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关于村干部的一点想法，也许许多人希望通过增加报酬来提高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加速农村的发展。而我可能更希望村干部的工作少一点，更贴近农民生活一些，他们的报酬也不需要那么高。增加报酬不如减轻负担。
与发达地区村民花钱买选票争当村官相比，眼下我国贫困村的村干部正面临困境，他们的工资入不敷出，工作积极性不高。马银清是贫困村乃扒村的支书，国家每个月给他发400元补贴，“可是这些钱还不够每个月到乡里县里开会需要的开支。”他们说自己是在垫钱当村官。
问题出在决策错位
马支书的故事在我国的广大贫困农村仍普遍存在。虽然这几年国家对这块的投入增大，大部分贫困村的村干部都有了相应国家补贴，然而这个职位仍留不住村中的优秀人才。贫困村干部“后继无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王晓毅。他认为现在贫困村村干部的最大问题不是报酬低的问题，而是整个决策错位的问题。
《中国扶贫》：这些年，政府一直在为提高贫困村干部待遇而努力，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他们并不愿意当这个村官。您认为原因在哪里？
王晓毅：其实，现在我国给贫困村干部的补贴真不低。就像你说的村，一个月补贴400元在当地真不算低。为什么会觉得不够花呢？不是他日常不够花，主要是乡里县里经常要喊他们出来开会。其实现在村干部最大的问题不是报酬低的问题，而是整个决策错位的问题。
过去小乡制的时候，乡是非常贴近村里面，走或者骑自行车就过去了，老百姓找他们也非常方便。自从实施合村并乡后，一个乡合并了几个乡，从村子到乡里有几十里地。变化的不仅仅是空间距离，而且也是社会距离。乡镇规模扩大以后，政府慢慢从农村基层剥离出来，他们越来越远离农村。国家的各种事务越来越多，我们基层的官员基本不了解农村实际情况，他们很自然就会去抓村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不经常召集村干部开会，怎么下达工作任务。村干部主要精力不在于处理村内事务，而是完成国家任务，行政成本自然会大幅度增加。
《中国扶贫》：这一决策错位给贫困村干部的工作带来什么影响？
王晓毅：在我们历史上，我们一直有村里的自治组织。村里的自治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处理村庄内部事务，为老百姓服务的。因为他们来自于民间，权威产生于民间，工作是为了民间，报酬来自民间。这个报酬包括尊重、互利等，比如村长今天给村民跑了半天事，村民会给一些费用或者帮忙把庄稼地收了，这就是社区内部的民间运行机制。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运作机制下，你可以想一下，还有什么报酬高低的问题呢？
这么多年，中央通过转移财政支付方式，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尽可能的覆盖贫困村庄的公共服务，这些事物政府应该承担的，现在却落到贫困村干部的头上，村委会也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机构，既具有政府延伸的功能，也有村民自治的功能。
《中国扶贫》：两项职能的混淆，对贫困村自治产生什么影响？
王晓毅：这两方面本来是应该是有所区别的，特别是对村干部来说，现在不仅把这两种职能搅合在一起，并且基本把自治职能给抹杀了。现在村干部多大程度上是在处理村庄自治的事务呢？在多少程度上是在执行政府的项目？村委会组织法赋予了村干部处理村庄事务的权利，但事实上村干部经常变成了政府的一条腿，变成了基层的准政府了。
可以看到，村干部的报酬比较低是与教师比较，与国家公职人员比较。其实回到自治的角度上讲，村干部的报酬低点，工作积极性没有那么高，是好事不是坏事。如果村干部不是承担了很多政府的职能，本来也没有那许多事情。
为什么一些资源丰富的村村民争当村干部？是因为这里的村干部无论是从资金上还是社会网络上，以及所控制的资源上，都太多了，尽管从上级管理的角度看，有人积极要求做村干部比没有人愿意做可能会更方便工作的布置，但是这种积极更多是建立在个人石灰的基础上，而不是服务农村。资源相对匮乏的贫困村，村干部捞不到好处，有些不积极，甚至没有人愿意做村干部，这有什么不好呢？
村委会应是自治组织
现在贫困村干部的角色变得有点尴尬，他们进退两难。虽然他们把上级政府看作是自己的领导，领导们却只是在办事的时候找他们，做不好还要受批评。在村里，因为他们是干部，脱离在村民之外。
《中国扶贫》：您认为贫困村干部的理想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晓毅：只有搞清楚村干部的角色，才来谈报酬的问题。如果作为一个村民自治的组织，位置越是不吸引人，其实越是最好的状态。如果村里人都削尖脑袋相当村干部，说明这个村干部的位置出现了问题，因为不会有很多人会热衷于为老百姓做贡献。
村干部工作量少，没有积极性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正常的村自治组织应该是一个非正式结构，比如半夜的时候村民打架，过来叫你去协调，你得去。村干部需要通过位村民服务，得到村民的尊重，而不是一个岗位，需要足够的报酬。从这个角度看，村干部应该更贴近村民，而不是更切近政府；主要工作应该是村内事务，而不是成为乡镇政府的腿。
《中国扶贫》：您如何看待现在村委会逐渐行政化的现象？
王晓毅：我希望村干部工作越贴近老百姓越好，越非正式越好。我是不赞成现在并村以后把村干部变成行政干部，早上要上班，晚上要下班。我不认为并村是个好事，因为随着村越并越大，村里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正式，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正式的村级行政机构。我觉得行政村的管理范围应该适当的缩小，让村干部更多处理村内部的事情。
从乡政府的角度来讲，应该更多的是面对基层。考虑怎样能够与基层有密切的接触，而不是把所有的政府工作推给村干部。如果把工作推到村干部，就意味着把村干部变成行政干部，变成公务员，这村干部当然会要求享受公务员一样的待遇。
《中国扶贫》：村干部行政化将成为一个趋势吗？
王晓毅：把村干部逐渐变成行政干部，我觉得第一个难度比较大，第二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很多村干部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是很想变成行政干部的。有一年我去湖南调研，一个村干部给了我一封信，希望能转交给中央。信中的内容就是说自己退休以后生活没有保障。
我觉得给村干部适当的保障，我不反对，毕竟农民都有保障，但是有没有必要把他们也变成国家公务员那样，把他们从一般的农民社会中拔出来。如果真这样，我觉得是会出问题的。从村干部来讲，应该工作少一点，补助少一点，更多的是服务社区，还原他们的自治角色。
还原贫困村干部角色后，现在政府下派到村干部头上的活又由谁来承担？这就涉及到如何构架乡镇政府。
工作可以交给NGO来做
有人建议政府通过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来协助项目实施。然而，目前我国政府还不习惯这种方式，这与根深蒂固的全能型政府思想密切相关。
《中国扶贫》：您认为需要落实到村级的非常规性政府工作，应该由谁来承担？
王晓毅：我们政府的很多事情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来解决问题的。
政府的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日常性的项目，如五保、低保、合作医疗等，这些都是必须在现有体制下解决这个问题。二是一次性或临时性的非常规项目，如整村推进，我认为应该改变一下支持方式。这些项目不应该直接压给原有的政府系统，逐级落实。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完成一些非常规的工作。
现在政府工作人员一边在抱怨工资低，一边抱怨人手少。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维持日常政府工作不需要那么多人，但是当有项目的时候，确实需要很多人干活。政府将部分项目委托给民间组织是一个趋势，但是目前政府还没有接受这种思想，这是未来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扶贫》：把项目给民间机构实施，优势在哪里？
王晓毅：所谓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将一个项目计划委托中介机构代为执行。就像你刚才说的，某个村子特别适合发展互助资金，可以把这个项目承包给中介机构，这个中介机构有可能是研究所，也可以是NGO，或者其他的事业单位。他们按照项目设计，受政府委托，协助村民建立这样一个信贷机构。现在很多项目通过地方政府实施，看上去没有行政成本，但事实上付出了很多隐性成本。
慢慢建立政府购买民间服务，对于民间技术力量的成长，改变基层管理决策错位都有很大的好处。虽然显性支出会增加，但是实际成本一定减少，因为市场竞争体制下的项目实施成本会比原来的更低。我认为这模式还是值得我们政府，尤其是扶贫部门进一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