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需要中国，中国需要WTO

     WTO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将于2009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召开，不过会议的主题并非讨论目前限于僵局的多哈回合谈判，而是讨论全球经济环境和如何走出经济危机。当WTO舍弃“主题”而开始“言他”之时，充分显示出WTO本身所面临的巨大的危机，来自于自身的生存危机和价值危机。

    WTO的最大价值在于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各成员的经济贸易发展，确保较为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然而，WTO正在迷失方向，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信任危机。WTO的危机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多哈回合谈判的结束遥不可及。2009年4月29日，在第二个任期宣言中，WTO总干事拉米呼吁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并将结束多哈回合谈判作为“指路明灯”。然而，七年多来步履蹒跚的多哈回合谈判仍然任重而道远。尽管2004年“七月套案”大大缩减了谈判的议题，并使得发展回合实质上已“名不符实”，但是谈判仍然陷于僵局而无法自拔。

    第二，WTO难以约束保护主义行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世界银行2009年3月17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自2008年11月20国集团签署承诺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来，20国集团中的17国已经实行了47项措施，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对贸易进行限制。WTO秘书处2009年5月7日发布的报告称，2008年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同比增长了17%，达到了208起。实际上，自2001年达到顶峰的366起之后，新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至2007年降至163起。2008年的重新增长反映了金融危机下保护主义的抬头。尤其是，美国是此轮全球贸易保护的领头羊，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欧盟采取的措施则包括反倾销、产业补贴、金融保护主义、劳工保护等等。尽管2009年4月的G20峰会上各国一致同意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在危机面前收效甚微。

    第三，区域主义对多边主义的侵蚀。进入20世纪90年代，区域贸易安排（FTAs）的数量急剧增加，尤其是自WTO成立以来，这一变化更加突出，呈直线上升。尽管WTO也承认区域贸易协议对其是一种补充而非替代，但是，区域主义所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也不容忽视：较之多边贸易自由化，区域自由化仅是次优选择；区域主义使最惠国原则成为例外而不是规则，在世界贸易中引起更多的歧视，从而危机WTO的根基；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能根本解决多边贸易体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大国之间鲜有成功案例，大国与小国之间或者小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本身的经济意义并不很大；对区域主义的侧重会分散对多边的注意力，分散谈判资源。

    实际上，WTO的危机源自于其运行模式的危机。经过六十年的发展，WTO拥有153个成员，决策方式是协商一致，由于各个成员参与程度日益加深、对自身利益更加坚持，加之谈判议题的扩展、深化和相互联结，使得WTO的决策机制显得笨拙，越来越容易陷于僵局；同时，“一揽子承诺”的谈判方式也加大了达成协议的难度。可以说，多边贸易谈判的体制性缺陷正是源自日益增多的成员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在多哈回合中，多边贸易谈判的体制性缺陷突出的表现为，当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有意愿、有能力更加实质性地参加谈判时，分歧较之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更加难以弥合。多边贸易体制下两个最大的贸易体之间达成协议即可以确保更广泛的谈判顺利结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变化在乌拉圭回合无数的拖延和决策僵局中已经得到过体现，更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显现的淋漓尽致。当然，如果谈判最终破裂，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不利。关键是，找到破冰的切入点。如何从制度上、理念上弥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需要中国发挥更为积极的协调者的作用。

    对于中国，同样需要WTO。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高度依赖外需的模式提出了警告，但在保增长、促就业的应对之中，发现内需短期内难有大的挖掘潜力，外需对于中国而言仍然不可或缺。而且，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的贡献是被低估的。如何保持稳定的外需，在危机之后，中国仍然需要WTO。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有抬头的势头，亟需WTO达成新回合谈判，既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威信，又切实地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从而保证较为公平、合理的国际市场环境。同时，如何利用WTO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是当前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之一。中国要彻底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较之以往更加需要改革开放，需要利用WTO推动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并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潜力，从而保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

    危难时刻见真情，对于WTO与中国而言，则是危机时刻见真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