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醉酒驾车的与恶性交通事故频发的高峰年，无论事发后肇事者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即使孙伟铭一审被判死刑，也难平息公众之怒。这些恶性交通事故也引发了人们要求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罪与罚条款，主张严打重罚。

   “犯罪成本低”，听起来似乎有几分道理，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人们不断重复犯同样一个错误时，其原因非常有可能是，他们认为事后表示歉意要比事前抵御诱惑来得容易些。所以说，肇事者的这种心态也揭示了醉酒驾车的深层社会原因，出于义愤填膺，人们只看到交通肇事罪与罚的之轻，却没有看到传统文化才是醉酒驾车的根源之重。

    在中国和传统文化当中，酒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媒介，“酒逢知己饮”、“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从古及今，一套套的劝酒辞令让人无从招架。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可谓登峰造极，刘伶是出了名的要酒不要命，有一次他乘车出游，除携带酒壶之外，还让仆人带上锄头，仆人不知就里，问为什么这么做，刘伶对他的仆人说，不知何时醉死，死便埋我。更有甚者，刘伶这种醉鬼竟然被传为美谈！

    因此，可以这么说，醉酒驾车的深层原因压根儿就不是罪与罚之间的矛盾，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之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