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登封市东金店乡东刘庄村村民李怀周，不久前自筹资金为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立了一块高3米的功德碑，上面写着：“张学军书记主政登封以来，功德无量。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北京奥运举办之际，敬立石碑颂扬……”碑体正面通黑，主碑文176字，碑文描金，十分显眼（7越22日《东方今报》）。
这样的举动，这样的碑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王兆山先生那首因感慨于“党疼国爱”，表示“纵做鬼，也幸福”的“江城子”词。不过在我看来，两者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和身居高位，在体制内拥有重大利益的省作协王副主席不同，李怀周仅仅是一位靠收废品为生的农民，从报道中看，他和张学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他知道张书记是谁，张书记不知道他是谁。因此，与其说他希望能够通过立碑的举动，从张书记那里获得什么好处，毋宁说他是在表达一种朴素的感情以及某种良好的愿望。
感情好理解，一个地方官员亲民、廉洁、效率高，在今天算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品质，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好感。那么，李怀周以及支持他立碑的其他农民想表达的愿望又是什么呢？很显然，这就是一种希望能够多出好官，多出清官的愿望——这是一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愿望，也是一种在今天仍然有着广泛民意基础的愿望，不仅农民有这种愿望，不少市民乃至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愿望。
不过，立功德碑以及其所表达的愿望，虽然是善良的并且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是一种“前现代”的行为和心理，看着那巍然耸立的功德碑，笔者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因为按照现代政治理论，官员无非是社会公仆，是“人民养着你们”嘛，做的好，是应该的，做的不好，那就请靠边站，换人试试看。“功德”云云，不知从何说起？保姆为你烧了一盘好菜，难道就算“功德”了吗？
从效果上看，立功德碑就更属于一种前现代行为，因为这等于在官员的头顶上平添了一道神圣的光环，是在为官员“增魅”而不是在为官员“除魅”。这样的功德碑立多了，官员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进入到一种不能批评，不受监督的状态，因为连民众自己都会下意识地认为，如此“功德无量”的官员，怎么可以随便批评呢？又有什么必要监督呢？官员一旦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其潜伏的风险，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吧？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还不难发现，立“功德碑”其实还反映了民众在公权力面前的一种无力感——民众找不到其它对官员施加影响到渠道，立碑以及送锦旗之类颂扬官员的行动，既可以对官员的心理及行为施加影响，又没有其它形式所伴随的风险，所以很容易被民众所采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立功德碑这种前现代行为的出现，恰恰是由公权力还具有一定的前现代性所导致的。
好在市委书记张学军本人是清醒的：“我在登封做的工作都是我应该做的，立碑不好，不应该搞个人崇拜。”他并表示“应该把碑拉走。”这是对的，但还不够。一个好的执政者，应该看到立功德碑现象背后所存在的制度及文化问题，并努力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扩大民众的民主权利，传播现代民主意识——我认为，这应该是远比简单地“把碑拉走”更关键、更根本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