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对我们有不同的议论是不奇怪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要跟着别人的感觉走。在全球金融风暴中，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同样受到冲击。但中国经济状况仍然是最健康的。说明我们所走的路是正确的，没有理由丧失信心，乱了方寸。我们应该继续走自己的成功之路。
当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乃至普通网民都在热议中国应如何应对当前危机。人人都关心国家经济，共谋解脱危机良策，这当然是好事。但应付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来不得半点的投机取巧。有人建议国家斥资一万三千亿，十三亿人口，不分男女老幼，收入高低，每人发一千元，而且不是只发一次，还要每年发，以为这样就可以扩大内需了。还有人主张农民承包的土地也应该变成货币资产平分给十三亿人口。这类主张，支持者还为数不少。可不，每人发一份，谁还会反对？如果作为竞选纲领一定很有效。当年梁漱冥与毛泽东辩论，梁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似乎他最关心农民利益。1958年人民公社曾实行吃饭不要钱，这应最符合梁的心愿吧，可惜没有几个月就把全国的粮食吃光了，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教训惨痛啊。据说梁漱冥临终著书悔当年与毛泽东争论的错误。现在有人主张削减公务员的退休金来为农民建立养老金制度，其思路与“不患寡，而患不均”同出一辙。好心恐怕办不出好事。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提高，国家会有更大的财力来解决全社会的社保问题，但应该是通过逐步增加政府和个人共同投入的办法，绝不是用“劫富济贫”的办法。削减八十万公务员退休金是解决不了八九亿农民养老金的。就算每个公务员减一千元退休金，分摊到八亿农民头上，每人只得十元钱，还不及菜农一天收入的十分之一。何谈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最多是画饼充饥而已。这类建议本不值得评论，但它出自国家智囊机构人员之口难免令人担忧。
至于斥巨资，促销费，如此巨额资金怎样筹措？有人建议找银行要，还说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也没有关系, 说通货膨胀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这太荒唐，货币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长期高通胀永远也确立不了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是滥发美元来弥补长期的双赤字所带来的恶果。道理很简单，但还有学者主张学美国人靠借债消费，不要积累，不要把外汇储备借给美国人花。外汇储备没有错，人民币不是储备货币，只能靠外汇储备来保障国际收支，稳定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也没有错，比较起来还算比较稳妥的海外投资。
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无节制地消费，不负责任地放款正是当前全球金融海啸的根本原因，也是二十国集团声明强调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原因。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货币制度是需要改革的对象，而不是中国应该学习的好经验。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充足的美元储备才使我们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了发言权。
上述各种建议都建立在找政府要钱的基础上，而不是着眼于创造良好环境，让人人有机会挣钱。说得不好听一点，实施这种建议，也只有哗众取宠的暂时功效，解决不了扩大内需问题，解决不了经济转型问题。
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仍是硬道理，要发展就要有积累，这种局面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现在讲扩大内需是克服金融危机造成的国际市场萎缩的权宜之计，但在解决燃眉之急时，应该着眼於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企业改革创新，预见到危机过后的发展机会，把危机变成机遇。中央已斥巨资四万亿元，投资公共事业，改善民生事业，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来扩大内需，为未来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虽然不排除个别地方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用发消费券的办法刺激消费，但国家分发上万亿元绝不符合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美国人指责中国储蓄率高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罪魁，这根本就是荒唐的，为他们自己的过失辩护。我们决不能被外界舆论误导。我国经济确实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四万亿元公共资金应该花在有针对性地解决我们的核心问题。中国居民的高积累是个结构性问题，储蓄率高达四成以上是因为没有完善的社保，医保，住房和教育制度。居民储蓄一为防老（社保）二为医疗，三为子女教育，四为住房，剩下才是消费。这些问题不解决，消费的比例就不会有大的增加。所以中央财政应该主要解决宏观问题，除了投资基础设施，提供就业机会，从而间接扩大内需之外，就是建立和完善上述四方面的制度。这是国家经济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香港发红包，台湾发消费券，但内陆情况不同，不必效仿。港台都是成熟经济，不容易找到新的投资领域，给居民发钱不失为扩大内需的一种办法。但内陆是发展中经济，百废待兴，需要投资的领域很多。不分贫富，普遍发钱不是好办法。创造就业机会，使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正常的收入才是当务之急。
供稿：李仲周 （2009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