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见到陈丹青，已是2008年的5月，北京初夏的傍晚，干爽宜人。在东三环旁的一座小区里，他领我们进入他的画室——一套两层挑高的单元房。堆在东墙的木制画架框，他在欧洲旅行时购买的雕像，西墙墙上的他临摹的委拉斯凯兹的名作《宫娥》，老式沙发摆在房间中心，木桌上放着零食与水果，桌上那盆正娇艳盛开的牡丹，一下子让我出了神，它不仅散发香气，还带来了某种气氛，似乎只要沙发上再侧卧一名丰满女子，我就进入了一位19世纪欧洲艺术家的画室。

房间北面是整面的落地窗，一条铁轨横在窗外不远处，更远一点是这个不断变得更宽、更高、更闪亮、更喧嚣的北京的缩影：国贸中心、建外SOHO、万达广场、嘉里中心，那些巨大的荧光广告漂浮在灰尘与夜色中，还有那座像是天外来客的CCTV大楼——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倍受争议的作品。

“操他妈的文化背景”，我记得陈丹青不止一次的引用过库哈斯的名言，似乎语带讥讽。对于陈丹青来说，这座大楼和遍布在中国城市的新建筑一样，是“急于赶超”、“一心求新”的中国文化心理的典型流露。他将这个传统上诉到19世纪末，从那时起，中国的文化自信开始被摧毁，一代代人急于让自己变得和西方一样。李鸿章购买德国制造的坚船利炮；孙中山试图将美国共和引入中国；胡适想创造中国的文艺复兴；毛泽东想赶英超美，依赖的却是苏联的技术与制度。而此刻的中国，像是一个舶来观念的实验场，而结果经常是某种拙劣的仿制——像是一个小城里穿上西装的青年，似乎时髦，却总是不对劲。

这些言论，也是过去8年的陈丹青给予中国公众的印象——一名机智、犀利、渊博、直接的批评家，语言别致、感受细微的散文作家。事实上，我对于他的认识，是从他的写作，而不是他的画作开始的。

我记得2005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我阅读到那本薄薄的、黄色封面的《陈丹青音乐笔记》。此刻的陈丹青已是个被过度谈论的人物，在杂志封面上、在电视屏幕前、还有互联网上，他几乎可见头皮的板寸、冷冷的眼神、有点阴柔的英俊，还有那不变的黑色中式褂子，已是此刻中国社会最难忘的形象之一，像是某个民国人物——或是一名刚刚卸了妆的梨园爱好者。我记得书店里长期摆放着那两册一套的白色的《纽约琐记》，还有偶尔增加新的书名《多余的素材》，或是《退步集》……我没有购买，一方面，它们变得过分时髦，在一群自认为有想法、有性格的年轻人中，人人都在谈论陈丹青，就像几年前，他们谈论王小波一样；另一方面，我对于艺术所知甚少。我模糊的记得他作为画家的标本意义。1980年那组《西藏组画》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在某种程度上它帮助中国人开始重新开始观察他们熟悉的世界。或许是对此刻中国艺术家正在获得暴发者式的地位感到嫉妒与不屑吧——他们没有特别才华与真诚，在这个视觉主导的时代，却获得过分的关注。所以，我对这个30年前暴得大名，然后在纽约销声匿迹，如今又归来的人物，保持着下意识的回避——过去十多年中，有多少人将在异国生活的贫乏经验，贩卖回国内。

但在那个夜晚，阅读这本偶然购买的小书，我却感得到自己内心的潮湿。上一次类似的感受，是来自于余华的散文集《高潮》，也是他倾听古典音乐的历程。我搞不清曲目的名字，记不住音乐家的名字，更分不清版本，但古典音乐却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清晨时，它被我清理头脑，沮丧时，我从中获得安慰与鼓舞，而我工作时，它则飘荡在空间里，我知道当我需要一个抒情的结尾时，我该听一段拉赫马尼诺夫。我喜欢余华，是因为他试图在音乐中寻求叙事，在肖斯塔科维奇的旋律和霍桑的句字之间，找到相似的回应，那都是人类心灵的密码。

陈丹青则让我在音乐里，听到那些往事与记忆。比起他对于音乐家和音乐会的品评，我更喜欢他自身境况的描述。我喜欢他那样的语句，“终日作画，音响常开着。八九年冬初，是在迟午，纽约第104频道古典音乐台正播放肖邦”；或他对第一次听到《拉科齐进行曲》的记忆，那是1970年的赣南山中，他用自制的收音机偷听台湾的广播，“因是山野荒村更深人静的偷听，台湾女播音员的款款语调格外柔美”，“柏辽兹管弦乐一声声清亮清亮地奏起来，传过海峡这一边”……

比起余华那绵延、曼妙的长句子，陈丹青的措辞像是一截截被折段的小黄瓜，简短、干脆、滴着新鲜的露水，而且有一种读惯了翻译体文字的我不熟悉的白话文味道，像是新文化运动那个年代某个变种。除去语言的新颖，日后令他倍受争议批评风格也显露出来——即使在最抒情的段落，他强烈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意识，也从未丢失。

这本书一下子颠覆了我，之前对他的回避，转化成一种敬意。以至于几周后，当我见到他本人时，有一种难以化解的紧张。那是在洪晃主持的一个谈话节目上，在南三环一间由破落舞台搭建的录影棚里，我们围坐在暗色藤椅上。大部分时刻，我们听陈丹青在谈，那时，他辞去清华大学的教职的新闻，正沸沸扬扬。我对于他当天的谈话内容，全无记忆，却记得他是多么的会谈话——流畅、紧凑、选词新鲜而恰当，并且会在适当时刻爆出一两句粗口，仿佛他依旧保持着上海弄堂里的少年意气。

我对他的表现，充溢着赞叹与羡慕。“你的语言方式是怎么来的”，节目后，我问他。他一字一顿的说，他有老师，但他现在不想说是谁。但是，我也感到一丝不悦，我猜是因为他身上流露出的某种傲慢——他似乎对一个刚见面的年轻人，懒得多说上几句。几个月后，在另一次人数众多的宴会上，我再次碰到了他，我们在饭店门口相遇，我叫上一声 陈老师，他的鼻腔中冒出“哼哼”两声冷笑，我分不清那是什么意思——算是某种招呼，还是他在人群中同样感到不自在？我只觉得他的某种冷，倘若在街头碰到他，我是不好意思拉他去咖啡馆里，去和他谈谈我的焦虑和梦想，指望他给我某种启示的。

我不知道这种小情绪是否影响了我对他的判断。总之，在我印象中，2005年后的陈丹青，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谈的公众人物。他指责教育的堕落，批评建筑的夸张与无根，他追溯摄影的历史，谈论文艺复兴的内核，分析消费与时尚，还突然开始就鲁迅演讲，和人谈论八十年代，他还四处推荐木心的作品——对，这就是他所说的老师，在很多人看来，他将木心放在了后者不匹配的高位上……

至于他个人的绘画，倒是很少有人去追问，人们感兴趣的是他对那价格高涨的艺术市场的意见。他变成了各种观点的生产者。

有那么两年时间，我觉得他说得太多了，太快了，太流畅了，以至于让人怀疑他说的是否真诚，那些观点是严肃的思考，还是一场聪明才智的表演。这种怀疑，或许也是我对于八十年成名的另一位杰出人物阿城的态度。他和陈丹青等几位经常被形容成那一代最敏锐与智慧的人物，他们智力与经验似乎可以完成各种事。但我却发现，他们有智慧和感召力，却没兴趣承担起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更严肃的使命。或许，他们年轻时被各种空洞的口号弄得心力交瘁、遍体鳞伤，以至于怀疑严肃的使命，是另一种劫持和欺诈。我不知道这种要求是否是另一种专制，或许在潜意识里，我期待这个社会能够有真正的智力风范与道德勇气，而不仅仅是将自己的生活过好的聪明（或是狡猾）。

陈丹青，仅仅是又一个极度聪明的人吗？还是他的努力中蕴涵着些别的东西？

因为这此采访，我开始真正阅读陈丹青。我承认，它让我吃了一惊。不错，这些断断续续的文集中的一些，我已在报纸与杂志上阅读过的。不管何种题材，陈丹青总有能力将它表达得与众不同。我记得他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讲演，他说到鲁迅的脸，“这张脸非常不买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和俏皮”，我还对他引用贝特鲁奇所说的“高贵的消极”过目难忘……

而且，我得承认，他对教育、建筑、电影、当代艺术的诸多判断，是惊人的准确。他的写作风格也无比鲜明，他拥有强大的直觉，能敏锐在繁多的表面现象之下，寻找到被人忽视的东西，他的形象思维比逻辑思维强大得多，用铺陈、类比、列举，来取代分析、推理与逻辑……所以，他的文章中，被记住不是整体结构，或是具体的结论，而是他经常性的灵光一闪，或是格言警句——那里面有戳破窗户纸的畅快。

这种艺术家式的敏锐是他应对如此繁多话题的主要方法，而他的哲学与思想基础，与其说是来自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不如说来自于他自称的“常识与记忆”。对于“常识和记忆”的寻找，则耗费了他整整半生，如今仍在这个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