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刚刚通过玄武门事变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遭遇了北方强大的东突厥汗国发动的一次奇袭。东突厥大可汗颉利和他的侄儿小可汗实利，统率十万大军挥师南下，直逼唐朝首都长安。东突厥大军驻扎在长安城外渭水以北，距长安城仅四十里，唐朝上下震恐。李世民无可奈何，只好孤注一掷，亲自到渭水便桥向颉利乞和，除了表示愿意继续臣服外，还答应增加进贡财物的数量，东突厥大军才撤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
 
　　这次事件对李世民震动很大，促使李世民决意要彻底铲除东突厥。渭水之盟后，李世民加紧了备战，甚至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三年后，李世民派大将李靖等人领兵十万分道北征。此前所向无敌的东突厥，竟被唐军一战击溃，颉利可汗被擒。东突厥的灭亡使西域诸蕃大为震骇，纷纷臣服唐朝，李世民从此赢得了“天可汗”的尊称。
 
　　“可汗”是西域诸蕃对部落首领的尊称。唐太宗李世民被诸蕃尊为“天可汗”，相当于捧他为“王中之王”。不过，“天可汗”只是一种荣誉称号，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诸蕃捧唐太宗为“天可汗”的目的，除了想依靠唐朝的力量来维护诸蕃之间的和平、仲裁诸蕃之间的争端外，最主要的意图还是讨好唐朝，希望唐朝不要侵犯其国。唐太宗册封诸蕃首领唐朝官衔，基本上也属于惺惺相惜，互相捧场。因此，“天可汗”的出笼，完全是由于西域诸蕃慑于唐朝的强势，不得不臣服唐朝，是小国与大国之间的一场政治游戏。
 
　　可是，现在一些研究者却从“天可汗”这一荣誉称号中，提炼甚至可以说是虚构出了一个跨国政治体系，称天可汗制度具有当今联合国的作用，只是联合国为会员制组织，天可汗制度则为首脑统帅制；还有人将其与当今世界上某些国家的战略同盟相提并论；更有人说唐太宗是以唐朝皇帝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维持胡风，又接受大唐官职，故将这个体系称之为“胡汉分治”、“双轨政制”、“一国两制”等等。这些观点显然都是夸大其词、牵强附会。
 
　　纵观这一时期的历史，不难发现“天可汗”游戏并没有给西域诸蕃带来和平，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当时西域主要有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西突厥等国。“天可汗”出笼于公元630年，可游戏没玩多久，这些藩国便先后依附他们当中势力最强的西突厥，并公然与唐朝为敌。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兵灭掉最先向唐朝发难的高昌国。公元644年，唐朝又派兵攻打疏远唐朝的焉耆国，生擒焉耆国王，然后另立一位新国王。但唐军刚撤退，西突厥便攻入焉耆，杀掉唐朝所立国王，再立老国王的族亲为国王。公元648年，唐朝又攻灭龟兹国，并再次占领焉耆国。于阗、疏勒两国迫于形势，只好乖乖向唐朝投降。唐朝政府于是在此设立安西都护府，统辖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公元657年，唐朝向西突厥发起总攻，西突厥灭亡，依附西突厥的其它小国全部被纳入唐朝版图。
 
　　从唐朝西征的历史可以看出，尊唐太宗为“天可汗”的西北诸蕃，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相继被唐朝灭亡。这种结局简直是对“天可汗”的莫大讽刺。即使真有一个天可汗体系存在，也与当今联合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背道而驰。唐朝与诸蕃之间由于缺乏最起码的信任从而导致对抗，与当今世界上的战略同盟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其实，从西域藩国背叛唐朝那一刻开始，“天可汗”这一荣誉称号的意义就已经荡然无存。都已经成了亡国死敌，怎么可能还把唐太宗当作“天可汗”。可一些研究者却无视这一事实，继续把这个绚丽堂皇但徒有虚名的高帽戴到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头上。有人还例举藩国曾与唐朝组成联军共同出战，来证明“天可汗”体系的存在。可是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历史上大国出征小国随征的的案例不胜枚举，如唐朝之前的隋朝，隋炀帝征高丽，西突厥、高昌等国也曾派兵随征。这种军事上的联合，并不能证明“天可汗”体系的存在。
 
　　有趣的是，尊唐太宗为“天可汗”的西北诸蕃统统亡了国，从来不称唐太宗为“天可汗”的西南藩国吐蕃、南诏反而活了下来，后来还成为唐朝最强劲对手。公元663年，吐蕃北攻西域，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东攻击巴蜀，占领了羌族居住的十二个唐朝边境州。公元763年，吐蕃军队甚至长驱直进，一度占领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当时的皇帝唐代宗怆惶出逃。在唐朝与吐蕃在一百多年的较量中，虽然各有胜负，但总的来说是吐蕃侵吞了唐朝大片疆土，唐朝被吐蕃折腾得焦头烂额。（文/谢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