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克亮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0秒发生在四川汶川的特大地震是一场对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而言创深痛巨的特大灾难。据官方统计，“5·12”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其中四川死亡及失踪的学生达5300余人。“5·12”大地震爆发周年之际，对之进行纪念、反思，并不仅仅是一个传媒人出于职业特点和要求而做出的习惯性反应，更重要的是，这是作为一个苟活者因物伤其类而对血浓于水的遇难同胞不能不油然而生的同情和致意，是生者对逝者不得不生发的敬畏和缅怀。
“5·12”大地震已然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必将载入中国当代史，是故，对此次大地震的追思其实是对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学习、探究、记录和总结，而了解历史、铭记历史，从历史中迈步，正是人类生生不息地向未来演进的巨大背景和根由。关于历史的价值和功能，中国古人曾用很多精辟的名言来阐发。如，贾谊在《过秦论》中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李世民尝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叹秦国历史：“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些林林总总的警句其实都导向一个今人应该都耳熟能详的“真理”：历史的最大功用就是向今人表明人类前行道路上曾经遇到的歧路、陷阱、误区、暗礁、险滩，从而警示今人和后人向未来挺进时尽量避开那些已然被证明曾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歧路和陷阱等等，使人类前行之路更加顺畅一些。就像那句常言所说的——所谓聪明人只不过是不重犯同样的错误而已。历史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不重犯同样的错误，从而变得聪明起来的东西。
2008年5月23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书写“多难兴邦”四字，大概就是蕴含了上述意思。灾难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损失，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积累教训和经验，使我们变得睿智起来，从而有效地规避今后更多更大灾难的发生。就“5·12”大地震而言，在地震及其次生灾害的预报预防，全面积极地利用国际救援力量，建立健全快捷高效、灵活统一的公共应急反应机制，建设安全、牢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建筑，使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更加科学、更有效率、更加廉洁……等等方面，我们都有可喜的进步和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也有沉痛的教训应该汲取。每一个生命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又都是无价的，如果我们在上述防震救灾的任何一个环节能取得哪怕是微小的进步，就有可能挽救更多无价的生命。
主要由犹太民族构成的以色列国堪称“多难兴邦”的域外样板。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其漫漫三千年的历史中，饱经迫害、战乱、迁徙、离散、流浪，其民族之魂却不曾丧失，终究于1948年立国。61年来，这个土地贫瘠、资源短缺的国家成为中东地区经济发展度、商业自由度、新闻自由度和整体人类发展度最高的国家。
阅读人类灾难史，使人倍感悲怆的是，人祸远远多于天灾，人祸的危害也远胜于天灾，流血漂橹、尸积如山，“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惊怖历史画面常常使人艰于呼吸视听。按理说，地震、火山喷发、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属“不可抗力”，人类无法左右，而战争、杀戮等等人祸属于“可抗力”，人类应该能够自我控制，但历史的真实面目却在在呈现出了人祸的频仍与惨烈。远的不提，就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段历史——“三年大饥荒”和“文革”——来说，前者至少使两千多万国人死于饥饿，后者则成为使中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内乱”和“浩劫”。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真正肇因，党内务实派领导人早就有剀切认识。1959年底，彭德怀针对大跃进的狂躁赋诗云：“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的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明确指出“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天灾的发生是人力难以控制的，人为灾害则是人力完全有可能控制的，人类为什么不能从历史上的人祸中学得聪明一些，尽量避免类似的人祸发生呢？这是笔者在追思汶川大地震这个天灾时冒出来的一个“天真”念头。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不折腾”，应该也是指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尽量减少乃至杜绝因人为失误造成的延宕、挫折和损失吧。要言之，“不折腾”就是要避免“人祸”。事实上，有许多人祸确实是可避免的。即以在中国常见的矿难这种人祸来说，世界上的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英国、挪威等，都实现了煤矿开采零死亡。这充分说明，至少像矿难这样的人祸完全是可控的，并非如天灾一般难以预期和根治的绝症。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从“5·12”地震说起。平心而论，在此次抗震救灾行动中，上至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其许多表现都是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去年以来，胡锦涛同志多次深入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震灾区部署抗震救灾，慰问灾区群众；温家宝总理7次去灾区一线指挥抗灾；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先后20多次赴地震灾区。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国务院于2008年5月18日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哀悼所有遇难同胞，这在中国漫漫几千年历史中是第一次。
笔者所能期盼的是，党和政府及各级干部除了在如大地震这样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发生后，表现出获得世界声誉的“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以外，在诸如狠抓矿山安全、善待信访群众、公正解决农村土地征用和城市房屋拆迁纠纷、着力反腐倡廉、遏止贫富分化、破除户籍陋规、建立健全无分城乡的社保体系、拓展公民权利……等等方面，也货真价实地践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换言之，希望各级党政部门及其干部能把在抗震救灾这个特定时空中偶或迸发出来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施政理念和行动力贯穿于俗常工作中的时时刻刻、方方面面。
“生命至上”，这正是浩瀚绵邈的人类文明中的永恒价值之一。中国古人就曾说过：“死生亦大矣！”人生短促，就在俯仰之间，命运又不可抗拒，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珍爱生命，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尽可能地实现人生价值。苏轼在《留候论》中也说：“世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人生就是不停地与生活战斗的过程，而无畏的勇气是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一行在“5·12”大地震爆发一周年前赴震区采访的日日夜夜，就感受并见证了灾区人民对生生死死、悲欢离合这等大事与古人一脉相承的可贵态度。在记者采访的对象中，有身为基层干部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书、村主任，也有普普通通的灾区农民、村民小组长；有正在重建家园的灾民，也有来自外地的志愿者、援建者；有家破人亡的儿童、老人、妇女，也有重伤在身的幸存者；既有承受震灾和被亲人离弃双重打击的不幸者，也有虽罹患大难却收获真爱的幸运者；既有倒下去又爬起来的平实的自强者，也有难中取利的自私者……无论如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不是苏轼所谓留侯、淮阴侯那样个别的大智大勇者，却弥足成为“猝然临之而不倒”、能直面惨痛命运并与之不懈战斗的强者。
鲜用官场程式化语言的温家宝总理在安慰震后幸存的小姑娘时，说过一句极端平实普通却打动了无数国人的话：“别哭！别哭！这是一场灾难，你们幸存活下来，就好好活下去。”是啊，有时候，“活着”比“死亡”是更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充满尊严地“活着”！但是，劫后余生的人们却必须如此，因为，这不仅是对已逝者亡灵的巨大慰藉，更是人类文明的香火袅袅不绝的渊薮之所在。
（2009年5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版“时报时评”，此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