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庸自小即才华横溢，中学根柢极好，而又通晓西学；走向社会后既关心现实政治，投身实际事务，而又有丰富感情和超越思考。他出身书香世家，从小饱读诗书，同时又有洋人家教，先是在南浔公学求学，闹罢学后又回到科举，两年内三科连捷，成为进士时还不满二十，但他不肯为官，而又到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回来后做过官员、律师、记者，被誉为“少年英杰”、“报界奇才”。
这可以说是一份让人非常羡慕的履历，他还很年轻，且其事业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各方拉拢，前程远大。然而，黄远庸在其“忏悔录”中却充满一种失败感和近乎绝望的情绪。显然，他心中所悬不是功利的标尺，而是精神的标尺。以功利视为左右逢源之幸运儿，以精神标准衡之，却可能是进退失据之困兽。
刊于1915年11月10号《东方杂志》的“忏悔录”几可看作是黄远庸的精神遗嘱。就像去年出版的杨绛《写在人生边上》，它一开始也是涉及到形神关系的问题，优先考虑的是人的形体死了是否还有灵魂，灵魂是否不朽？而另一个问题是，是否也有形体未死而灵魂已死的情形？这符合一个忏悔者的心境，因为他感到他在自己的活动中失去了精神的真宰，他必须拂去尘土，重拾灵魂。
当然，“所谓魂死者，形容之词耳。魂非真能死者也。”这里所谓的“魂死”实际是指道德意识的沉寂无声，指良心的死灭、精神追求的放弃。“吾之灵魂，实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犹若拦兽羁禽，腾跳奔突，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然而，“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于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从狱隙之中，稍冀须臾窥见天光。”
在黄远庸那里，这“天光”也暂时主要是内在的“良心”，或者说客观审视的“他人之眼”。籍此“天光”，“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而已。”然而，这巨大的痛苦是人的精神深化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人的“炼狱”。人的“灵魂必曾一度或数度被其躯壳所囚狱。若曰未曾，则其将来必入此牢狱。”而“入此牢狱”的结果大致有三种：“其一，则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复活。自此以后，永永堕落。……其二，则其灵魂日与躯壳奋战，永无和议之望。……憔悴忧伤，悲歌慷慨，甚乃自杀，或已早亡。……其三，则破狱而出，出魔入道，出死入生。此后或为圣贤，或为仙佛。即其不然，亦得为有道之君子，模范之市民。”而要想灵魂“破狱而出”，必须首先认识到“形为心狱”的事实，必须先经历一个内心“奔突叫号”的过程。
而既然有忏悔，有沉痛，就说明灵魂并没有全死。的确，这里的“天光”还不是超越的“光”，而主要是道德的精神，是伦理的“良心”，亦即“他人之眼”还不是“上帝之眼”。这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生活和个人精神生活究竟有何联系？政治和宗教信仰会有何种关联？海外曾经有一个说法，“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但另一个或可从基督教民族的道德实践中引申出来的问题无疑包含更广和更有意义：“人生的道德、价值、意义是否归根结底不能没有上帝？”上帝（或一种对超越存在的信仰）与民主的联系毕竟不如上帝与道德的联系紧密，或者说，信仰与某种政治理想的联系恰恰是通过彰显其中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来体现的。超越的存在可以为道德提供一种神圣的制裁、标准和动力，可以使道德圆满，使德行与幸福连接，使道德的善真正成为至善。而有信仰的人也是有信心、有原则的人，虽然这种信仰又常常是恰恰是通过不完全信任人本身的善来达成。
总之，这是一份20世纪初中国人的忏悔录，黄远庸或许是新时代深刻精神忏悔的第一人。他不像西方的忏悔录作者如奥古斯丁那样匍匐在地呼告上帝和深究原罪，也不像卢梭那样甚至有些自恋似地剖白和展览自身弱点。但它也已不是传统中国士人的自省录或功过格，它不仅有了新的时代内容，在惨痛和分裂的程度上也为过去中国的作品所不及。其时清廷已亡，共和方起，当时人或以为是一个大变动时代的结束，而从后人看来，那不过是一个大变动时代的开始。更大的血火和炼狱还在后面。这篇忏悔录的内容还主要是道德的反省，良心的挣扎。但我们已可看到对形神关系、灵魂不朽等根本人生问题的探究，对超越信仰的隐秘渴望。它也许没有跨过那一信仰的门槛，没有使用宗教的话语，却保留着与政治和人间社会的鲜活联系。
这也是20世纪少有的心灵剖白，是随后近百年中茕茕孑立的游魂。它没有影响到大众，甚至也很少影响到知识分子，偶尔的几个人，像梁漱溟，为其震动和痛惜之余而写“究元决疑论”。但这样的心灵是太少了。不久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狂风暴雨、内忧外患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直接行动和群众斗争的时代，于是，此后的中国，有多如雪片的，面对组织以求过关的“检讨书”，而再难见深刻自省、拷问自身灵魂黑暗的“忏悔录”，也许，这正是“后人可为前人哀，再后人复为后人哀”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