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近代化和现代化

---------中日两国情况比较的的五个结论

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现代化是社会、经 济、政治体制的现代类型变迁过程。从文化的角度看，现代化内容大体上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在物质技术方面，现代化实质是上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农业文明国家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二是在制度方面，现代化是近代 资本主义兴起后，各个国家的封建专制社会 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三是在思想、意 识、观念上，现代化主要是一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改变过程。作为现代化前身的近代化，不是生产机械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意识形态自由化，即全面资本主义化。

   中日两国各自从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算 起，至今已经走过近百年的现代化道路，比较 两国现代化的异同，我们得出五个结论，

中国现代化缺乏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

现代化与近代化的关系，也就是现代化的真实起点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日 本的近代化是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获得民族独立的条件下进行的，基本上是一条独立， 自主的近代化路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运动进入近代社会，取得政权后再以政权之力推 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大经济政策，并在此过程中进行逐步逐级的民主改造，纰较迅速地完成了日本的近代化。与日本不同，中国始终处于不平等条约的“百人巨手“ 的束缚之下，缺乏资产阶级获得政权的根本性前提，不可能完成近代化的任务。因此，在 近代中国，一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二是发展资本主义，以实现近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们采取自上而下 的方式进行维新变法，企图实现中国近代化，是历史对康有为维新派的选择。

中国近代社会存在“明显的惰性”

鸦片战争以后，中日两国都面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的挑战。面对这两种挑 战，如何回应，直接关系到中日两国近代化的 命运与前途。

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的当轴和知识分子惊呼中国面临“千古变局”。日本朝野疾 呼“今清国大乱，难保何日不波及日本”,。当时在总理政务中的“老中”水野忠邦就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是为我国之戒”。为此德川政府正视现实，“察天下之时运与世界之情势”，一面加强国防，一面研究放开国禁政策。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率军舰开进江户。德川政府被迫“打破两个多世纪的传统而与美国缔结了美日亲善条约，开放了下田、函馆两港”。1858年幕府又陆续同美国、 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从此，日本向整个西方资本上义世界敞开国门。尽管日本的开国历程带有一些屈辱性，但却与中国不同。在“千古变局”面前， 清朝统治者中顽固派抱着“深闭固拒”的态度，对封建纲常名教虔诚膜拜，无限留恋，而 对“变局”麻木不仁，不思振作;投降派则“惟 发和夷为事”，甘当侵略者的附庸。这样，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无法避免大规模战 争的破坏，更没有摆脱割地赔款的厄运，从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此后统治旧中 ，旧中国国的历届政府，没有一个正视现实，积极寻求对策，迎接西方挑战。这就是费正清等人所说的，由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明显的惰性”，造成“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这种“回应不力”的原因都根植于中国内部，主要因素有封建社会结构与腐败的官僚政体。政府无能，内外战争频繁，封建主义的阻力等。

中国近代化受到旧的思想文化传统惰性 的严重束缚，表现为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 与日本截然不同。中国是消极的、被动的、无所作为的，日本是积极主动的；中国是一个惰 性十足的社会，日本则有不取决于外部冲击 ,而自我创新的能力。当魏源在《海国图志》全书总纲《筹海篇》中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上层表示支持的不超过十人。比魏源稍迟一个时期，日本的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中对西方的社会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彼文物制度颇有优于我处，乃隐怀移植之愿望”。当时，中国广大人民没有能力去接触世界，，封建统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对世界也懵然无知，而且冥顽不灵。而在日本则掀起了 所谓“洋学”运动，移植研究英、法、俄、德等西方国家的学术。在德川幕府完成开国历程后， 日本进一步做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选择，即 ‘“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并最终建立了 维新政权。在我国，洋务派每一个带有创置意义的举措，都曾招来“今之患者未有如侈谈洋 务之大者”的詈责。戊戌维新派倡导民权学 说，守旧派立即群起攻击，竟说“考之六经，从末闻弃旧如遗，悍然以开新为务者”。 孙中山初倡革命，被人视为乱臣贼子，“咒骂之声，不 绝干耳”。在传统惰性的氛围中，中国近代化 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关系，是 中日两国历史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

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天照大神为 始的皇统、国体观念、家族制度和歌道、荣道 和花道等为主要内容。但是，这些“国产”的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变异。作为单一民族的“大和”文化，从原始时期的“记纪神话” 起，就开始广泛融入东亚诸民族的文化以及 各种哲学观念。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儒 教、文字、文学和中国化了的佛学。这些文化 的影响时间可以说和日本的历史一样长，范围涉及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生活习俗等各 个方面，但并没有吞没日本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日本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形成了认同、尊崇外来文明的价值与功利以 及现实的拿来主义的价值观。因此，日本自古 以来很善于感受和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又有 保持自己文化的执著力，具有极为成熟的含混性和活跃性。近代日本的思想家们也曾设想出“东方的道路，西方的艺术”或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认识”的公式。但日本人很快认 识到所谓“文明本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用 它的科学技术文明”，“和魂洋才”，最终成为占 统治地位的思想。日本发生的“明治维新”，其 目标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作出全面的回 应。近代日本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颁布 《学制令》普及国民教育，同时“破旧来之陋 习，求新知于世界”，全面仿学作为西方文明 主体的政治、伦理、哲学，招聘外国顾问，重视  思想的变迁和生产力的发展，走上了一条不 同于中国性质的道路。

中国近代化是在“危亡之秋”开始启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领导的洋务 运动，谨守着“变器不变道”的原则，以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根本，以“富国强兵”为 目标，以“开铁矿，制船炮”为重点,从事军事、，经济、文化建设。洋务运动的特点，是通过“采 西学制洋器”的方式，通过“求强”、“求富”两个阶段，创办军事工业和民营工业。至19世 纪中叶，正当日本实行明治维新的时候，中国 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以清晰的语言集中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一再受挫后对待外来文化的总方略。所谓“体”，就是中 国固有的封建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为这种政治 体制服务的那一部分儒家思想和文化。所谓 “体”与“用”，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体”与“用”的矛 盾，实际上反映出在中西文化的接触冲突下， 文化变革由局部走向全面，开始突破“用”的 范围，触及“体””的根本。甲午战争,中国以泱 泱大国败于日本“蕞尔小国”，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根本的反思，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 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 的戊戌维新运动，突破了物质与精神分割的 “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势，第一次提出学习西 方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制度的近代化纲领 和措施。康有为的文化影响，主要在于力图完 成儒学从中古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变，他以进 化论的某些思想观点，从儒学今文经学的“三统说”、“三世说”汲取“微言大义”，希望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变儒学为宗教。但是，儒学宗教化既违背儒学的本旨，也与近代社会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不相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全面否定了古老文明的政治秩序，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以民权理论取代“天命论”， 启迪民族意识的觉醒，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为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 的旗帜，以强烈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色彩，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作出新的评价，对儒 学思想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它亦有时 机代局限性，但无疑是2 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从上述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结构与 文化观念的嬗变是极为不同的。日本在近代 与现代的对外学习中，固有文明本质属性并 末改变，依旧以其传统文明特色，步入现代社 会。换言之，在深层次上，日本的家族主义、神道、天皇制乃至武战士道所规定的本土文化的 特征与内涵大体相同。日本人通过传统价值 观和制度接受西方文明，通过家长式监督和 大家庭式商业结构接受资本主义生产;通过 传统忠诚和互让精神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通 过儒家考试传统接受当代的教育体系。总之， 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观、家庭观和祖先崇拜，数百年间决定着日本人的精神氛围。近 代中国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被迫走向现代化 的。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4) 里，曾清晰地概括了近代户国文化结构变革的三步曲，即由器用西化、制度西化到全盘西 化的曲折历程。所幸的是，“五四”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真正觉醒， 从更深广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上说，此后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所蕴含 的另一层可以表述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交融与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移植，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转换过程。

儒学文化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目标相悖的

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如 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问题。现代 ㈣日本的兴盛和现代新儒学的崛起，似乎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资源，具有现代意 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中确实有儒家根源。然而，日本的经济起飞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历 史原因，儒家文化不是构成其现代化发展的 动力因素。日本历史的转折点是两次大规模 的“西化”，即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和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下被迫民主化。它 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框架基本上来自西 方的现代科学、民主观念和社会准则。至于儒 家伦理在日本企业管理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在这些国家现代企业制度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一点如日本著名商人、思想家涩沚荣一所说，日本资本主义是“《论语》加 算盘”的资本主义，与欧美“基督教资本主义” 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又因为日本保留传统负面因素太多，国民的民主权利在天皇制下受到限制，特别是在30年代以后，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横行，并一再发动侵略战争，最后以战败告终。以日本为根据，企图从肯定儒家资本 主义的意义上去认同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

百年来，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步履维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科学”、“民主”等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冲突绵延不绝。辛亥革命后，我国 虽然结束了形式上的封建帝制，推翻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但却未能告别儒家传统，走出中 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就是批判儒家的文化糟粕。陈独秀明确指出孔予不适合现代生活，鲁迅高度称赞中国的脊梁，胡适满饱着兴趣评价悠久的中国文化的种种经历，表 明了“五四”思想领袖对中国文化所持的态度是一种扬弃的精神。时至今日，历史赋予“五四”新文化的启蒙重任并没有彻底完成。中国现代化遭受到的种种阻力，从文化角度看，有不少来自于儒家思想的消极面。比如，长官意志，个人崇拜、平均主义等等都是旧文化的变态形态 ，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的“过渡”时 期，还存在小农意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冲突、 封建意识与民主政治的冲突、封闭保守意识与改革开放意识的冲突、道德人本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冲突。现代新儒家不真切了解 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试图在儒学经书中发 掘传统，以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对 儒学作逻辑论证和改造，却根本不能提出解 决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科学思想。

中国现代化不存在复兴儒学的问题，出 路在于，走上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之路。 当马列上义在“五四”时期刚刚传播开来时， 它自身的确存在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情 不相协调的因素:唯物史观与传统的“圣人史 观”是不合拍的；以矛盾斗争为核心的辩证法  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庸调和”的方法论也是格格不入的;以工业无产阶级为主导力 量的城市起义的革命方式，在中国这一落后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同样感到陌生。总之，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科 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结晶或最高成就， 这种文化的特质恰恰是在上千年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巾积淀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别缺乏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列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用新的时代精神整合、扬弃、变异、 创新原玺社会中的旧传统文化，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并能满足现代化社会的新文化。这 就是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中所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 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那种以儒家思想为立国之本的主张，拒斥马列主义， 到阻碍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封建思想宝库 里寻找精神武器，显然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趋势相悖的。

建设当代中国现代化必须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莫不受到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中日两国也不例外。日本在漫 长的文化发展中，积累而成“大和”精神，“好学不倦、教育立国”的儒家社会传统，勤俭之 道和以“性本善”为出发点的人情化管理。这 些意识、观念、情感等因素，在日本人的精神 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是体现大和民族发展方向和活力的文化精髓，也是儒教资本主义的主导精神。不理解这些日本的民族精神，就无 法理解日本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它至今 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传统儒学 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有着不同 于世界文化的独特魅力。简言之就是它的民  族精神。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主导 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积淀，世代相传、不 断发展的一种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它包括民族的信念与追求，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中华民族精神在于它的时代性、包容性和内理性色彩。因此，它亘古能绵长，历久能弥新。 古典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积极向上、永不停止，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百折不挠的的开拓精神、完善自我的迸取精神和勤劳 节俭的美德。厚德载物，是重视道德人格价值，崇尚气节，珍视情操。现代中华民族精神 融合古典民族精神的精粹和“五四”之后的革 命文化，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以及竞争意识、改革开放意识、法制道德意识、自由平等意识和公 平公正意识。中华民族精神是弘扬民族文化 宝传统，提高国民素质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善于用时代精神构建它，以充分发挥民族精神的模塑作用，铸造国民灵魂。

如何处理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比较中日两国现代化异同必须回答的 问题，也是中国进入21世纪大发展必须回答好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列 ￡义同中国实际、包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的时代精神之精华，是中国的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将取得决定性成功和巨大影响的理论基础。可以预计，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将在当代中国现代化中再造辉煌。

   （本文首发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费小组主办、张岱年先生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六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