌而又堆积
飞扬 却再也回不到春日的高枝”
——《中秋》
其实，就我个人的阅读嗜好而言，我更喜爱大气雄浑的巨构，能涵纳更多精神信息的读物，但我也不知这种阅读趣味究竟是败坏了我 还是成全了我，因为，在阅读中，单纯地依仗趣味来指引精神的方向其实并不可靠。但根据创作风格和阅读趣味的差异多少还是可以见出人心的浩瀚和深邃。
在同一期刊物上，我还读到了其他素来令人敬重的写作好手的文字，如陈晓江的《<芙蓉外史>序》，因这篇小说还未曾寓目，不敢妄加揣测，但此前陈晓江凭着一篇痛快酣畅的《一个楠溪人看《楠溪江中游古村落》》早已满座皆惊；如温州新闻界的捕快徐贤林的一纸雄文《决斗》；诗人小路和董伟斌的私房诗歌等；而且还有文坛老人戴岩梁和陈继达的文字，我想，这些可敬的老人，即使撇开才华不论，光凭他们的冷板凳精神，就足以激励我们的一生了。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左太冲曾有诗云：“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我私心里是认同这句话的。
此时，我端坐窗前，屋外阳光自长空直铺过来，照彻了我的内心和喜悦；可是另外一层阴影却开始爬了上来。说真的，我什么都不担心，就担心狭碍会摧毁我们。这种狭碍首先来自于我们惯于将自己的写作意义定位于空间，而不是定位于时间；将自己的文学使命囿于钱币大小的精耕细作，而忽略了无边无际向无穷覆盖的历史星空。一句话：我们应该以整个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创作为背景，要祛除（因地处偏远）内心的所有鄙俗和自轻意识，要勇敢地向永恒迈进。我已经说过：有偏远的地理，但没有偏远的人生；有偏远的思想，但没有偏远的情感，自然更不会有偏远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理由被时间永久遗忘，只要找到历史的突破口，那些雪藏已久的人生便会真的象大雪一般纷纷扬扬，弥漫神州。
为了消除人们可能会误以为我是个“疯狂的罗兰”，从而产生的嫌疑和耻笑，我想有必要为自己这种信念找到一个依据：
在19世纪的美国，一批精神领域里的实践者们藏在波士顿郊外92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康科德，他们是爱默生、梭罗、弗伦奇、霍桑和奥尔科特，这个小镇在美国庞大的版图上不过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弹丸小地，却因着他们将精神的根须扎入了大地的深处，而使得他们中的每一个名字都光芒四射、熠熠生辉；放眼整部历史，高层次的精英人物在同一狭窄时空如此集中，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视为一种奇迹。而那小镇也很快就成了美国历史上一块庄严的文化圣地。在他们那里，你将找不到一丝的狭碍和俗气，他们仗的就是一份单纯明朗的理想主义，一份自觉的不屈不挠地参与历史的热情。
可是，我在阅读本期《楠溪江》时，还是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平庸之气，一旦这股俗气弥漫了卷册，那将会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想，里面却空无一物！” 这样，当整个森林还没有开出一次花时，而伐木工人却已经在向我们逼近了，噢，对了，那就是死亡对我们造成的威胁！
当然，这种狭碍和平庸将会考验和抽打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它并不会姑息容与任何一人。所以，如此看来，优秀的生命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与平庸和狭隘的一场殊死搏斗！而这搏斗本身，却反过来又成全了优秀！于是，在时间精心搭建的这个历史舞台上面，人，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主角，永恒也就在这里开始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