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巴金去世：世间已无李尧棠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1986年，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在其积7年之力的煌煌巨著《随想录》中的序言中写到。22年后，这位“20世纪的良知符号”终于完成了他这最后一个心愿，而他一个人的离去也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巴金无意把自己放到一个超乎常人的位置，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也曾不遗余力地参与了各种运动——在成都他参与过对军阀的抗议；在南京，他参与学生声援五卅惨案的游行；在抗日烽火及抗美援朝时期都写过战争作品。但他并未曾从军或者从政，他一生都坚持自己一个独立的写作人的身份。他的小说主题永远是“人”对“爱”的追寻，后来人们记住的也仅仅是这个主题，那些遵命文学早已沉没在岁月的浪涛里。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巴金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在经历了一场帝制的崩溃和一场痛彻的思想洗礼后，每个青年都忙于探寻国家的出路，每一种新的知识，每一种新的思潮，都有人去研究是否于国有用。国民心智在短短一个10年得到充实，造就了30年代的盛景。在那个年代的最后一个大家离去后，这种气质仿佛也随之消散，化为历史的烟灰。

巴金是第一个反思文革的著名文人。但在他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的自省。

巴金晚年时，不安地多次检校自己的作品。他说，“我的东西50%都是废品。”在1949-1955年间，巴金不仅作品数量大幅度减少，而且被他认为毫无价值。

巴金在《再论说真话》的第一句便说道：“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写错了，也不赖账。”这段话已预见并回答了日后的争论。

巴金一直在提要“说真话”，也说明一个人要坚持“说真话”是有困难的，这个困难可能是一种权势，客观环境的限制。即使在“文革”后，也不是每个人能做到“说真话”，某些人，是投机心理；也有些人，本来就是极左的，对“文革”本身就有感情的。其实至今极左思想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巴老也说到，这个基础不是没有，土壤还在，“文革”还是有可能重新回来，“文革”的罪恶还会重现。

1936年，鲁迅去世。在为他抬棺者中，有当时32岁但已经文名赫赫的巴金。

2005年10月17日19点零6分，这位最后一个在世的抬棺者辞别了人世。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教授

巴金，最后一位五四之子，一位影响过几代中国人的文学家的逝去，为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

不揩公家油的巴金

追随巴金近40年的徐钤如此回忆活着的巴老：

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甚至，一些头儿或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夫人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巴金的这一“习惯”，反映在方方面面。1960年，巴金回到故乡成都，四川歌舞团正在上演《刘三姐》。一天，巴金请沙汀代买8张票，请大家看戏。有关方面知道了，决定送票给巴金。巴金坚决不要，说道：“我请人看戏，必须自己花钱。”80年代，巴金有过几次出国机会。每次回来后，都是由巴金出钱，请大家吃一顿后再“散伙”。那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同行的有冰心、艾芜、杜鹏程等人。回国后，在上海作总结。按理，会后应该由中国作协请大家吃饭。但是，没有。还是由巴金出钱，在静安宾馆订了二桌，请大家吃了一顿，尔后各奔东西。

徐钤说：“巴老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不揩公家的油。所以，我敬佩他，愿意终身为他服务”。

没有传人的巴金：没有自揭丑陋真实勇气的我们

像鲁迅、沈从文、老舍，他们的气象还留波在当代文学的各个领域里，但是我们却很少听到现在的作家说他受到巴金的影响。巴金没有传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北大中文系曹文轩教授

《怀念老舍》是《随想录》中让人注目的一篇文章，对老舍的死，巴金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真是罪该万死，怎么能不把他保护下来？”

1988年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见到巴金时，告诉他准备在《文学评论》发一篇评巴金最近30年来创作的稿子，巴金很严肃地说:“千万不要发表，近30年来我写的都是遵命文学，没有什么值得评的。”

“巴金在历史面前的正直与诚实，正是被谎言所挫伤的中华民族最需要的精神品格。”刘再复评价道。

舒乙说:“他生前已经看够了各种表演，在他去世之际，不要急于把各种溢美之词加在他的身上，而是要去理解、继承他的思想。”

刘再复这样概括巴金:“‘文革’结束了，伸冤的伸冤，平反的平反，乌纱帽掉了又带上了，而那些在牛棚里受难的作家与革命家们个个都在讲述自己的苦难过去和向社会索取报酬，甚至讴歌‘二次解放’。只有一个受折磨的灵魂，在寓所的墙角下对过去自己的著作与行为感到深深不安，感到揪心的惭愧，灵魂和双手都在战栗，这就是《真话集》(即《随想录》)的伟大作者……惟一,惟一，Only One！中国的大地这么辽阔，大地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这么惨烈，卷入历史运动的人群数亿之众，但我们在大喧哗之后听到的良心呻吟与自我鞭挞却只有一个！”

新浪网的调查显示,“读过一些”巴金著作的人占受调人数的74%,16.76%“读过很多”,而在对“巴金一生最大的贡献”的调查中,“说出了真话”、“写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和“使万千青年走上进步道路”票数相当，分别是45.46%、41.89%和41.69%。

巴金如此向我们展示文革以及自身真实的丑陋：

“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决不能宽恕自己。”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子的话，也有一肚子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大家高谈阔论有什么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我劝过朋友，要把心交给读者；我责问自己：究竟讲过多少真话？！我应当爱惜手边的稿纸和圆珠笔，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了。读者也不想多听老人的唠叨，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

“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

巴金不仅敢于正视自己，他还提醒人们要正视历史。现在，这个历史的纪念馆还没有建立，却已经到了人们纪念他的时候。这个老人在跨越了荣辱参半的一百年后，离我们而去。

柏杨：第一个发现并力图爬出、打破酱缸的酱缸蛆

吵、脏、乱，不团结、窝里斗，死不认错，讲大话、讲空话、讲假话、讲谎话、讲毒话，没有包容的性格、心胸狭窄，自我膨胀，明哲保身，糨糊脑筋，没有鉴赏能力。

柏杨概括的“丑陋的中国人”品牌内涵及品牌特征。

柏杨一生著述丰厚，《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其中《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柏杨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

柏杨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所批判的东西，正好我自己都具备”。 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柏杨原名郭衣洞，满族，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沈阳辽东学院教师。去台后，曾在反共救国团任职，后在成功中学、省立成功大学、国立艺专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他走前说，“你们慢慢读我的书吧！我要多睡睡觉，好吗？”

柏杨一生坚持“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为人、为文原则。在思想自由面前，任何权势或卑微的丑陋都被他的如椽巨笔批得体无完肤，露出最真实的本相：

“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柏杨留给我们的思考：如何不再做丑陋的酱缸蛆？

“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酱缸文化”产生的后遗症，“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僵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

“太多的中国人，满身都是倒刺，肚子里全是仇情敌意。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仪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说的多啦，中国固是礼仪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仪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

敢问堂堂华夏，剩下“真人”几个？

巴金走了，他的作品不再被重视；柏杨走了，我们的丑陋不再被揭发。

巴金走了，“文革纪念馆”或许成为永远的无法竣工的梦；柏杨走了，更多的人安然自在地成为酱缸蛆；

巴金走了，一个时代的真实被淹没；柏杨走了，更多的丑陋被继承并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

巴金走了，华夏文明丢了一份真实；柏杨走了，传统文化粉饰更多的丑陋。

巴金走了，我们少了面自我反省的镜子；柏杨走了，我们少了把自我觉悟的尺子。

巴金走了，我们缺了一个反思的深度；柏杨走了，我们缺了一个自省的高度。

巴金已死，柏杨已殁，敢问堂堂华夏，剩下“真人”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