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法律价值的角度看，政治现代化的内涵是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一定的政治体制存在，除了配备必要的物质设施，随之以相应的意识形态灌输，更多的则表现在制度上的安排、法律上的确认和程序上的保证。传统社会的民众由于长期受旧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活动范围的局限，与政治体制的接触面是有限的，缺乏对制度的整体要求和考虑。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的思想解放和自由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其行为的责任、义务和风险也越来越大，就必须提出更全面、更具体的法治化要求，明确彼此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政治现代化的就是政治体制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

    2、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动因，法律价值取向认为，传统社会（市场经济建立之前的社会）的政治是极其脆弱的，这种脆弱是由于法律和程序的落伍。再好的制度也必须有完善的法律、程序体系予以保证；否则，好的制度可能流于形式，或者走向反面。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3、关于政治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和方式，法律价值取向认为，政治现代化带有立法运行模式的特征：大众提出要求→提案人进行利益综合→立法机构制定法律。按照这一逻辑，制度化、法律化水平最终决定于大众素质。如果大众虚位，则立法权就有可能被提案人僭越。大众素质越高对提案人的制约和要求越具体，大众的态度和制度、法律、规定越容易接近和整合，则越有利于政治现代化。

    4、关于政治现代化的突破点和生长点，法律价值取向认为，政治现代化必须从大众利益最集中而又缺乏法律、程序制约的地方着手。首先是对立法绝对权威的确认，其次是对立法过程进行程序规范，最后才是对社会内部关系的调整。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把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5、关于政治现代化的陷阱，法律价值取向认为，政治现代化必须处理好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关系。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