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当然与货币体系自身的问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也和现代企业制度有着很深的联系。本帖我们就来看看实业领域的问题和这次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对“企业”的定义是：“有企图的事业，是有灵魂的赚钱机器，是资源的转化体”。德鲁克对这个私有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有着高度的赞誉，称赞“企业是人类的杰作，广义的社会支柱，是一部拥有不竭的巨大潜力的发动机，它肩负着我们的梦想重荷”。但是，现在的企业都是“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二字是指其承担的风险责任而说的，而不是其规模和盈利水平而说的。
　　德鲁克赞美企业制度是有理由的。因为“有限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给予了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以极大的营私便利和充分的机会，这些公司无限地挥霍着、无止境地攫取着社会资源，它们有无止境的追求利润的权利，但是却只需要承担有限的责任。因此可以说，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鼓励贪婪的制度，就是责任一边倒的制度。在一套貌似“责权利”完美结合的制度当中，“责”只是有限的，是下可以保底的，而“权”和“利”却是无限的，是上不封顶的。
　　这样一来，经理人任期内只要能够把问题推后或者掩盖，就可以基于“好看的”财务报表“合法地”拿到自己的高薪和股权激励。其实我们都知道，企业的财会不过是一个“巧立名目”的算账技术，所有的国际的国家的会计制度都难以约束企业巧立名目赚取利润和个人收入的行为。可以把很多本来应该计入成本的费用以财会技术处理，让它不反映在当期的经营当中，该分摊的暂时不分摊，该计提的暂且不计提，该投入的不投入搞竭泽而渔，在自己的任期内把“账面”做得很好看，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以后或者后继者。即便是有一天问题在任期内爆发了，充其量是之后的高薪被终止，曾经的职务被解除，而之前的丰厚所得是不可能再回吐出来的。这样无形之中给经理人造成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暗示。
　　虽说投资者往往会成为“经理人革命”的受害者，但是现代企业普遍实行经理人股权激励制度，经理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占有股权，这就让上市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人有着合谋的可能。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的投资人总是希望能够尽快地把投入的股份以合法所得如高薪股权激励等待方式抽回来。基于账面上的盈余，股东还可以分得丰厚的红利，而当问题爆发之后，股东只承担法律规定的有限责任，而不需要把拿到手的高新和分到手的红利吐出来。
　　在这个游戏当中，没有担任经理人职务的小股东往往成为牺牲品，因为他们不领取薪酬，而只是等待分红，而分红往往会落空，或者在分红还没有达到投资量的时候问题就爆发了。
　　基于这种公司制度，有人分析说此番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薪酬”问题有关。但是，又一次与问题的中心擦边而过——只把“工资”问题理解成了一般员工的工资问题——而实际上核心是经理人阶层的工资问题而非一般员工阶层的工资问题。有人给出的救市良方是要废除劳动法对企业工资制度的约束，废除最低工资制度，给企业主以解雇工人的充分自由权利。
　　但是，在劳动力紧缺的时候并没有人去强调劳动力的流动自由，也没有人去强调企业主解雇工人的权利。那时候，企业都在“完善”自己的用工制度——用扣押一定时间的工资、提前多少时间提出辞呈、同行间达成互不挖人拆台协议等等方法稳定员工。在民工荒的时候，有人要求政府出来帮企业解决用工紧缺的问题，当危机来临企业要纷纷倒闭的时候，却有人出来说要给企业解除用工合约的自由，限制甚至解除工会。
　　显然，这剂解药是地地道道地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的结果。以美国通用的例子来看，奥巴马政府对企业在削减职工工资和福利上面未能与工会达成协议是非常恼火的，因此，宁愿以让其倒闭的方式进行惩罚，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金融企业高管的天价高薪，除了表示愤怒之外却没有什么对付的合法招数，只能期盼高管们的良心发现，最终还不得不去救它们。
　　如果美国汽车业的巨头倒下了，奥巴马竞选时提出的提供几百万个就业机会的经济计划的效果，就会因为这些巨头企业的倒闭而制造出来的新的大批失业人群而受到抵消，奥巴马真的会让这个生活在车轮上的国家的基础产业破产吗？
　　众所周知，在许许多多现代企业当中，人数有限的管理层的工资总额与人数众多的员工的收入总额不相上下，甚至有区区几个高管的收入占据公司工资支出大部分的情况。如果要从工资问题入手解决企业困境，从现代管理学的ABC管理法来看，入手点也应该是从高管工资入手。但问题是，普遍的认识（或默认）是企业是由经理人支撑的，因此不可能从高管工资入手解决问题。这一点清楚告诉大家：企业是私有的！是为利润（不管它是叫做利润也好、工资也好、奖金也罢）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解决就业和给员工创造收入机会而存在的。因此，不要再相当然地构思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了。德鲁克口中的“有灵魂的赚钱机器”，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格化的资本”。

　　妇孺皆知，经济的发展源于居民需求，货币经济的增长又和拜物教者对货币的敛聚需求密切相关。希望降低工资来促进企业生产发展，完全是本末倒置，适得其反。因为收入增长是需求增长的前提，是厂商产品的市场所在，如果靠降低工资收入来维系企业生产的持续，就等于是要企业维持一个日益衰减的市场需求，这最终当然是难以为继的。
　　厂商部门当然不可能自己去维系居民部门的高工资再让居民来购买自己的产品，这种用自己的钱购买自己的产品的事情，精明的厂商是不会去做的。在货币流方面，如果没有增量的货币投入到经济体当中，已有的货币无论如何流动，都不可能增殖，无法满足企业这部赚钱机器的要求。
　　因此，要维持企业这部赚钱机器的持续运转，就要不断地造钱以供其赚取。这就又回到“按人发钱”这个思路上来了：经济体外部（货币当局）把增量的货币无偿注入到居民部门形成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供给能力决定需求），以供企业这部赚钱机器所吸纳。
而何时来自经济体外部的货币注入停止了，企业这部有灵魂的赚钱机器就面临着无钱可赚的停机状态——这就是金融与经济的危机。
　　而来自外部的货币注入，如果是直接注入到金融企业，金融业当然没有意见而且乐观其成，但是，所有的资本将会因此而迅速向金融业集聚，而不用在绕到实业和商品市场，因为这个市场因为居民收入相对于增量的货币来说在不断下降而萎缩，商品这个赚钱的道具将会被无情地抛弃，救了金融会毁了实业，结果可能是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