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本质、国家职能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过去的一年里愈演愈烈，《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80余岁高龄的老一辈中共党员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与中国的前途》（下文简称《前途》）一文，在理论界引起了重大震荡，对于谁是修正主义者，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突然变得无以言对。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是修正主义者？如此震撼的问题竟然在谢韬先生的文章中给出了更为震撼的肯定答复。谢老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胡风的朋友和助手，建国后遭受过不少打击，无论他是否因此而对毛泽东抱有成见，但《前途》所持的理性精神和严谨学风至少会让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做更深刻的思索和反省。
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我想结合马克思经典著作选取国家观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891年晚年的恩格斯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集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书中写道：“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为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相分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按照传统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解读，认为国家是阶级社会中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其本质是阶级统治。因此，“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在实行阶级统治的同时，国家也必须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但是形式上却表现为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
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国家本质就仅仅是阶级统治。“国家的本质是阶级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是相互依存的。”[1]郭小聪的这种表述或许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特别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国家职能的扩张和转变，更是反映了国家本质的某些变化。
国家职能就是国家本质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国家活动的总方向、基本使命，是指全部国家机器的基本职责和整体功能。在现实性上，国家职能体现为具体的国家统治和管理的事务。按照行使领域，国家职能可以划分为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国家的内部职能主要是实行社会控制，以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外部职能主要是防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而外部职能是内部职能的延伸，综合来看，国家职能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制度创新职能和思想文化职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一个中心就是国家的经济职能，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就是政治职能，改革开放是制度创新职能，当然这三项职能的履行都离不开国家的思想文化职能。
国家的各项职能虽然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的侧重点却不同。在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欧洲革命风起云涌，各国政局动荡，各国统治者处心积虑而又惴惴不安的就是如何抵挡住反对者的攻击，保住政权。因此基于历史研究的马克思对于国家的认识也很难超越时代，自然得出政治统治为主、社会管理为辅的认识。正如他不可能得知21世纪人们的基本需求是手机和电脑一样，他也很难设想100年后的国家是怎样的形态，国家使命又是什么。马克思不是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在于它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在于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出发考察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和平竞赛，国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的盛衰不是由国家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显现。国家的强大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哪一个国家实行了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哪一个国家就更加强大。因此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二战以后的国家其主要使命就是发展，其主要职能就是经济职能和制度创新职能。但中国却长时间困扰在“捍卫国家本质”的阶级斗争中，始终强调国家的阶级性而忽略了国家的公共性，直到邓小平力主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职能才得以成为中国的“一个中心”。
但正如谢韬先生所说的一样，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搁置争议的情况下埋头向前，主政者掌握着领导权却没有话语权，充斥于理论界和思想界的仍然是几十年不变的国家观和阶级观，国家本质仍然是阶级统治，全然无视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其成员构成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理论界的滞后反应在新闻媒体的面前更是暴露无遗，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将2007年的年度人物送给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叫“有产者”；再让我们来深刻地思考一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试问各位，从这些代表中，我们看到了多少阶级色彩？
恩格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我们不去讨论恩格斯是否放弃了最终的共产主义理想，但马克思主义者一定是不断发展论者的，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阶级、政党和国家又怎么能不发展变化呢？而发展又怎么能有尽头呢？矛盾又怎么能最终消灭呢？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难题，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国家又怎么能不变或者消亡呢？恩格斯坦白承认了对未来的不可预知，所以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自我解释，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逐步淡化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更加关注国家利益和民众生活，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当下的中国逐渐退出了公民私域的控制，但不能就此认为国家职能的弱化，相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国家一改不作为的习惯，在构建和谐社会、组织经济建设、推行民主法制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国家的首要追求是安定富强，民众的首要追求是健康富有，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的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这从根本上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荒谬逻辑。国家职能侧重点的变化反映了掌权者对于国家本质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即国家不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人反对和镇压另一些人的工具，而是更多人的代表号召全体民众共同建设家园、抵御危险的联合体。可是我们能否说国家职能的变化改变了国家本质呢？恐怕不能。但我们必须从改变国家职能入手，最终改变民众对于国家的认识。可以想象，民众很难认可自己的国家仅仅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越来越理性的民众也不可能再凝聚到一个弥漫着阶级斗争和统治镇压的国家周围，所以国家形象的改变首先是在民众心中形象的改变，改变的途径就是强调国家职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性，使“神秘的衙门”、“战争的发起者”、“统治一切的天”和“少数人垄断的权力”这些标签留给历史，新的国家是服务型政府，是社会和自然发展的推进者，不干涉私人领域，是可以批评的，是多数人参与的权力。
总体而言，国家职能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发展的趋势，国家职能的扩张表明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尤其在中国。但是国家职能的变化并不会改变中国的真实的国家性质，反而有利于民众对于这种真实状态的理解和认同。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腐而不朽”，正在于国家职能转变的一小步往往带动公民所持的国家观改善的一大步。当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只增不减时，国家怎会轻易腐朽呢？西方国家成功地淡化了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彰显了民主、自由，加强了服务和福利，从而降低了公民对于国家的恐惧和怀疑。
当代中国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走得更远，又不被马克思主义所囿同时吸收更多的优秀的思想和文化。中国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以科学发展来构建和谐社会，再具体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2]中国的国家使命具体而实际，不是最终目标但也不偏离共产主义理想。所以中国不能保证什么终极目的，但却应该保证始终的进步。
谢韬先生在《前途》一文中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果我们理解了谢韬先生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何物时，我们也就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他说，“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保障制度。”比照中国现状，我们国家事实上正在此路上前行。
抛开“国家本质”、“国家职能”、“民主社会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这些简单的称谓，更多的关注背后的真实含义，就会少了很多的争执，才能踏踏实实的每天进步。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3、郭小聪：论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
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过去的一年里愈演愈烈，《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80余岁高龄的老一辈中共党员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与中国的前途》（下文简称《前途》）一文，在理论界引起了重大震荡，对于谁是修正主义者，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突然变得无以言对。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是修正主义者？如此震撼的问题竟然在谢韬先生的文章中给出了更为震撼的肯定答复。谢老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胡风的朋友和助手，建国后遭受过不少打击，无论他是否因此而对毛泽东抱有成见，但《前途》所持的理性精神和严谨学风至少会让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做更深刻的思索和反省。
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我想结合马克思经典著作选取国家观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891年晚年的恩格斯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集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书中写道：“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为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相分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按照传统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解读，认为国家是阶级社会中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其本质是阶级统治。因此，“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在实行阶级统治的同时，国家也必须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但是形式上却表现为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
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国家本质就仅仅是阶级统治。“国家的本质是阶级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是相互依存的。”[1]郭小聪的这种表述或许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特别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国家职能的扩张和转变，更是反映了国家本质的某些变化。
国家职能就是国家本质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国家活动的总方向、基本使命，是指全部国家机器的基本职责和整体功能。在现实性上，国家职能体现为具体的国家统治和管理的事务。按照行使领域，国家职能可以划分为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国家的内部职能主要是实行社会控制，以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外部职能主要是防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而外部职能是内部职能的延伸，综合来看，国家职能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制度创新职能和思想文化职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一个中心就是国家的经济职能，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就是政治职能，改革开放是制度创新职能，当然这三项职能的履行都离不开国家的思想文化职能。
国家的各项职能虽然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的侧重点却不同。在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欧洲革命风起云涌，各国政局动荡，各国统治者处心积虑而又惴惴不安的就是如何抵挡住反对者的攻击，保住政权。因此基于历史研究的马克思对于国家的认识也很难超越时代，自然得出政治统治为主、社会管理为辅的认识。正如他不可能得知21世纪人们的基本需求是手机和电脑一样，他也很难设想100年后的国家是怎样的形态，国家使命又是什么。马克思不是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在于它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在于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出发考察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和平竞赛，国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的盛衰不是由国家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显现。国家的强大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哪一个国家实行了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哪一个国家就更加强大。因此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二战以后的国家其主要使命就是发展，其主要职能就是经济职能和制度创新职能。但中国却长时间困扰在“捍卫国家本质”的阶级斗争中，始终强调国家的阶级性而忽略了国家的公共性，直到邓小平力主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职能才得以成为中国的“一个中心”。
但正如谢韬先生所说的一样，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搁置争议的情况下埋头向前，主政者掌握着领导权却没有话语权，充斥于理论界和思想界的仍然是几十年不变的国家观和阶级观，国家本质仍然是阶级统治，全然无视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其成员构成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理论界的滞后反应在新闻媒体的面前更是暴露无遗，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将2007年的年度人物送给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叫“有产者”；再让我们来深刻地思考一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试问各位，从这些代表中，我们看到了多少阶级色彩？
恩格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我们不去讨论恩格斯是否放弃了最终的共产主义理想，但马克思主义者一定是不断发展论者的，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阶级、政党和国家又怎么能不发展变化呢？而发展又怎么能有尽头呢？矛盾又怎么能最终消灭呢？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难题，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国家又怎么能不变或者消亡呢？恩格斯坦白承认了对未来的不可预知，所以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自我解释，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逐步淡化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更加关注国家利益和民众生活，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当下的中国逐渐退出了公民私域的控制，但不能就此认为国家职能的弱化，相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国家一改不作为的习惯，在构建和谐社会、组织经济建设、推行民主法制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国家的首要追求是安定富强，民众的首要追求是健康富有，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的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这从根本上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荒谬逻辑。国家职能侧重点的变化反映了掌权者对于国家本质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即国家不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人反对和镇压另一些人的工具，而是更多人的代表号召全体民众共同建设家园、抵御危险的联合体。可是我们能否说国家职能的变化改变了国家本质呢？恐怕不能。但我们必须从改变国家职能入手，最终改变民众对于国家的认识。可以想象，民众很难认可自己的国家仅仅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越来越理性的民众也不可能再凝聚到一个弥漫着阶级斗争和统治镇压的国家周围，所以国家形象的改变首先是在民众心中形象的改变，改变的途径就是强调国家职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性，使“神秘的衙门”、“战争的发起者”、“统治一切的天”和“少数人垄断的权力”这些标签留给历史，新的国家是服务型政府，是社会和自然发展的推进者，不干涉私人领域，是可以批评的，是多数人参与的权力。
总体而言，国家职能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发展的趋势，国家职能的扩张表明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尤其在中国。但是国家职能的变化并不会改变中国的真实的国家性质，反而有利于民众对于这种真实状态的理解和认同。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腐而不朽”，正在于国家职能转变的一小步往往带动公民所持的国家观改善的一大步。当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只增不减时，国家怎会轻易腐朽呢？西方国家成功地淡化了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彰显了民主、自由，加强了服务和福利，从而降低了公民对于国家的恐惧和怀疑。
当代中国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走得更远，又不被马克思主义所囿同时吸收更多的优秀的思想和文化。中国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以科学发展来构建和谐社会，再具体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2]中国的国家使命具体而实际，不是最终目标但也不偏离共产主义理想。所以中国不能保证什么终极目的，但却应该保证始终的进步。
谢韬先生在《前途》一文中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果我们理解了谢韬先生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何物时，我们也就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他说，“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保障制度。”比照中国现状，我们国家事实上正在此路上前行。
抛开“国家本质”、“国家职能”、“民主社会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这些简单的称谓，更多的关注背后的真实含义，就会少了很多的争执，才能踏踏实实的每天进步。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3、郭小聪：论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