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性与文学创造

精神性：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国文学缺乏精神性，这是显而易见的。

　　“精神性”，拉丁语的词根有“呼吸”之意，生命的呼吸内涵了鼓舞生气的原则。精神性存在于现实世界的非物质领域中，它滋养人类的灵魂，让人类在生存中寻找根本的价值和意义，并以此发展自身的精神生活。在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家、诗人、艺术家、先知和神秘主义者的描述中，精神性是一种存在和体验的方式，这种体验是借助超验方面的意识而产生的，具有一种终极性；它决定于关于自我、他者、生命、自然和其他事物的价值观，当一个人的灵魂为它的能量所激发时，便获得了激情、力量和思想深度。具有精神取向的人，相信生命与神圣性融合的可能性；他深知，存在论的渴求不是通过物质而是通过精神来满足的。他怀有改造世界的理想，使命感和责任感，致力于生命潜能的发掘；但是，他深刻地意识到生存的悲剧，对他人的痛苦和死亡的意识，反过来又加深了他的自我认知和行为体验。

　　我们的作家对自身的精神生活以及作品的精神性从来缺少追求的热情。我们长期被置于“大一统”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下，热衷于描写斗争而自身也同样陷入斗争的漩涡之中，我们忙于应付和描写身外的一切，而无暇顾及，甚至拒绝思考，反省自己，进入内心。在资本觎觊权力的时代也是如此。文坛一方面继续加强意识形态化，另一方面却是去政治化，躲避崇高，逃避自由，社会问题遭到否弃，理想、信仰、道德，同样遭到亵渎。所谓“人性”，也下降为动物性，只讲肉体，不讲灵魂。没有痛感，也没有耻感。这样的文学，是不能称作具有精神性的。

　　精神是根本的。是精神充盈了文学的生命。精神的匮缺是最大的匮缺。我们称颂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就因为在文学中间活着一具“俄罗斯灵魂”。地理环境使俄罗斯人习惯于物质世界的空旷而喜欢广阔的思维，并热爱探求未知的事物；就思维方式而言，也主要是精神而非务实的。俄罗斯作家富于自由的幻想，那种与人民融合一体的土地情感也是著名的，以致在苏联大清洗的日子里，还能听到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诗歌的余响。“白银时代”的文学能够战胜“捕狼的猎犬”而发出抗议的声音是不容易的。法国和德国是盛产思想和思想家的地方。是浪漫、炽烈的法兰西精神培育了法国大革命，这场“原创性”的革命奠定了堪称典范的革命原则；而法国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也都是非常富于原创性的。德国近世的“狂飚突进运动”也是著名的，它让我们知道，在那里不但有深沉严谨的哲学，也有激情四射的文学。作家的精神是健全的，在纳粹当政的险恶的日子里，他们中间除了流亡者，还有“内心的流亡”。美国的出现，一开始就凸显了一个独立问题。边疆的开拓，带来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经久不息的影响，反映在文学上，则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主义和革新精神。实用主义是哲学的，也是文学的；在文学中，常常表现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与精神信仰的融合。在美国作家的“父母之邦”英国，那是一个产生了弥尔顿、莎士比亚、拜伦和雪莱的国度。莎士比亚，曾被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置于“西方正典”的核心位置。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实质上也是精神爆炸，是一代知识分子作家在现代精神的感召下，对于整个美洲变革的集体吁求。

否定性作为一种思维方法

　　这些国家的诗人和作家生活在时代精神的风暴里，却仍然渴望着更猛烈的吹打。他们渴望自由，渴望精神的强度、高度和深度。鲁迅说，文艺家总是不满现状的。对于文学现状，他们同样表示不满；而且，总是把文学问题归结为精神问题而予以批评。

　　被文学史家称作俄罗斯黄金时代的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就公然宣称：“我们没有文学。”赫尔岑指出，专制和奴役剥夺了作家的独立性，把一种破坏精神带到生命中来，可是又给了作家以一种可怕的自主。作家像是既不知道父亲，又不知道母亲的孤儿，既不幸，又自由。因此，问题不在于父母的束缚，而在于作家在时代的对抗中是否能够保持新一代自身的形象。英国作家伍尔芙慨叹她所在的时代是一个贫瘠而枯竭的时代，碎片的时代，最好的作品都似乎在压力之下用简陋的速记符号记录下来的。德国批评家赫德对歌德说：真正伟大的诗，永远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而不是少数精英人物的特权。他认为，最有魅力最美好的歌还没有产生，还等待着人们去唱。美国著名小说家福克纳对美国文学的悲观看法简直近于虚无，他批评当代作家忽视处在自我冲突之中的人的心灵问题，甚至认为精神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对文学未来的种种展望，来源于对现实的否定之中。在这里，否定是一种变革性断决，一种方法论，它让我们获得一种危机意识，并且总是带着这种意识去思考问题和评价现实；它加强了我们的责任感，让我们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培养，并将这一精神灌注到文学之中。这样的文学，将在“人民精神”和个体精神的张力中均衡地向前发展，透过生活的广阔河面、漩涡和逆流，感知并开辟时代的主流方向。

回顾与前瞻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新文学的诞生，迄今不足100年历史，而且，整个历史进程非常的不平坦，有过许许多多压力和干扰、诱惑和禁忌；就整体而言，传统是短暂的、荏弱的，精神是匮乏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学习和吸收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其实，这也就是要求我们的精神还乡，返回到人的存在上来，回到新文学的源头里来，重振五四时代的“人的文学”的精神。

　　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需要飓风般的精神的推动，而这风暴，是由作家乃至周围人群的众多个体的战斗呼息形成的。在这个转折的年代里，在沉寂已久而又代之以喧嚣躁动的此刻，英国文学的革新家柯勒律治写给他的朋友华滋华斯的信里有一句话，对于我们，可以说不失为一个警示和鼓舞。他说的是：

　　——必须同普遍的精神不振与顺应形势的状态作斗争！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