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此文为课堂讨论的发言稿
一、关于政治文化的一般讨论
这节课我们探讨的是法国的政治文化，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便是何谓政治文化。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在讨论英国政治文化的时候就涉及过，在此我想进一步说明我的看法。
政治文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概念，所以我并不试图去澄清这一我无力澄清的概念，我只能是结合法国的政治文化提出一些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去清楚政治文化有主流政治文化和政治亚文化之分。然后，我们还必须要明确，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并不是恒常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以法国为例，我们一贯认为富有激情是法兰西民族的特有文化。但是，说法兰西民族富有激情，主要是缘于我们对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民的革命行为以及革命心理的认识和判断。但是大革命之前呢？大革命之后呢？即使是大革命过程当中，革命群众的心理状态也是几经变化的。这一点后面将再次涉及。
那么，我们到底如何判断哪种文化是主流呢？我认为，此判断必须有时间限定，只能是判断某个时期哪种文化占主流，甚至某个事件中哪种文化占主流，而不能一贯的说那个主流，哪个是亚文化，因为文化并不是恒常不变的。我们也不能认定大多数人所具有的文化意识就是主流文化，因为大多数的意识有时并不占主导，而是有组织的少数按照其政治文化而主导事件的发展。如大革命初期，立宪党人主张与路易十六妥协，在制宪过程主张给与国王否决权，虽然1791年宪法的确实现了这些主张，但它并不为作为大多数的法国农民所认同。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法国政治制度史中看到一些恒定的东西，那就是法兰西民族的激情，这种激情源于人民对平等的执著追求和对自身力量的重分信任。
二、对平等的追求
许多学者都强调，相对于自由来说，法兰西民族更热爱平等，如托克维尔就曾说过，法国人民可以民有自由，但不能没有平等。
启蒙运动最早宣传的是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或者说自由的理念。实际上启蒙运动主要就是在两位英国人的启发下搞起来的，这两个英国人就是牛顿和洛克。他们让整个欧洲感到了理性的伟大和用政治自由取代王权绝对主义的必要。但是，到底是谁实现了对全欧洲的这种“启蒙”呢？并非牛顿，也不是洛克，也不是什么其他的英国人，而是一些法国人，首先是伏尔泰——是他最先把牛顿和洛克的学说介绍到法国，在法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激发了许多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风气波及到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于是才有了欧洲启蒙运动。也就是说，欧洲启蒙运动首先是法国启蒙运动，法国也始终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战场。
由于这个缘故，欧洲启蒙运动也就不免有了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带有很浓的法国味儿。法国味儿是什么味儿呢？那就是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偏好平等，就是认为自由虽好，但平等更为重要。这在较早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孟德斯鸠那里表现得还不明显，因为伏尔泰、孟德斯鸠基本上还是在介绍英国的学术理念，但越往后，随着法国思想界卷入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大，整个启蒙运动的平等取向就表现得越来越鲜明。我们知道，最后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获得了最广泛影响的人，不是伏尔泰、孟德斯鸠，也不是狄德罗这些推崇洛克学说、英国制度的前辈人物，而是比较年轻的、恪守法国本土思想传统的卢梭，卢梭开始影响不大，后来影响比较大，。梭和伏尔泰是思想很对立的思想家，一开始不被认同，生前的影响远远低于伏尔泰，但是在他死后，他的影响非常深远，卢梭就成为法国革命得精神大师，伏尔泰则被边缘化。卢梭是什么思想呢？他是以坚决反对人类的一切不平等状态为特征的，在他看来，人类平等价值无量，为获得之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那怕牺牲自由都行。这看法固然有点偏激，但却是地地道道的法国特产。
所以法国革命者特别关注平等的问题。像在英国革命中一样，法国革命中也有个平等派即雅各宾派，但这两个平等派的命运大不相同：英国革命中的平等派没有成气候，刚一冒头就被打下去了，而法国革命中的平等派则成了大气候，在很长时间里占了上风，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结果法国革命实际上就演成了一场以平等为主要追求目标的革命。同英美革命比较起来，似乎可以这么说：英国革命完全忽略了平等而只讲自由，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虽然自由平等皆讲，但前者更侧重于自由而后者更侧重于平等。所以法国革命是最注意下层人民利益的保障与维护的，比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现了普选制和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权，并且彻底摧毁了封建大地产而让广大小农都得到了自己的小块土地。也正是因为在革命时代的法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大规模民众政治参与，法国革命才有了一种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所不敢企及的世界历史意义，所以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才可以这样说：“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以往一向蛰伏着的民众的充分觉醒。……这些人以往长期呆在舞台两侧，这时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后就一直留在那里。换句话说，正是在法国，世界首次强烈地、清楚地感到了至今仍在我们脚下隆隆作响的地震。”这个地震，当然指的就是当今世界仍方兴未艾的政治民主化大潮了。
如果仔细考证就会发现，法国大革命能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强调平等多余自由，如一开始处于领导地位的君主立宪派，其主要目标是限制王权维护自由。
前面我曾经提到，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主流的文化也是不断变化的，在此我就以法国人权宣言中对平等的描述为例进行说明。法国大革命中不仅只有1789年人权宣言，而是出现过四个人权宣言，它们分别产生在1789年、1791年、1793年和1795年。现在大家都只提1789年人权宣言，而当时的政治背景是君主立宪派当政。
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提出“人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在法文中权利与法律是一个字，说明法和权的概念不可分。因此这里应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它把人权和公民权概括为“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其局限性表现为：关于反抗压迫，它并没有具体的说明；而在肯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同时又强调：“意见的发表不得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公民应对滥用自由负责。”在该宣言原则下制定的1791年宪法还以纳税多少把公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这些都表明了1789年人权宣言的局限性和温和性。
雅各宾当政时期制定的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宪法更具民主和平等色彩，并突出了反抗压迫权的重要性。它提出：“当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时，对于人民而论，起义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1793年人权宣言对1789年人权宣言进行了批评和纠正，它特别突出了平等思想，把平等作为第一项天赋人权，并把劳动权、受救济权、受教育权等社会权利列入人权范畴。这是法国大革命平等思想最激进的体现。
至于法国人民追求平等的现代体现，许多人将法国目前的福利系统作为证据，在此不再展开。另外，法国人的平等观念一开始就比英美彻底，他们强调的平等是首相的人的平等，而不是像英美那样，要么局限于资产阶级，要么局限于白人。这一点在当代也有体现，如法国对伊拉克的同情等。
三、对自身力量的信任
给法国人民以革命激情的另一大心理因素就是对自身力量的信任。他们相信自己能够主导国家的命运，相信公意的力量。只有自信的民族才是敢于革命的民族！被迫革命和敢于革命是不一样的，被迫革命主要是当人们承受压迫的能力达到极限之时迫不得已而采取激烈的反抗，而敢于革命是说人们不能容忍这种压迫，所以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平的被压迫的地位之时，或者发现自己遭到背叛之时，他们总是能够充分的动员起来，以革命的方式坚决反抗。
这种自信还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对集体智慧的信赖，或者说是对集体决定的尊崇，于是才有了“公意”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象征。
其实“公意”的概念最早由冉森派提出，面对专职王权的沉重压迫，冉森派提出了种种防御专横的手段，所谓“一致同意”的原则，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在他们看来，唯有把各方面的一致同意，规定为一切权威的合法行为的必要先决条件，才能有效地杜绝任何专职权威。
真正从公民主权的角度提出“公意”概念的当然是卢梭，他认为人们公意即全体公民的一致同意，法律必须得到人民亲自批准方能生效。卢梭甚至宣布，只要有了人民公共意志的同意，任何根本法都可以被废除，即使是社会公约，如果全体公民集合起来一致同意破坏这个公约的话，那门我们就不能怀疑这个公约之被破坏是非常合法的。这就为后来法国而人民的屡次革命和屡次重新制定宪法买下了伏笔。当人们发现君主立宪派并不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时，人们集体通过起义的方式推翻了其统治，然后是吉伦特派，后来又有雅各宾派。当人们厌烦或者说是害怕了这种无序和恐怖之后，人们选择了独裁的拿破仑，尽管他复辟称帝，但是给法国人民带来了荣誉感。法国人民通过将自己的革命观念——自由、平等、博爱传播到法国军队所到之处，使得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法国的当代的全民公决以及被各国广为称道的“广场政治”，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公意”的影子！仍然可以看到法国人民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