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拥军
个性化施政，其实很普遍
领导施政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这成为官员舆论报道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由于现行权力运行体制从来是一个尽显“一把手”个性色彩的体制，集中而很少限制的权力，使得不同的权力部门（包括监督制约部门）类似于“一把手”延长的手臂。因而，一个地区一把手的行事作风就是那个地区官员的行事作风，一把手的性格特征就是那个地区权力机构的性格特征，也就不是个别特殊的现象，而是普遍一般的现象了。我在基层单位担任过类似一把手的角色，对此深有感触。一个好喝酒的一把手，会把一个单位带的酒风盛行，吃喝普遍，以酒桌上的表现论英雄选人才的现象也会多起来，反之则相反。
现在一些官员施政看似没有个性，其实是善于依潜规则行事，尽量不表露个性罢了。正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上不下，中游行事，因而不显山露水。有句话叫做“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套用过来就是：官员没有个性就是其个性。只是这样的个性及其施政表现，绝大多数上不了报纸新闻，成不了时评作家指点评论的对象。
如果一个主管官员拥有强烈的事业心，想干好一些事，想办成几件事，在现实的体制下，每每需要采用超乎常规、符合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人与所管理对象实际的行为措施，即所谓个性化的行为措施，这样就会显山露水，引起舆论和记者的高度关注。因为不合常规的施政行为、作法往往具有新闻性，具有吸引读者的看点。如此，吕日周、陈光、仇和这样的主管官员及其事迹，就成为各路报刊记者争相报道评论的对象。
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采用了极具个性色彩的超越常规的手段和作法来实现自己的施政理想与施政目标。至于他们的实际业绩如何，功过是非怎样，则是一个任人评说、需要时间检验，也需要理性的分析探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大题目。
动机良好的超常规施政应得到理解
只是有几点应该肯定：这就是，一、现行的体制下或者说在时下的官场，大胆干事业，勇于追求自己的施政理想，用富有自身特色和本地实际的作风做法行事，不计较人们一时的非议，相信自有公论，相信社会终有公正的评价，这种敢闯敢冒的干部及其精神，还是应该肯定和应该支持的。因为离开了这样个性的干部和这样的敢创敢冒精神，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秘密协议就没有人敢组织签订，第一个经济特区的就不可能开，第一个乡镇领导直选这样的事就不可能做。
二、大胆闯大胆干不是胡乱干，领导行事用权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这是我们的评论家经常强调的。然而所谓“法定程序”，在今天的权力体制下，就是领导干部办事用权的一般做法和规矩。在新旧体制并存且不少新的体制尚在各级领导者手中创建的今天，抽象的程序合理性是不存在的。即使国际公认的法定程序，在我们这里因为有特殊的原因和特定的施政目标，也不能教条式的搬用。实质公正与动机合理性在我们今天环境下需要特别强调。因为，如果我们评论者、观察家不看改革者、施政者的目的追求与良苦用心，不考虑他们面临的特定环境与实际情况。只是一味的用放大镜去检查改革者实践者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文件的规定，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那么，这样的报纸评论与舆论评判，将会把一切拥有个性、希望干一番事业的领导者打倒。如果我们当年就用党纪法规来评价小岗村村长组织村民签订大包干合同的做法，用科学的决策程序看待建立首个经济特区的决策，用是不是违反组织原则来看待四川步云乡的乡镇领导直选，这些事情，没有一个是可办的或者说是正确的。
三、在今天，对待公众反映和社会舆论的态度，是一个体现开明的政治观念是否被认同、符合时代的价值观念是否在各级领导干部心中确立的大问题。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带头做出“欢迎负面报道”这一超乎寻常的宣言，云南省委更是将舆论批评报道作为干部问责的依据之一，力图在舆论与现实政治互动方面建立有效的机制。这是符合时代潮流，深受群众欢迎的明智之举，理应受到社会的肯定。虽然仇和与云南省委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不合常规的，但他们的做法和价值取向的正确性不容置疑。在一些地方领导者面对小小的短信和几句议论时政的跟帖，或者一篇可能给自己形象带来几丝负面影响的舆论报道，就大动肝火，就不惜动用公检法机关抓人、关人的背景下，欢迎负面报道的领导表态和认真对待舆论批评的省委文件就是积极和难能可贵的，前后两者在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上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仅此一点，仇和书记的讲话乃至云南省委的做法，就是值得新闻界赞赏和各地区学习的。
公布主管领导的电话系开明之举
至于说仇和书记令下属部门领导公开电话号码，接听群众反映及意见，这更是一个看似不切实际，事实却抓住了问题症结的方向正确的开明政治举动。现在群众意见为什么这么多，互联网为何成了一些普通百姓申诉冤情表达意见的重要平台，就是因为我们行政工作中的许多细小失误，许多不起眼的违法违纪现象、不合理现像，老百姓遇到了、看到了，想反映和提出意见，却苦于没有便捷的通道。既有的情况反映部门如信访等等，不是程序复杂就是效率低下，或者就是反映者建议者需要付出的精力、成本太大。如果各地区各部门有一个群众联系领导的方便渠道，各部门主管领导有一个接收群众意见和建议的便捷通道，既可以为领导评价所属部门、人员的工作提供有效平台，也可以为领导的监督管理提供方便的途径，这有何不好呢？
当然，这种方式肯定会有副作用，比如它会增加领导干部的负担，比如会让领导费心劳神、耽误时间等等，但这都是有办法克服的非原则问题。群众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的电话过多，由秘书代为接听或由办公室整理上报亦无不可；提建议和反映问题的群众电话不多，领导接听一下又未尝不可。将接听群众电话的时间放在某个确定的时段同样不违背原则。关键是我们领导干部怎样看待这个形式，通过这个形式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如果我们的干部冷静下来想一想：越级反映问题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一个小小的问题人们何以要反复找领导，群众反映的主要是些什么问题、谁的问题。认真分析研究之后，费些气力予以干预解决，群众越级告状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我们工作的群众满意度便会大大提高。
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是否愿意联系群众，是否希望倾听群众呼声的问题。联想到原山西省长于幼军总结黑砖窑事件的认识：“黑砖窑”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和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及时作出正确的回应。在“黑砖窑”事件过程中，于省长一直高度关注网上的反应。他说，“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都不重视网络。”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网络的议论纷纷和大量反映，即使是在那样一个目标指向明确、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的舆论氛围下，相关方面的信息，对于当事的地方官员不要说耳旁风，一些人连看都没有看一眼，或者说丝毫没有进到某些负责官员的眼睛与耳朵里。反之，如果我们各部门主管官员，不仅注意报纸和互联网上的批评报道，而且重视并听取每一个普通百姓打来的电话，聆听他们的意见呼声批评抱怨，类似黑砖窑这样给党和政府、人民群众带来极大危害和恶劣影响的事情，就有可能避免，至少危害的程度有可能减轻。
参考资料：
[1]新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一一走访市委各个办公室了解情况。同时召开多个座谈会，请各个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看看我们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12月28日中新网）
[2] 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规定：“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时，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建立了“每日要情报告制度”，重要的媒体监督内容将作为“要情”呈报给相关领导直至省长。从3月1日起，云南省还将施行《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明确提出媒体监督是问责行政首长的依据之一。（见新京报《制度化舆论监督是大势所趋》，作者杨耕身，2008-2-11，转引自互联网）
[3]在我等细民百姓看来，官员到了一定级别就变得比较神秘，不但一睹真容近乎不可能，就连其电话也是一号难求。某次，本人有一私人文件须本市一局级单位的一把手的宝贵签字。知道此事有些难度，因此先在网上查贵局长的电话号码，想事先沟通一下，结果只查到局长办公室的号码。上门办事，费了些周折，接待人员才不情愿地让我先把需要签字的文件留下回去等消息，他们要向局长办公室打报告处理此事。回家焦急地等了几日，终于接到电话，局长签字了！谢天谢地，再迟两天，我那段日子一直忙的某件事情就前功尽弃了。
昆明的老百姓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心里可能会稍微安稳一些，因为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职务分工情况。一时昆明纸贵，报纸被市民抢购一空。虽然老百姓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一个电话就能完全解决，但至少，多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渠道，而且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有了这个渠道，老百姓办事可能就少跑冤枉路，少花冤枉钱，也少看很多脸色。
多少年来，官民隔膜甚矣。老百姓倒是都认识领导，因为现在的领导爱上电视。但要蒙领导“亲切接见”，其难度可与蜀道之难相媲。突然之间，领导的电话号码尽在一份报纸上，难怪报纸要脱销了。此举虽然意外甚至让人有点受宠若惊，但仔细想来，却是党政机关份内之事。从老理上讲，不是一直都说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吗？人民怎么能够连自己“仆人”的电话都不知道呢？从新道理来说，党政机关是公共服务机关，首要职能就是服务，公众当然也有理由知道服务机关、服务人员的电话号码。（见《我对公布官员办公电话持谨慎欢迎》老诌加帖在 原创评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4]于幼军认为，“黑砖窑”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和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及时作出正确的回应。在“黑砖窑”事件过程中，于幼军一直高度关注网上的反应。“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都不重视网络。”（见《于幼军：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互联网民意表达》 ——黄河新闻网2007年07月31日，记者 张艳霞）
[5]新一期《南风窗》杂志讲了一个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动的故事。2003年8月，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进行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党委书记和镇长直选，副镇长和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但改革很快夭折了，改革的倡导者、时任坪坝镇党委书记的魏胜多被免职和“双规”15天……说魏胜多触犯了现行规则，是处理他的一个借口，但处理得那么狠，则是因为魏胜多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魏胜多在谈自己的感受时说：“用他们（指当时的某些上级领导）的话说，我前进一步是先进，前进两步就是先烈，前进三步、四步就没人敢说这是好的了。”（见南方都市报《不该这样对待改革者》一文，作者党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