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的马路上全是尿的味道，夜晚时，牦牛就直接在睡在路中央，寺庙里飘出酥油香”，陈丹青这样回忆起对西藏的第一印象，“当时觉得像是到了外国了。”

那是1976年的秋天，陈丹青23岁了。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 178公分的修长身材，有一张南方人的清秀面孔，大眼睛、鼻梁挺直。当他笑起来时，有一股少年人的憨厚，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但在他的朋友中，他以能言善辩著称。在一幅他的朋友所绘的铅笔素描上，他表情严肃而倔强，似乎饱受委屈，随时准备展开一场反击。

在拉萨，他算是借调来的知青画家。他很乐意离开苏北插队那个小乡村。自从1970年起，他就成为了全国16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最初，他被分配到江西，几年后他又跑到了江苏。真实的农村生活，既不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样激动与高尚，也没有古诗词中描绘到的静谧、诗意。

“每天下工后，我跟在牛后面回来，走在田埂上，天开始黑下来”，他被一种绝望包围，“完了，我到老都得在这个村子里面。”画画是他逃避绝望的方式之一。

他是1968年开始学习油画的，毕业于“行知艺专”的章明炎教他在油漆的大铁皮和水泥墙上画毛主席像。那时，文化大革命度过了它最动荡的两年。陈丹青目睹着周围人的命运的戏剧性起伏。当这场社会革命1966年5月份爆发时，13岁的少年感到莫名的兴奋——他们不用上课了。但随即，兴奋转为了震惊与苦涩，他的知识分子的父母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他看着自己的家被抄，父亲给人摁着头在公共场合批判，而他自己被孤立起来——“昨天还在和你玩的朋友开始向你吐口水，扔石子”。几个月后，斗争范围扩大了，曾经嘲笑他的家庭也被批斗了。

我不知这幕眼花缭乱的戏剧是否深刻的影响了这个13岁少年的内心，令他觉得这世上没什么是稳固可靠的，也没什么值得相信的。不过，青春的活力和懵懂或许能暂时消化掉这些悲痛而荒诞。

社会机构被摧毁，日常生活失调，少年们却可能在混乱中寻找到意外的自由。他在街道上无所事事的闲逛，焦急地等待着喉结的变粗，用说粗口掩饰自己的胆怯，并随时准备和人打上一架以证明自己。

他旺盛的好奇心也通过某种奇特方式来满足。“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小说、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陈丹青说，“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可是里面有美术史黑白图片。”

陈丹青的生活是双重的，白天他画毛主席像，夜晚则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还有从垃圾箱里拣来的扑克牌——它的背面印有哈尔拉莫夫《意大利女孩》。他还幸运的碰到一些刻骨铭心的场景，那是1968年的春天，他在淮海路中路到陕西南路的一段水泥墙上，看到一群正在作画的青年，他们“一字排开，高踞木梯，手握大号油漆刷”，正在涂画一幅巨大的毛泽东油画像。几年后，他认识了这些比他年长几岁的青年，他们叫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赖礼痒……他们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他们厌恶已占据中国艺术主导的苏联现实主义传统，试图在政治与革命题材上，实践对于德加、门采尔、柯勒惠支的理解。

初中毕业后，陈丹青的知青生活在赣南、苏北的农村和上海之间来回转移着。他试着摆脱沮丧的农村生活，他用50元贿赂南昌一所文艺学校的招生者，却还是失败了。他的艺术天赋偶尔派上过用场，他为江西人民出版社画过3本连环画，还曾为大队办的骨灰盒厂服务过——青松、白鹤、夕阳、落日、兰花，他将这些形象绘在骨灰盒周边的空白处。他最愉快的时刻，还是溜回上海的油画朋友圈子，他和那些美专的学生已经相熟，他们躲在屋子里偷偷听三十三转的古典音乐老唱片，切磋如何打破已成为教条的苏联油画技巧，对于重新开始的全国美展议论纷纷。陈丹青第一次前往北京就缘于1974年的全国美展。怀揣从家里要来的40块钱，他换了好几次火车才赶到。“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到巴黎，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一泡一整天，赖在几幅画前，后面全是人挤着，比现在印象派展览的观众多得多了。”他回忆说。

这种热忱象征了陈丹青对于坐标的渴望。他们是一群散落的种子，凭着本能发芽与结果，能依赖的只是从紧闭床帘漏过的几缕阳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与整个世界割裂开，也埋葬了自己的传统，而陈丹青和他的朋友，则依靠零星寻找到的历史遗迹、相互间的鼓励与影响而成长。青春无所畏惧的生命力、对僵化模式的反抗，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对恢宏气势的热爱，激发起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并以一种错乱而意外的方式爆发。

于是在1976年秋天的西藏，陈丹青看到却是库尔贝、列宾画笔下的风物，是19世纪的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也记得朋友魏景山劝告——不是以素描去陈述对象，而是在对象中看见素描。

他还在拉萨遭遇人生中另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的去逝。这一事件激发他画出了《泪水洒满丰收田》，金黄色稻田里、身穿皮袍的藏民，正围绕在一个小收音机旁，毛主席去世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来，他们神情悲壮……

这幅154×235cm画作，成为陈丹青的成名作，它入选当年全国美展，挂在令这个年轻人仰慕的中国美术馆里。它给人带来的冲击来自于画面的情绪，就像他自己所说的：“画工农兵哭，这在当时绝对不可以，可那是哭毛主席，但美术界欣赏的是悲剧性。”

对于23岁的陈丹青来说，画面上的情绪或许是悲剧的，但在私下，他则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希望和躁动——一个时代结束了，等待他的将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