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讲一下伦理学中价值（value）与规范(norm)的区分，也是好（good）与正当(right)、目标与手段的区分。近代以来的伦理学特别强调价值和规范的区分，或者说目标和手段的区分。这个区分非同小可，决定了传统伦理学与现代伦理学的分野，使伦理学探讨重心从传统的探讨好、幸福、目的、善、德性，转移到探讨行为正当、义务、责任这样一些概念，主旨不再是讨论一个人生活的意义、目的，而是探讨应该怎么做。不管你想成为什么人，你应当怎么做，有些什么界限不能逾越。放到国家的范畴来说，就是不管你要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家的手段上必须有所约束。换言之，就是把对手段的考虑，放到更优先的地位。在一个目标多元的社会、文化多元的世界里，这个区分特别重要。你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多元世界里统一目标，但可以寻找在行为手段上的共识。

    其次，我们应注意，国际关系伦理具有一种特殊性。国际关系领域似乎是一个最不适合谈伦理的领域，但同时它的确又是一个最有必要讲伦理的领域。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乏道义境况实际上是互为因果，两者存在着深刻的相关性。在国际关系领域内要不要、或能不能讲伦理？讲道德会不会使自己处于一种弱势、被动的局面，尤其是对方不讲道德的情况下。的确有这种可能，国家这个主体不像一个人，但它影响人、影响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又非常之大。在国际领域里，道德相对主义最为盛行，完全的道德虚无主义都有可能。

虽然在国际领域很难讲伦理，但也不是全无这种可能性。在西周直到春秋早期，那么多小国林立，其中也有强国有弱国，几百年间大致相安无事，原因之一，我称之为那时还是“有辞”“有言”的，“有辞”就是要讲理，比如《春秋》记载过这样的情形：一个强国兵临城下，小国出来说，你不应该打我，你给我的罪名是不实的。如果强国觉得理由说不过，即使已兵临城下，最后也硬生生地撤回去了。“有言”，就是有舆论空间。一些小国的外交家很能干，他们很善于造成舆论空间保护自己的国家。

另外，我觉得不能对道德伦理有过高的理解，不能一讲伦理就以为是讲很高尚的东西：大公无私，君子风范，扶贫济弱，成为天下的道德楷模。理想主义必须在某种现实主义的前提下讨论。国家尤其如此。而且优先要讲规范，讲义务。尼布尔认为群体比个人更自私，千万不要认为群体很高尚，其实多少坏事是假“国家”“爱国”之名而行。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要以为个人谋杀是犯罪，而国家的杀戮就是光荣伟大。包括罗尔斯，拒绝把他的正义两原则推广到国际领域。其差别原则主张关怀最弱势的人，但他认为这在国家内部，或自由民族内部可以，但不一定能推广到国际领域。所以，从个人的伦理，到一个社会内部的伦理，再到国家之间的伦理，道德要求实际是一个递降的过程，但决不能没有道德的要求，而且这种道德仍然是纯粹的道德。

外交，是相对内政而言的。内外有别，从而引申出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外交伦理原则应从三个层面来考虑。第一，行为政策层面；第二，动机意图层面；第三，根本价值层面。第一，行为政策层面如果能真正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很理想了。第二，动机意图层面，我主张“顾及原则”，即国与国之间，你活也让别人活，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国责任更重。“弱国无外交”，期望强国和弱国、大国和小国都有在世界上的平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际是不可能的。但是责任应该和实力呈正比，大国、强国在这方面责任应当更重。“顾及”也意味着“顾忌”，要“顾及”他方生存，也就要“顾忌”自身行为。“顾及”原则要为一个国家的行为设下底线，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够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甚至即便是比较有理由的打击，有时也要考虑“投鼠忌器”。责任是应当和国家实力、权力成正比的。“顾及”或“顾忌”原则对大国就比对小国、对强国就比对弱国有更高的要求。掌握核武的大国、尤其是今天惟一的超级大国应当负起自己的责任，包括负起某种“道德代理人（moral agent）”的责任。如果它或它们不够负责，本国的人民和其他的国家就还要努力监督和敦促它们负起责任来。

行为政策、动机意图层面之后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统一个人和国家的最根本的道德——生命原则，也就是说不可杀戮，不能搞种族灭绝。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底线层面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确应当一律平等，即在生存权上一律平等，这与富强，发展，经济利益等等无关。

最后一点，目标约束与手段约束。目标一致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很难办到，其实连一个国家内部价值目标就很难统一，国与国之间就更难统一。然而，在本国的基本生存、富强的理念之上，还有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安全，有时候这两者之间也会发生矛盾。所以我主张以理想的高端价值为主导，以底线规范为基础，各个国家在基本规范的框架内，可以努力地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但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最大化。外交最主要目的还是和平共存，或者说避免战争。不是不要斗争，但是尽量避免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