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票证”潜藏着“体制复归”的危险
廖保平
粮、油、肉等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给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增加了压力。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在物价显著上涨时期，应恢复使用粮票、油票、肉票供给制度，以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必需品供应和人民基本生活消费的需要，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1月16日《新快报》）
在物质及其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凭票供应是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必需品供应和人民基本生消费的必要。试想，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如果不实行这样一种供给制度，很多人可能没有“粥”喝，面临生存之虞。票证是计划经济与物质及其匮乏和落后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艰难历史时期的见证。
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了，既不是物质的极度匮乏，而是物质的相对丰富，更不是计划经济时代，而是市场经济时期。目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过快，部分产品价格偏高，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生活压力增大，需要提高人民保障水平来缓和物价上涨的带来压力，不存在总量严重不足，需要限额供应的问题。
假如恢复票证，可能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比如使用票价怎么确定，由谁确定？发给谁，又不发给谁？计划价与市场价如何转换？会不会出现倒卖盗卖扰乱市场的行为？会不会人为地制造新的垄断？等等。如果都能解决，这等于从市场经济一下又回到计划了么？这种用一种过时的办法来解决新冒来的问题，不光是不懂基本的经济常识，也不光是不能“与时俱进”，而是开历史的倒车，潜藏着“体制复归”的苗头与危险。
经济体制向计划性、政府强力主导性的回归，称为体制复归。学者杨涛先生指出，近年来的体制复归有三种迹象，一是财政收支规模的不断扩张，在经历了1994年的低点后，2006年政府预算内外资金总额恐怕已接近了1978年约31%的水平。同时有迹象表明，财政管理体制背离了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结合的原则，向“统收统支”的旧体制复归。二是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模式，也越来越依赖传统的计划和行政政策。三是政府机构改革难以走出低效率重复的怪圈，有走回头路的可能。
显然，从为一碗牛肉面限价，到恢复使用粮票、油票、肉票供给制度，就属于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模式，越来越依赖传统的计划和行政政策的个案表现。我们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事实证明，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中国30经济奇迹。可是近些年，在具体的调控管理中，往往强调行政化的干预要比强调市场化调节的呼声更高。而政府部门有时候也巴不得这样要求，因为这样就可以就权力收回，为寻租埋下伏笔，成为体制性复归的巨大动力。
笔者以为，中国经济当前的最大挑战，可能并不是一时的物价上涨，也可能并不是经济过热（当然过快过热都需要防止），而在于某些地方和部门打着宏观调控的旗号，让干预体制复归，在于政府的直接干预行为导致市场机制的扭曲。因为，体制复归本质上是人为地违反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这恐怕是对我们竭力要建立健的全市场经济的伤害。
回头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时至今日，恢复票证这样的说法居然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冒出来，说明有些人脑子里那一只往回拽的手多么有力！这只手的用心可能是良苦的，但却是十分危险的。相反，如果我们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防止体制复归，单是压缩公务和行政支出，就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人民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人民应对物价上涨也会从容许多，这才是我们思考的方向。